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这部书名叫《说苑》，它是西汉刘向主持校理皇家图书期间编成的一部历史故事集。
那么，刘向为什么要编《说苑》这部书呢？《汉书·楚元王传》说：“及采传记行事，著《新序》《说苑》凡五十篇奏之。数上疏言得失，陈法戒。书数十上，以助观览，补遗阙。”明代张溥在《百三家集题辞》中认为，刘向是“鉴往古而著《新序》《说苑》，其书皆非无为而作也”。清代朱一新在《无邪堂答问》中说刘向作《新序》《说苑》，“冀以感悟时君，取足达意而止”。“言得失，陈法戒”“助观览，补遗阙”“非无为而作”“冀以感悟时君”等语，说明刘向编撰《说苑》旨在以古鉴今，是把它作为“谏书”来看待和使用的。
应该指出，以著述当“谏书”的心态刘向早已有之，到编《说苑》时达到了极致。此种心态与刘向的政治理想及政治人格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中国古代有识之士的一个最大特点在于他们都追求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都代表着各自时代的“社会良心”，而这种“社会良心”所体现出的精神，正是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为了实现这种理想，他们不惜舍弃自己的家，舍弃自己的亲人，甚至舍弃自己的生命，他们始终为自己的理想进行不懈的努力。
在这个背景下，有学者指出，“汉代文人生活在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普遍具有朝气蓬勃的进取精神，怀着强烈的建功立业的愿望，他们追求人生的不朽，希望能够青史留名。汉代文人贵于名行，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他们可以忍辱负重，赴汤蹈火，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刘向是楚元王刘交的四世孙，历经昭、宣、元、成四代。史书记载，西汉政治“衰于元、成，坏于哀、平”，刘向的汉室宗亲身份及其所处的特殊历史环境，使其具有强烈的挽救汉室危亡的愿望，并希望自己能有所作为。可以说，他对自己在政治生活中应当扮演的角色，以及所处的位置和应有的责任感有着清醒的认识，于是在行为的选择上总是能够坚持己见、始终如一，保持着政治志向与政治态度的一贯性。刘向给皇帝上的奏折，及其编纂的历史典籍，无不渗透着他的政治志向。
正是由于《说苑》旨在鉴古知今，所以后世对这部书很重视。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肯定《说苑》和先秦诸子一样，是承“万古之上”，启“千载之下”，而万古长存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明太祖朱元璋下诏颁发《说苑》，要求学校老师对学生讲读这部书。
可惜的是，刘向所编的《说苑》到宋代时已经散佚。宋代王尧臣、王洙、欧阳修等编撰的《崇文总目》，记录《说苑》“今存者五篇，余皆亡”。后来，曾巩编校史馆的书籍，经过搜集整理，才将《说苑》重新搜集整理为二十卷。关于这一点，曾巩在《说苑序》中说得很明白：“刘向所序《说苑》二十篇。《崇文总目》云：‘今存者五篇，余皆亡。’臣从士大夫间得之者十有五篇，与旧为二十篇，正其脱谬，疑者阙之，而叙其篇目。”
不过，曾巩所辑的《说苑》，虽然补足了二十卷的数目，但内容尚不完整。后来又经搜集，散佚的《说苑》才基本恢复了原貌。
《说苑》全书二十卷，每卷有一个标题，下摄数十章。第一章是总论，后面各章分别从不同角度体现本卷的主旨。
从全书的编排上看，经世致用的目的十分明显。第一、二卷为“君道”“臣术”，说明刘向看到了君王和大臣在国家事务中的核心地位。后面十八卷，分别从不同的方面对国家政治进行了阐述，这十八个方面基本涵盖了国家政事的所有方面，可以看作是治国的纲领。
《说苑》体现了儒家的治国思想，但也兼有道、墨、法家的主张，涉及到忠君爱臣、敬天保民、尊贤斥佞、知恩图报、奖功罚罪、加强修养、不辱使命、修文尚乐、戒奢崇俭等多个方面，内容十分丰富。
《说苑》不仅在思想内容方面有重要价值，在表现形式上也有特点。
第一，以历史故事为主，杂以议论，使历史故事既有生动性，又有明确的主旨和主题，从而将叙事和议论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比如《君道》首章中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但通过晋平公和师旷的一问一答，将为君的根本道理讲得很清楚，也很透彻。更要指出的是，其中所言“人君之道”，不仅仅是首章的主旨，也是其后各章故事的宗旨，可见其叙事与议论之间有机结合的巧妙构思。
第二，故事篇幅虽然短小，但表现手法多样，呈现出千姿百态的艺术形象。一般来说，《说苑》中的每篇都没有故事发生的明确时间或地点，只有简单的叙述和人物对话，人物也往往只有姓名，性格近于白描，但表现手法却有着体制短小而富于变化的特点。有的全是对话，在对话中展开故事情节，表现人物，揭示主题，比如《建本》中“晋平公问于师旷曰：‘吾年七十，欲学，恐已暮矣’”这一章。有的是要言不烦地叙述，在叙述中勾勒人物的神态，透露人物的内心世界，逼真而传神，比如《立节》中“晋灵公暴，赵宣子骤谏”这一章。有的是在对比中，刻画人物的不同性格，从而更有说服力地表现故事的主题，比如《政理》中“宓子贱治单父，弹鸣琴，身不下堂而单父治”这一章。有的因小见大，借题发挥，寓意十分深刻，比如《敬慎》中“孔子见罗者，其所得者，皆黄口也”这一章。
第三，文章除大部分有史实依据外，还有部分内容包含丰富多彩的想象和虚构成分，因而具有寓言和神话传说色彩。比如《正谏》中说：吴王欲伐荆，告其左右曰：“敢有谏者死。”舍人有少孺子者，欲谏不敢，则怀丸操弹，游于后园，露沾其衣，如是者三旦。吴王曰：“子来，何苦沾衣如此。”对曰：“园中有树，其上有蝉，蝉高居悲鸣饮露，不知螳螂在其后也；螳螂委身曲附欲取蝉，而不知黄雀在其傍也；黄雀延颈欲啄螳螂，而不知弹丸在其下也；此三者，皆务欲得其前利，而不顾其后之有患也。”吴王曰：“善哉。”乃罢其兵。这就是寓言色彩很浓的一段文字，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故事，劝吴王停止伐楚的行动。
最后，无论叙述、对话还是议论，语言都简练而传神，富有哲理，从而生动形象地表现了人物的品德和修养，细致入微地展示了人物的内心世界。比如《至公》中“吴王寿梦有四子：长曰谒，次曰余祭，次曰夷昧，次曰季札，号曰‘延陵季子’，最贤，三兄皆知之”一章。故事中有叙述、有对话、有议论，人物的对话也高度个性化，庶兄僚的“我亦兄也”四个字，将其权欲熏心描绘得入木三分。“君子以其不杀为仁，以其不取国为义”一句，“不杀”“不取”，“为仁”“为义”，相互映衬，将季札的品格形象地表现了出来。
作为一部以古为鉴的作品，《说苑》中包含了很多寓意深长的历史故事，时至今日，我们仍可从中有所借鉴。特别是作者寄托于史事与杂议之中的人才思想，广泛而深刻，丰富而含蓄，从人才学的角度看，可以称《说苑》是一座中国古代人才思想的宝库。
首先是人才的德行问题，这也是从古至今关于人才的永恒话题。先秦儒家就提出了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观点。《说苑》中则说“德之所在，天下贵之”“德厚者，士趋之”，编者刘向选取大量材料，倡导人才之道，歌颂人才之德，从而将一个抽象化的概念转化为一个个生动鲜活的事例。
刘向认为，人才的德行表现之一是奉公。《谈丛》说：“智而用私，不如愚而用公。”奉公就是守公法、行公道、讲公德。如尧舜禅让，“公与天下，其德大矣”。而身为臣子，就当秉公办事，依法公断，像子羔在卫国执政，出于公心而惩治触犯国法的罪人，由于他的公正，连服刑者都心悦诚服。
人才的德行表现之二是爱民。具体而言就是像尧舜那样心系天下，忧民所忧，乐民所乐；像周公那样“布德施惠”，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狱讼得理，贤能得举。如此，则民将不赏而劝，国将不罚而治。
人才的德行表现之三是好善。统治者好善体现在广开耳目听善言，广开贤路用善人，广开心胸行善道。如此，则可推盛德于天下，赢万民之欢心。为臣者好善，则当进善言以补君之过，行善道以有利于百姓。
人才的德行表现之四是谦让。《敬慎》中借周公之口强调了谦恭的重要性：“德行广大而守以恭者荣，土地博裕而守以俭者安，禄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贵，人众兵强而守以畏者胜，聪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闻多记而守以浅者广。此六守者，皆谦德也。”
人才的德行表现之五是奉献。《贵德》说：“君子羞言利名。”不择手段地猎取个人的名利，是人才的一大耻辱。真正的有识之士，行必有益于国，动必有益于民，“多其功而不言”。
人才的德行表现之六是诚实而有正气。《谈丛》说：“巧伪不如拙诚。”人才正直之行的表现各有不同，但其所拥有的正气、骨气是一致的、共通的，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会为正义的事业，为国家的安定和百姓的利益而鞠躬尽瘁。
人才的德行表现之七是廉洁。《说苑》中有不少篇目提及孔子、曾子、晏子辞受私禄、拒绝别人私馈的事例，其中尤以晏子最为著名。在晏子看来，贪图享受和铺张浪费乃“智者不为”。
其次，关于举荐和任用人才的问题，《说苑》中举了很多事例加以说明。如鲍叔牙知人善举，荐人乐让；楚令尹出于公心，选贤辅能；赵宣子为能是举；咎范举不避仇，拒绝私谢等等。《政理》借孔子之口说：“举贤者，百福之宗也。”《臣术》又借田子方之口说：“吾闻身贤者贤也，能进贤者亦贤也。”通过被举荐者素质的高下，还可以看出举荐者素质的优劣。魏文侯物色相才，就是用这种方式确定最终人选的。
对于执政者来说，得到人才是第一步，而如何使用人才则更为重要。《说苑》中举魏文侯任用乐羊为将攻打中山，不为谤书所惑，不为流言所疑，终获得成功的例子，说明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道理。信任人才，就是要放手使用，“成大功者不小苛”，这样，人才的能力和聪明才智才能得到充分发挥。
除了人才观外，《说苑》中还蕴含着很多智慧，比如《君道》中所宣扬的“务在博爱”“知人任贤”“文武俱行”“敬慎恭己”“从谏如流”“过而改之”，《建本》中的“多闻而择”“君人者以百姓为天”，等等。这些对当今治国理政、为人处世有着很大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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