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讲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我国第一部诗歌理论批评专著，它就是钟嵘的《诗品》。这部书以汉魏六朝的五言诗为评论对象，较为系统而又深入地评价了五言诗的作家和作品，其中体现出的诗学史观、诗歌美学和批评方法等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与其同时代的《文心雕龙》堪称“双璧”。
《诗品》的作者钟嵘一生经历了南朝宋、齐、梁三个朝代。他出身于一个世代为官的书香门第，这对他接受良好的教育，顺利走入仕途，并且热衷于文学活动有着很大影响。南朝齐武帝下诏设立国子学，钟嵘以官宦子弟得以入选。因其好学、有思想、考试成绩优异而得到国子监祭酒卫将军王俭的赏识，并推举他为颍川秀才，出任王国的侍郎，钟嵘从此走上了仕途。
齐明帝时，钟嵘在南康王萧子琳手下任侍郎，此时，他同“竟陵八友”颇有来往。“竟陵八友”是南朝齐永明年间出现的一个文人集团，他们彼此唱和，形成了一股文学潮流。和这些人一起谈诗论文，自然能够丰富和发展钟嵘的文学理念。
在政治上，钟嵘为人所称道的地方不多。但他在诗歌理论上却做出了很大贡献。他用毕生精力，写出了我国第一部诗论专著《诗品》，对汉魏六朝的五言诗进行了评论，创见颇多。
《诗品》的写作年代，史书没有明确记载。一般认为，这部书是钟嵘晚年的作品，但他应该很早就开始构思和酝酿了。并不断进行增补和删定，是他一生心血的结晶。
《诗品》最早见于史籍的名称是《诗评》。《梁书·钟嵘传》记载：“嵘尝品古今五言诗，论其优劣，名为《诗评》。”《隋书·经籍志》记载说：“《诗评》三卷，钟嵘撰，或曰《诗品》。”这是两个书名同时出现，但《诗评》仍是正式称呼。唐以后的历代“艺文志”，就只记《诗品》这一个名字了。
从书名的变化情况，我们可以这样推断，此书之所以称《诗评》，是因为它对入品的诗人都进行了评论；而名《诗品》，是因为作者对每位作家都定了品第，后人大概认为“定品第”是此书的主要特点，且《诗品序》中多次谈到“品”的问题，所以提出用“品”字名书比较符合作者本意，故称为《诗品》。其实，“品”本身也含有“评”的意思。
今本《诗品》共三卷，三卷前本来各有序言，后人把三个序合而为一，成为《诗品序》，或称《总论》。因此，我们可以将《诗品》分为“序”和“正文”两部分。
“序”的部分是谈作者对诗歌的一些总体看法，是诗论；“正文”是作者运用“序”中论诗的原则，具体品评诗人及其诗作，是诗评。当然，“正文”是《诗品》的主体。
就“序”的部分来说，三卷的序言各有所侧重，上卷的序言着重叙述五言诗的起源和发展史，论述诗的产生、作用和表现手法等问题，并说明写作的背景及原因。中卷的序言说明了《诗品》的体例、特点及品评的范围，同时批评了南朝诗坛上的一些坏风气。下卷的序言论述了声律论的流弊，最后选了五言诗名作的篇名附于序后。
在体例安排上，钟嵘说此书有如下特点：
其一，同一品中是按照时代的先后，而不是依据诗作的优劣来排列名次的。如在上品中，作者对谢灵运的诗评价很高，认为超过了潘岳和左思。但依时代的顺序，潘岳和左思都排在了谢灵运的前面。
其二，只评论已经去世的诗人。钟嵘认为只有在作家去世以后，才能对他的诗作下定评，所以在世的诗人一律不予入品。像吴均、何逊、阴铿等，在梁代都颇有诗名，但《诗品》中却找不到他们的名字。钟嵘的这种做法大有为诗人盖棺论定之意，后来萧统编《文选》时也采用了同样的原则。
其三，作者只评论水平线以上的诗人及其作品，其余概不提及。
其四，评语以评论为主，如果诗人有值得一记的逸事，也顺便加以记载。例如关于谢灵运何以有“客儿”之名的故事，是从《异苑》一书中转录而来的。在有关江淹的条目中，记载了他梦中失笔而才尽的故事。后来的诗话特别喜欢记载诗人的逸事，就是从《诗品》学来的。因此，也有人称《诗品》是“百代诗话之祖”。
其五，对“方今皇帝”梁武帝萧衍及依附他的权贵不加评论。钟嵘恭维了他们一番，说他们的水平高，自己的水平低，不敢妄加评论。其实这只是门面语，或是不得不说的应酬话，并不是出于真心。
最后，《诗品序》末附录了历代五言诗名作的篇目，这是钟嵘从众多诗作中精心选出来的，是五言诗精华的汇集。从中可以看出钟嵘艺术眼光的敏锐，同时对我们了解钟嵘的审美观和诗评标准大有帮助。
《诗品》正文的内容是溯流别、评风格、定品第。书中共品评汉代至南朝齐梁时期五言诗的“才子”作家122人，另有无名氏《古诗》一组，将他们分为上、中、下三品，其中上品为成就大、地位高或派生源流的诗人，共11人，另有《古诗》一组；中品略次，共39人；下品是再次的诗人，共72人。由于重要性不同，钟嵘对上品中的诗人论述得很详细，中品次之，下品最略。凡是入品的作家，每人都有一段评语，评述他们诗作的艺术风格和主要特色，指出他们的优劣得失，以此作为给他们定品第的依据。
纵观《诗品》一书，其序言与正文两部分互为表里，互相发明。就整体框架而言，横向以三品论诗，纵向先溯其流别，再逐一品评自汉魏迄齐梁的诗人。这种结构形式，横向可见历代五言诗人之优劣，纵向可观五言诗歌之发展。正是由于这个特点，我们在读《诗品》时，既要重视作者的诗论，更要重视诗评。两者并重，相互参阅，融会贯通，才能比较全面、客观地体会钟嵘评诗的要旨。
钟嵘将120多位诗人分为上、中、下三品，那么，我们不禁要问：钟嵘评诗的标准是什么呢？
一般而言，钟嵘的评诗标准可以用怨、雅、气、奇、秀、词六个字来概括。怨、雅、气属于质，奇、秀、词属于文。也就是说，钟嵘强调文质兼优，也就是诗的内容和形式要并重。
首先是重怨。所谓怨是指诗人因为不幸的遭遇，志不能立，道不能行，自身又受到折磨，于是将一腔怨愤发而为诗，进而对政治有讽谏作用。“诗可以怨”，最早是孔子所说的，而诗应重怨，则从钟嵘开始。钟嵘所说的怨，主要是指抒发感情，引起共鸣，对人们有感化作用。因此有无真实的怨情以及怨情的深浅，就成为钟嵘评诗的一条重要标准。在他看来，一些人之所以写不出好诗，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痛苦的遭遇、没有穷困的体验，虽用心很苦，却都是无病呻吟。钟嵘提倡抒发怨情的诗作，是对我国古代批判现实主义理论的新阐发。《诗经》中的怨局限于刺上政，而钟嵘肯定的怨诗，则反映了更加广阔的社会生活，同时给批判现实的诗歌以正统的位置，为批判现实主义诗歌理论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其次是贵雅。崇尚典雅是钟嵘评诗的另一项重要原则。雅，是正的意思；雅诗、雅乐就是正声。按照儒家的解释，雅诗包含典章法则、温顺和深厚之意；与之相对的郑声就是淫靡、浅俗、邪僻的同义语。这种观点也影响到六朝的文论家。前面说过，钟嵘很重视抒发怨情的诗。在具体品评时，他又将怨情分为“哀怨”“凄怨”“雅怨”“清怨”。“哀怨”和“雅怨”同属一个范畴，其特点是感情深厚，怨而不怒，不伤雅致，能发乎情，止乎礼义，在表达上也要委婉。符合雅怨精神的典范之作是曹植诗，钟嵘称赞其“情兼雅怨”，认为他是诗中的周公、孔子。“凄怨”和“清怨”又属一个范畴，其特点是抒情清厉，悲凉慷慨，言词激切。钟嵘特别赞赏雅怨，认为是得讽谕之致，其标准就是贵雅。
第三是尚气。重视文章的气势，要求诗歌要有内在的精神力量，也是钟嵘评诗的一个标准。先秦时，孟子所谓“浩然之气”， 指的是一种精神力量。首先把气引进文论中来并加以强调的是曹丕，其《典论·论文》提出“文以气为主”。钟嵘在评诗时所说的文气，是要求行文要有充实的精神力量。《诗品》评刘桢，称赞其“仗气爱奇”；评刘琨，赞美他“仗清刚之气”。仗气，就是行文时用气贯穿于诗作的字里行间。因为有了气，诗歌就会有生气，就会有感人的力量。钟嵘论气，还常与骨相联系，所谓骨气，就是力的表现，也是元气充实的结果。
第四是好奇。这里所谓的“好奇”，主要是指构思巧妙，富于变化，表达新颖，不落俗套。这是钟嵘评诗的一条艺术标准。符合钟嵘“奇”的标准的，首先是曹植和刘桢。《诗品》赞美曹植诗为“奇高”，称赞刘桢诗为“爱奇”。曹植诗的奇处，首先是命意不凡，意境纵深开阔，跌宕多姿；情态生动，富于变化，常常出人预料。刘桢诗的奇处在于放言高论，比如《赠徐干》一诗，思友及物，对西苑景物倾注满腔情意，结尾处以白日自喻，言人之所未敢言。此外，钟嵘赞美曹植、刘桢诗的奇异时，还常与雅和气相联系，奇和雅的结合，成为高奇绝俗；奇和气的联系，就是雄奇多姿。在钟嵘看来，这是六朝时代他人所不及的，所以倍加赞赏。
第五是爱秀美。诗之秀美，主要是指状物之妙，这也是钟嵘评诗的一项艺术标准。秀，本指禾穗生花，一切草木之花也称秀。拿到诗学上来，就是指形象鲜明。钟嵘认为，表情达意，写景状物，都必须重视形象的构造，他评价说，在建安诗人中，以文秀见称的是王粲，这个“文”，专指绘形如画，而不是词采华丽。钟嵘对谢灵运诗的赞美，也可以看到他这方面的艺术眼光。谢灵运擅长描绘山水景色，他的不少诗作以自然秀美见称，因而得到了钟嵘极高的评价。
第六是慕词采。倾慕于词采的华茂，是钟嵘艺术观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他评价诗作高下的一条很重要的标准。钟嵘认为，要想让诗歌鲜明而形象地反映万事万物，词采华丽是不可缺少的条件。诗之所以能产生巨大的感化作用，也有赖于此。
总之，怨、雅、气三条，是钟嵘对诗的内容方面的要求，属于“质”的范畴；奇、秀、词三条，是他评诗的艺术标准，属于“文”的方面；钟嵘重视“文”，但更重视“质”，强调“文”“质”结合，这一评诗标准对后人有着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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