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笠翁对韵》是中国古代一部很好的声韵启蒙读物。“笠翁”是明末清初文学家、戏剧理论家和美学家李渔的号。李渔一生著述颇丰，其中《闲情偶寄》一书是他的得意之作，今天我们就谈谈这部书。
李渔，祖籍浙江兰溪，生长于江苏如皋。其著作上常署新亭樵客、觉世稗官、觉道人、笠道人、随庵主人、湖上笠翁之名。
李渔生于明万历三十九年，即1611年，卒于清康熙十九年，即1680年，一生跨越明清两代。出身于药商家庭的他，自幼与市民阶层接触密切，这对其人生观有很大影响。然而，由于经历了明清易代的社会动荡和战乱之苦，李渔原本不错的家境逐渐衰落。早年他尚存入仕之心，但几次乡试均落第，遂打消此念。为了生计，他逐渐过上了卖文为生的日子；后来他移家杭州，与当时的名流过往甚密。由于其文名不断扩大，后来又家设戏班，到各地演出，生活境况逐渐好转，更从中积累了丰富的戏曲创作和演出经验，提出了较为完善的戏剧理论体系。
后来，李渔告别了杭州，来到了文人荟萃、虎踞龙盘的六朝古都金陵，即今江苏南京。他先在金陵闸暂居了一段日子，后来购得一屋，取名为“芥子园”。此时，李渔一家连同仆人少说也有几十口，为了维持一家人的衣食需求，他不得不常常外出“打抽丰”。“打抽丰”是明清时代风行的一种社会现象，就是一些未曾做官的文人，凭借自己在文艺上的某些特长，出入公卿之门，以求得到馈赠；公卿也借这班人来获取美名。李渔为达官贵人赋诗撰联、谈文说艺、写曲演戏、设计园亭，并把他们的书信、文案等选编出版，从而获得了丰厚的馈赠和资助。
与古代许多文人一样，李渔不仅读万卷书，而且行万里路，从大自然中汲取营养。他钟情于山水，把大自然称为“古今第一才人”。在古代交通条件十分落后的情况下，李渔走遍了燕、秦、闽、楚、豫、广、陕等地，一览中华大地的奇山秀水。这些经历对李渔来说无疑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他的知识不断丰富，感触不断增多，性情得到了陶冶，还懂得了生活的乐趣。这些都为他写《闲情偶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到了晚年，李渔举家迁到杭州，并在此终老。
《闲情偶寄》的刻本扉页上印有“笠翁秘书第一种”的字样。李渔还说：“从前拙刻，车载斗量。近以购纸无钱，多束诸高阁而未印。……惟《闲情偶寄》一种，其新人耳目，较他刻为尤甚。”足见其本人对此书是颇为看重的。
《闲情偶寄》包括《词曲部》《演习部》《声容部》《居室部》《器玩部》《饮馔部》《种植部》《颐养部》八个部分，每部之下又按照生活事象自身的门类和逻辑，并结合作者个人日常生活的经验、创造和发明，将笔触延伸到饮食营养、仪容修饰、家居营造、器物古董、园艺设计、花卉树艺、才艺教育、卫生健康、身心颐养、娱乐解忧、文学创作与欣赏、戏剧编创及表演等各个方面，以及其中蕴含的美学现象和规律。全书立论新颖，语言平实，表现出了较高的艺术造诣和生活审美情趣，堪称一部中国古代生活的百科全书，具有极强的娱乐性和实用价值。
在阅读上，他曾向友人说，读《闲情偶寄》，可以先从《声容部》读起，因为前面两部单论填词，犹为可缓。言外之意是《词曲部》《演习部》内容较专，而后面的部分才是真正面向广大读者的。从实际内容来看，确实是这样。比如，《居室部》以作者自己营造的“芥子园”和“层园”为例，详细探讨了与百姓居住相关的房舍规划与营造、窗栏匾额设计与制作、园墙林石的规划与筑垒等问题。又如《饮馔部》介绍了百姓日常生活中的蔬食、谷食、肉食，如笋、萝卜、 饼、面、猪、牛、羊等。
总之，追求一种世俗的、文雅的、精致的、丰富的、快乐的、整体圆融而又一往情深的生活，乃是《闲情偶寄》的旨趣所在。这部书既展现了明清之际文人好歌舞、游山水、筑园林、嗜茶酒、谙美食、着蓑衣、读闲书、作雅士的自然惬意的生活，又力图别求新变，引领一种雅俗共赏、贫富皆宜的时尚生活。
至于《闲情偶寄》一书的创作宗旨，在该书《凡例》中有着详细的说明。概括起来就是：“点缀太平”“崇尚俭朴”“规正风俗”“警惕 人心”。
首先是点缀太平。李渔说，当今海内清明，天下太平，正是文人点缀太平的时候，所以在闲暇的时候挥笔。书中所叙述的事之所以没有一样不新，所写之言之所以没有一言陈旧，就是因为处于鼎故革新的盛世。我作为草莽微臣，怎么敢不尽粉藻太平盛世之力呢？
其次是崇尚俭朴。李渔说，创立一种新体制，最忌讳引导人们奢靡。奢靡则让贫困的人难以施行，而使富贵之家日渐流于奢侈，这是败坏风俗之书，而不是帮助推行名教的书。本书只有《演习》《声容》两部述说显贵之人陶冶性情之事，不易做到节俭，但也俭省了所费钱财的一半；其余像《居室》《器玩》《饮馔》《种植》《颐养》诸部，皆寓节俭之意于各种规制之中，避免奢靡，富裕的人可行，贫穷的人也可行。
第三是规正风俗。李渔说，风俗的奢靡，一天比一天厉害。推究其日甚一日的原因，在于喜欢新奇和崇尚怪异。新奇、怪异不违法理，但必须新奇得有理，怪异得有度。有理有度，总是要求它不失情理之正道。以穷追极索之法搜寻怪异之流俗，强行责求它完全返回中庸之道，必然得不到预期的效果。还不如用有理之新代替无理之新，用有度之异代替无度之异，这样才会使人愿意践行。
最后是警惕人心。李渔说：“风俗之靡，犹于人心之坏，正俗必先正心。……是集也，纯以劝惩为心，而又不标劝惩之目。……劝惩之意，绝不明言，或假草木昆虫之微，或借活命养生之大以寓之者。”也就是说，风俗的奢靡，就像人心的颓败，匡正风俗必先匡正人心。这部书，就是出于劝善惩恶之心，却又不标出劝善惩恶的名目。题为《闲情偶寄》，是怕人把它看成庄严之论而避之不读。书中的劝惩之意，绝不明言，或者假借草木昆虫这类小事物，或是借助活命养生这类大事情来表现，这就是严正劝告则不足以打动读者，委婉地引证、举例、打比方往往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除了上述四个写作宗旨外，李渔还坚持本书写作的“三戒”： “一戒剽窃陈言”“一戒网罗旧集”“一戒支离补凑”。明清之际，很多书籍都是陈陈相因，互为传抄，或道听途说，证之不经；而李渔所记所述，“不载旧本之一言”“不借前人之只字”，完全凭借自己的生活积累、学识和能力，进行独创。
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为了写成《闲情偶寄》，李渔真是煞费苦心，倾其全力。他的朋友余怀对此书评价很高，在为这部书写的序中，余怀盛赞此书发前人所未发，语言浅近而旨趣深远，思路清晰，理路缜密，世人定会争相阅读，广为流传。结果不出余氏所料，这本书问世之后即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其原因与此书的写作宗旨有很大关系。
在《闲情偶寄》中，李渔不仅不遗巨细地勾勒出时代生活的丰富表情和多元形态，而且他本着新人耳目、节俭省约、切近实用这三大原则，在每一生活领域尤其是生活的细枝末节处，都能别出心裁，展现他的才华和机巧，进而为每个阶层的人士改良和提升生活品质、享受和体验生活乐趣提供了新颖、节省而可行的实践方案。
首先，李渔是一位别出心裁、独出机杼的设计大师，“创新”“创造”是他的性格特征。他在日常生活中的诸多创新设计，为我们呈现出一个极富个性、极富创造力的文人设计师的鲜活形象。
以家居为例，他设计了“活檐”：贫士之家房舍宽而余地少，若用深檐以避风雨则影响室内采光，若设长窗采光，又不便于遮阴。为此，李渔设计了一种“活檐”，即在瓦檐之下另设一板棚，置转轴于两端，可撑可下，“晴则反撑”，雨天则正撑以承檐溜。他还创制了暖椅。所谓暖椅，实为书桌与座椅的一种结合体，在其下设抽屉以置炭火，用于取暖，炭火之上又可置香，使其具有香熏的功能；因坐椅较宽大，又可作休息之用；此暖椅加上抬杠又能作轿子使用；早晚还可以用来暖衣被。因此，它被友人誉为“众美毕具，慧心巧思，登峰造极，直名之曰笠翁椅”。这一创新设计的暖椅，简直是一物多用的典范。此外，对于窗户、室内四壁的设计等，李渔也有自己独特的想法。
值得注意的是，李渔不是为创新异而创新异，他有自己的基本原则和规范，即所有创新“无一不轨于正道”，是“新之有道，异之有方”。
李渔的创新思想，是与其慧心巧思和横溢的才华联系在一起的。这些设计无疑是其才、情、思三者统一的产物。“才”是才华和智慧；“情”是情愫、情操、性情和善心正气；“思”是思想、思考的能力和文化智慧，是哲思，是道德和理想的追求。
其次，中国自古就将节俭作为美德之一，李渔在《闲情偶寄》的《凡例》中也说要“崇尚俭朴”，这意味着此书有着育人和欲改变社会风气的目的。
以衣着为例，李渔认为衣衫附之于人身，如同人依附于大地而生存一样，需要相安相宜。因此，人穿衣衫的第一要义是“衣以章身”，就是说关键不在衣衫，而在穿衣之人，要重视人自身的德行，即所谓“富润屋，德润身”。人穿衣衫的第二要义是“不贵精而贵洁，不贵丽而贵雅，不贵与家相称，而贵与貌相宜”。李渔还进一步提出妇女着衣的“四宜”：宜于貌、宜于年龄、宜于地位和宜于体而适于用。这些实际上都蕴含着李渔崇尚节俭、反对奢华的思想和伦理道德观。
最后，李渔认为，无论设计制作日常用品还是筑造屋舍，最根本的还是要实用：“凡人制物，务使人人可备，家家可用”，“一事有一事之需，一物备一物之用”。当时流行有 “燕几图”组合式家具，李渔对此做过调查，认为这种家具设计之巧毫无疑问，但遍访使用者“果能适用与否”，回答都是否定的，因为一是太过繁琐，一是无极大之屋尽列其间。“燕几图”式的组合家具是中国设计史上的“名作”之一，但在李渔看来，这一设计从实用性的角度来说是不尽如人意的。也就是说，在美观和实用上，李渔首选后者，这就是“一物备一物之用”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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