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讲要为大家介绍的是《近思录》。
南宋淳熙二年即1175年初夏，朱熹与远道来访的吕祖谦相会于建阳寒泉精舍，在此研读北宋理学宗师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的著作，感慨其“广大宏博，若无津涯”，担心初学者不知从何入手，乃择取其中“关于大体而切于日用者”，合作编成《近思录》一书。
《近思录》的书名取自于《论语》，“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古人解释“切问”说：“切问于己所学未悟之事。”解释“近思”说：“思己所未能及之事。”朱熹说，子夏所说的这四件事，即博学、笃志、切问、近思，都是关于学问思辨的，一个总的要求是“心不外驰，而所存自熟”。就是说，读书、学习不能好高骛远，要从自身的实际出发，解决自身知识结构中的缺陷和疑问，做到专心致志而了然于心。显然，朱熹以“近思”为书名，是饱含微言大义的。
朱熹和吕祖谦编《近思录》继承了古人“述而不作”的传统，他们不是新起炉灶撰述论列，而是完全采取前人的论述而分门别类予以条列。如朱熹所说，他们一共选取了前人的语录六百余条，分成十四大类。他们认为这六百余条语录已经把理学的基本理论讲清楚了，把理学的基本内涵囊括了。
所谓“前人”“前贤”，朱熹和吕祖谦是有严格筛选的。朱熹说他们主要是选了“北宋四子”——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这四个人是北宋理学的奠基者和创始人。他们各人有各人的理论创见和某一方面的独特贡献，但是，又都不足以独自支撑起整个理学的大厦，如果把他们合起来，那么理学大厦的基本架构就成立了。其实，北宋时期，为理学建构做出过贡献的并不止这四人，但朱、吕之所以只选这四人，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的思想理论比较纯净而不驳杂。在北宋，很多学者受佛学的影响，在自己的思想学说中或多或少地打上了佛学的印记，而这一点是朱熹所不能认同的。《近思录》卷十三专门讨论“佛老”，撇清理学与佛、道之学在理论和哲学上的根本分歧。
从内容来看，《近思录》共十四卷，每卷原本并没有标题。后来朱熹在对学生讲课时讲了“《近思录》逐篇纲目”之后，人们在刻印《近思录》时就给每卷加上了标题。
第一卷，道体。主要是讲理学的哲学依据。南宋后期著名理学家叶采说：“此卷论性之本原、道之体统，盖学问之纲领也。”
第二卷，为学大要。主要讲了为学的目的、方法与路径。
第三卷，格物穷理。主要是阐述《大学》八条目中“格物”“致知”的问题。叶采把这卷题为“致知”，是说如何通过研读儒家经典来求道和明道。
第四卷，存养。主要是讲理学的修养论与功夫论。
第五卷，改过迁善，克己复礼。叶采把这一卷题为“克治”。就是说，明白了道理还要付诸实践，而“改过迁善，克己复礼”就是“力行”。
第六卷，齐家之道。“齐家”也是《大学》八条目中的一条。叶采题为“家道”，主要讲齐家之道。
第七卷，出处、进退、辞受之义。是说人进入社会以后，待人接物、为官居家所应遵循的准则。
第八卷，治国平天下之道。“治国”“平天下”也在《大学》八条目中。叶采题为“治体”，曰“此卷论治道”，即治理国家之道。
第九卷，制度。叶采题为“治法”，是讲国家的礼、乐、刑、政制度。
第十卷，君子处事之方。主要讲从政处事之道。叶采题为“政事”，曰：“凡居官任职，事上抚下，待同列，选贤才，处事之道具焉。”
第十一卷，教学之道。顾名思义，这一卷讲如何教学。
第十二卷，改过及人心疵病。叶采题为“警戒”，曰：“此卷论戒谨之道。修己治人，常当存警省之意，不然则私欲易萌，善日消而恶日积矣。”
第十三卷，异端之学。这一卷的主旨在辨明异端学说，遏制可能的危害。
第十四卷，圣贤气象。这一卷的主旨在于表彰历代圣贤相传的道统和他们表现出来的精神气度，为学者们树立了可供学习的榜样和楷模。
从编纂时间上来说，《近思录》在短暂的“旬日”间便完成，貌似偶然兴至轻易从事，实则经过长期积累和充分准备。朱熹和吕祖谦时当中年，学术思想已经发展成熟，成为引领学术风气的重要人物，与同时讲学的张栻并称“乾淳三先生”。朱熹早年曾经学佛老，后因师从李侗而重归儒学，李侗为杨时的再传弟子，杨时则是程门高弟。吕祖谦生于大族，有所谓“中原文献之传”，其高祖吕希哲曾向程颐问学，祖辈与二程弟子交游密切，因此也是传承了程氏理学。而此前数年之间，朱熹为母守丧，在寒泉精舍著述讲学，潜心研究儒家经典，全面搜辑理学文献，精心校订周敦颐、张载、二程的著作，并撰有《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西铭解》等，还有记载其生平行事及学术谱系的《伊洛渊源录》。吕祖谦与朱熹为讲友，经常就理学问题切磋交流，深度参与这些著作的编辑过程。通过基础性的文献整理工作，他们对诸家思想学说有了深刻的理解，开始对理学进行系统的总结和全面的反思。
《近思录》将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并列为理学正宗，推尊周敦颐为开山人物，突出二程的核心地位，由此建构出早期理学的发展格局。书中荟萃周、张、二程诸人的精要论说，涵盖理学的核心命题和重要概念，由此确立了理学的话语模式和理论体系。这都出于编选者的整体思考和缜密建构，改变了理学传授散漫无统、各自为说的现状，为初学者指明了入门途径。
《近思录》作为理学的入门书，备受后世儒家的推崇和重视，被尊奉为“圣贤传心明道之要法，学者造道成德之大端”，历代注释之作层出不穷，续补仿编之作也蔚为大观，总体数量多达百种以上，它们不仅阐发各自对《近思录》的认识和理解，而且补入后世重要理学家的思想资料，合而观之，则形成脉络相承的文本体系，真切反映了《近思录》的经典化历程，并且直观呈现了程朱理学发展演变的脉络主线。
《近思录》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以至成为理学的标志和象征。在鲁迅的小说《祝福》中，描写鲁四老爷书房的陈设，其案头就有“一部《近思录集注》”。这样描写显然有其深刻的用意，是借此彰显“讲理学的老监生”的身份。鲁四老爷迂腐顽固，冷酷无情，是典型的封建卫道士形象，很多读者据此给《近思录》贴上了守旧落后的标签，其实这并不符合作品的主旨。因为《祝福》中还写到，在得知祥林嫂的死讯后，“我也还想打听些关于祥林嫂的消息，但知道她虽然读过‘鬼神者二气之良能也’，而忌讳仍然极多，当临近祝福时候，是万不可提起死亡疾病之类话的”。“鬼神者二气之良能也”，这句话见于《近思录》，出自张载《正蒙》，认为鬼神是阴阳二气的自然变化，是具有无神论和唯物论倾向的思想。这就与书房案头的《近思录》先后呼应，在结构安排上匠心独妙，暗讽鲁四老爷虽然读过此书，但只是装点门面而已，并没有真正领会其内涵，也不能身体力行地去实践，思想观念依然愚昧迷信，而其面目因此更显虚伪。
《近思录》与思想的保守落后没有必然联系，还可通过两位著名启蒙思想家为证。如清代有一部《近思录》的重要注本，是嘉庆朝状元陈沆的《近思录补注》。陈沆与魏源关系极为密切，这部书是在魏源的协助下完成的，该书原稿上有很多魏源的批注，结合相关文献资料来看，魏源对《近思录》用功很深，不仅对其思想内容多有精辟见解，而且有改编和注释《近思录》的具体设想。由此可知，魏源这位近代“开眼看世界”的先行者，在接受西方新事物新思想的同时，对《近思录》仍然保持浓厚的兴趣。与此相似的还有郭嵩焘，这位洋务运动的干将，清廷的驻外公使，对于《近思录》“浏览所及四十余年”，在同治七年至光绪十年“前后四次加注”，最后汇集成一部《近思录》的注本。郭氏在光绪初年出使英法，开始全面接触和深入了解西方文化，但在此期间并未中断对《近思录》的研究，而其注文多能联系日常时事，或抨击世风之弊，或感慨时政之患。可见在变法图强的历史背景下，《近思录》仍有可资借鉴的价值意义。
其实，《近思录》蕴含的很多思想理念，已经融入中华传统文化的血脉和灵魂中，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和精神追求。如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后世称誉为“横渠四句”，今天仍有感发人心的力量。与此相关的“民胞物与”，更能彰显中华民族文化的博大情怀，有益于推动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源泉。还有很多传颂不衰的格言隽语和成语典故，体现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精神气度，是我们坚持文化自信的重要思想资源。当然，《近思录》并非尽皆完善，其中也有些过时的内容，今天需要我们作出更为客观全面的诠释和解读。
总之，《近思录》虽然是时代较晚的选辑之书，但就其实际的流传及影响而言，已经具有文化原典的意义，相较于先秦经典也毫不逊色。南宋学者叶采推崇其为“我宋之一经”。梁启超将《近思录》列入国学入门书目，认为“读此书可见程朱一派之理学其内容如何”。尤需注意的是，《近思录》很早就已传播到朝鲜半岛和日本，不但被频繁地翻刻重印，而且出现很多研究论著。这就充分说明，《近思录》的影响早已超越中国本土，成为近世东亚文明的共同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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