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讲要为大家介绍的是西汉董仲舒的《春秋繁露》。
提到董仲舒这个人，大家应该是比较熟悉的，他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大一统”“天人感应”等学说，在中学时就已经有所涉及。但是，对于董仲舒的具体生平和经历，恐怕我们不是很熟悉，下面我们就先来认识一下董仲舒这个人。
董仲舒是西汉初期广川即今河北衡水人，以研究“公羊春秋”著称。汉景帝时，朝廷因重视他的学问，征召为博士。所谓 “博士”，是秦朝设置的一种顾问性质的官职，多用博古通今的学者充任，汉朝因之不改。博士平时充当官学的老师，向弟子传授学术知识，当朝廷有要事时，则有贡献意见的责任。博士的级别为比六百石，能够参与朝廷大政方针的制定，如遇升迁，则常出任诸侯王的太傅，使之以正理辅导、约束骄慢不法的诸侯王。
董仲舒出任博士后仍然精勤于学问，他为了不分心，在学堂里拉上帷幕，在幕后专心讲诵，学生则隔着帷幕听讲，甚至有的学生根本就没和董仲舒见过面。不讲课时，董仲舒则闭门读书，当时流传着他“三年不观于舍园”的佳话。在景帝、武帝之交的时代，他真算得上一位名儒了。
然而，董仲舒并不是死读书、读死书的那种腐儒，他所治的“公羊春秋”之学，是与现实政治紧密结合的一门学问。公羊学派的学者认为，孔子在政治上不得志，没有实现理想的机会，因而通过撰作《春秋》，将自身的理想寄托于其中。《春秋》一书中对人物的称谓方式、对事件的陈述方式经常发生变化，是因为孔子对不同的人物、事件有不同的看法，这就是古人所谓的“微言大义”。 公羊学派学者研究孔子的这些表述，总结出一套孔子褒贬人事的原则，称之为“《春秋》之义”，他们将这些原则运用在实务中，与汉朝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做到了以儒家理论解决现实问题。董仲舒将这一传统发扬光大。
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天人感应”“大一统”等学说与汉武帝一拍即合，因此很受重视。然而，不久之后，董仲舒却卷入了一场大风波之中。就在窦太后去世前不久，先是官方在辽东郡设立的高祖祭庙起火，接着又是高祖陵园的便殿遭了火灾。祖庙、陵园的建筑着火，在古人看来是上天震怒、动摇根本的大事，汉武帝深感戒惧，穿了五天素服，以表修省之意。董仲舒此时在长安任中大夫，实际是皇帝的高级侍从，并兼有参议政事的职责。于是他在家中私下推究这两场火灾的“天人感应”之理，并写成了文章的初稿。此时，汉武帝的新宠臣主父偃来拜访这位久负盛名的学界名人、官场前辈，见到董仲舒的这份草稿，又羡慕又嫉妒，遂趁董仲舒不备，窃而有之，随后便充为己作上奏武帝，欲以此进一步博得天子的宠信。汉武帝看到这份文稿，因知道主父偃也治《春秋》之学，并未加以怀疑，遂召来在朝廷任职的一众名儒，命他们审阅文章，判断价值。董仲舒的弟子吕步舒对主父偃奏上的文章抨击尤为猛烈，评价为“甚愚”，却不知此文实是他的老师之作。既然诸儒都反对该文的观点，则武帝必以诸儒之言责让主父偃，主父偃则将董仲舒供出以减轻自己的责任。此事一出，董仲舒遂被下狱，廷尉即当时的最高法官推问一番后，竟将他定了死刑。幸而武帝尚算明君，心知董仲舒是为主父偃所累，于是诏赦其“罪”。董仲舒虽然得以幸免于难，甚至出狱后仍继续居官在朝，但已是惊弓之鸟，从此便不敢再谈灾异了。
然而，董仲舒的不幸还没有结束。在贤良对策中脱颖而出的公孙弘，既能承顺君主之意，又有博学高才，所以仅一年即由博士升到左内史。虽然论才学、事迹，公孙弘真算得上汉武帝时的一位名臣，但他不敢对皇帝进行谏诤，却是一大缺点。董仲舒说他“从谀”，并不算是毁谤，然而公孙弘便对董仲舒怀恨在心。后来，武帝的另一位兄长胶西王刘端缺少国相，公孙弘就向武帝推荐了董仲舒。据《汉书》记载，胶西王刘端在封国做了很多不法的事情：国相到任之后，如果依法治理当地，他就想方设法探求国相的错处向朝廷报告，使其被免；找不到过失的，就找机会将其毒死。董仲舒虽然心知公孙弘“举荐”他为国相是不安好心，但君命难违，也只有勉强赴任了。好在刘端也知道董仲舒是当世大儒，更是皇帝看重的人，对董仲舒多少保持了一定的尊重。但在董仲舒而言，做胶西相仍然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于是做了一段时间后，便托病辞职了。
回到长安的董仲舒已经接近暮年，他不愿再沉浮于宦海，自此便在家中著书治学。武帝依然尊重他的才学，每当朝廷有大事商议，总是派人去询问他的意见，他也会根据经义一一对答。他的子孙和弟子颇有以经术得高位的；而董仲舒本人则潜心学术，不问产业，算是长安的一个“隐者”，后来寿终于家。
董仲舒的著作，最有名的也是影响最大的，就要属《春秋繁露》了。但这部书学者颇多争议，从书名到作者再到成书时间，莫不如此。有人说，由于书中篇名和《汉书·艺文志》及本传所载不尽相同，于是怀疑它不尽出自董仲舒一人之手。也有人说，《春秋繁露》系后人辑录董仲舒遗文而成，书名为辑录者所加，隋唐以后才有此书名出现。
我们今天不去讨论这些有争议的问题，而是从这本书的内容出发，看看它对当今社会有何借鉴意义。
现存的《春秋繁露》有17卷，82篇。书中，董仲舒极力推崇《公羊传》的见解，阐发“春秋大一统”学说，把统一说成是天经地义而不可改变的。
纵观我国的古代历史，总的发展脉络是从分裂向统一发展、从区域的统一向全国的统一发展。特别是自从秦灭六国建立中央集权制的国家以来，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全国统一于一个政权之下的时间占了大多数，即使出现分裂，占据一方的各个政权也无不厉兵秣马，以重新实现全国的统一为最终目标。时至今日，这种“大一统”的观念，已经深入国人的血脉，成为祖先留下的珍贵文化遗产，也是我们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思想根源。
“大一统”观念的形成有一个历史过程。孔子虽然主张“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却不曾要求废除诸侯国。秦始皇吞并六国完成统一以后，朝中也有主张重建诸侯国、分封皇子为诸侯王的声音。到秦末农民战争推翻了秦王朝以后，楚霸王项羽更是重新实行分封制。汉高祖刘邦因应形势，也分封了功臣、皇子为诸侯王。汉朝能够巩固中央集权，弱化诸侯王的势力，是经过文帝、景帝、武帝三代的努力才实现的。在这个过程中，董仲舒的“大一统”理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春秋》大一统”中的“大”，应该解释为“重视、尊重”的意思，也就是说，《春秋》尊重“一统”。这个“一统”，原指的是天下的诸侯、人民都受周天子的统治，尊重其权威，《春秋》记事，在“正月”前加“王”字，就是这一思想的体现。董仲舒将其进一步引申为“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后来，董仲舒又提出“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于是建议禁止不属“六艺之科、孔子之术”之说，认为这样可以形成稳定而统一的纲纪，人民就知道何去何从了。班固将董仲舒的这番言论总结为八个字：推明孔氏，抑黜百家。这也是汉代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语的最初来源。
董仲舒之所以会提出“大一统”的观点，一方面是受到“公羊春秋”的影响，但时代背景或许是更重要的因素。在汉武帝以前的时代，汉朝还没有彻底完成中央集权体制的建设。汉高祖刘邦打下江山之后，分封了七个异姓诸侯王，刘邦生前消灭了其中的六个，但他却没有将这些王国收为直辖郡县，而是另外封了自己的兄弟子侄为诸侯王，去统治这些地区。这些同姓诸侯王在高祖、惠帝时期还不敢胡来，后来随着享国日久，他们在封国的权势越来越大，跟皇帝的亲戚关系也越来越疏远，于是各种各样的阴谋就出现了。
在武帝的父亲景帝时，爆发了一场同姓诸侯王的大规模叛乱，史称“吴楚七国之乱”。汉景帝派大将出征，最终平定了这场叛乱，参与叛乱的诸侯王或自杀、或被杀，汉朝中央的权威由此得到了加强。董仲舒倡导“大一统”，与景帝时期中央集权得到强化的历史背景是分不开的。七国之乱虽然被平定，但尚存的其他诸侯国仍有一定的独立性，特别是那些辈分高、封国大的诸侯王，皇帝平时都要对他们表示尊重，实在难以控制。董仲舒强调“大一统”，实际就是主张从思想上树立朝廷的权威，皇帝以确立了官方地位的儒家思想“正朝廷”“正百官”“正万民”“正四方”，诸侯王国自然也在被“正”之列。所以我们可以说，董仲舒“大一统”的思想，既是汉代大一统国家日渐强势的产物，又是大一统局面继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此外，董仲舒还运用儒家学说，特别是《春秋》之义，详细阐释了“天”与“人”的关系。他认为，从历史记录看， 如果人间的帝王做了不合道义的事情，“天”就会降下灾异来警示帝王，让他醒悟，如果帝王仍不悔改，上天就会让他败亡。真正的王者秉承天意行事，所以推行德教，而不倚任刑罚。正因为君主应以天道为依归，所以他要让自己的行为上体天意，并以此来引领治下的人民。这就是所谓“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他反对以出身、财产和资历为标准任用官员，建议让列侯、郡守与二千石之官每年从治下选拔贤才两人，荐举到朝廷，任命为郎官，让他们在皇帝身边做事，并经过进一步选拔，逐渐出任县令、郡守。这种选贤任能的办法，无疑比以前纯凭父兄官职和家庭资产标准用人的方式好很多。此外，董仲舒还抨击了当时官府剥削百姓的一些做法，认为应该禁止官员以权牟私，这在当时是较为进步的思想，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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