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讲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东汉后期崔寔的《政论》。
纵观中国古代各个朝代，无论有过怎样的辉煌，到了晚期，无一不是朝政腐朽，君不像君，臣不像臣，弄得民不聊生，最终爆发人民起义。
而在历朝的末世中，也会出现不少有头脑、有思想的士大夫，他们不趋炎附势，有自己的风骨，还会出来说话，针砭时弊，提出自己的主张。所以，到今天我们还能看到历代针砭时弊的书籍和文章。东汉后期崔寔的《政论》便是其中之一，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部书是清朝人的辑本。
崔寔，字子真，涿郡安平，也就是今天的河北人。根据《后汉书》他的传记记载，崔寔在东汉桓帝即位之初年入朝为郎官，在二十多年的官宦生涯中，他当过议郎、大将军梁冀府军司马，到东汉皇家藏书处东观参与撰写《东观汉记》。也曾出朝任五原郡守，再次入朝时任议郎，勘定五经，后因梁冀被汉桓帝诛杀，他受到牵连，有几年被禁止做官。后被司空黄琼举荐，再出朝任辽东郡守，却因母亲去世而居家服丧，实未到任，复召入朝任尚书。从朝廷到边郡，再从边郡到朝廷，反复上下了两次。
崔寔在朝为官时没有什么作为，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他也不可能有所作为，只是校经撰史而已。在地方当五原太守时，他却做了两件利国利民的事。一是五原是个荒远边郡，在今内蒙古包头附近，极贫苦，老百姓不会织布，冬天缩在草堆中御寒，他看到了很是心酸，便卖掉自己的一些日常用品来换钱，请来工匠制作纺车织机，教民纺织。二是当时鲜卑、匈奴等北方游牧部族侵扰边境，边民一年到头疲于应付，他在五原整治兵马，严加防御，游牧部族不敢轻易来犯，政绩显著。
东汉到了桓、灵之际，也就进入像“滚雪球”般地朝着“改朝换代”结局奔去这一“加速运动”的初始阶段了。朝政腐朽，吏治腐败，民不聊生：上则宦官、外戚轮流把持朝政，互相倾轧又互相勾结；中则百官上下营私舞弊，贪索无厌；下则“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崔寔既做过京官，又治理过边郡，对于朝政和民情都很熟悉，这上下内外一对比，自然看出官场的种种积弊和百姓那令人心酸的苦境。
他的《政论》，就是在揭示社会问题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看法与对策。
书中，崔寔说“自汉兴以来，三百五十余岁矣。政令垢玩，上下怠懈，风俗雕敝，人庶巧伪”，当时就是这么一个政策混乱玩忽、上下怠慢松懈、社会风气败坏、人们奸诈虚伪的局面。对此，他提出必须进行政治改革。认为以当时的情况来看，已经不能专一效法上古时代五帝三王实行的“德教”，还应“参以霸政”，即兼用法治，以重赏罚、严法令来约束管制大臣和百姓。崔寔并没有否定儒家的“仁政”，但他以为，治理乱世和治世的方法不一样。面对乱世，岂能一味效法尧、舜来治理国家呢？所期待于皇帝的，是采取措施填补漏洞，纠正偏差，因时制宜。
他还指出，当时监督和制作兵器的官吏、工匠私挪扣减公款、盗料省工，以至于铠甲不能穿，兵器不合用，边境的老百姓为了抵抗侵扰，都自己打造兵器，而不肯用官方偷工减料的兵器。为此，他提出要恢复旧有的开支，免除所得税，让工匠有利可图，提高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同时公布精工细做的规定，严防弄虚作假，所有器物都要刻上工匠的姓名，器物一旦不合格，严加追究处罚。这样，既有利可图，又能严法管理。
他又说到基层官吏的俸钱太少，造成了受贿和渎职的问题。他算了笔账，一个县令的月俸，除去日用开支和支付给仆从的工钱，剩下的只够供应马料，哪有余钱供四季衣被、祭祖和应酬宾客之需呢？更谈不上接养父母妻子了。他说，那些治理地方百姓、审理案子、掌管库房的，就是这班基层官吏，如今他们连父母妻子都养不起，眼看亲人将挨冻受饿，自然就会发生受贿枉法、监守自盗的情况。所以，他提出，一方面要提高官吏的俸禄，使他们有足够的钱养家，一方面加重对贪污受贿者的惩罚。这样，官吏既能养家，没有内顾之忧，在外做官又不敢贪污触犯严法，那么百姓就不会被盘剥了。以上两个解决问题的办法，体现了崔寔严明法度、奖善惩恶、重赏重罚、依法办事的观点。
此外，崔寔还看到了奢侈风气给国家造成的“三患”。体现为：当时富豪之家奢侈无度，生活规格等同王侯，破坏了国家的等级制度，而法令松懈，根本无法杜绝这种奢侈的风气。这是祸患之一。社会崇尚奢侈，造成华丽而无实用的东西价格很高，而农业被轻视，农桑勤苦而利薄，工商暇逸而利厚，所以农夫放弃耕地，织女放弃织布，都去从事雕刻刺绣。不种地就没有收成，结果“百姓穷匮而为奸寇，是以仓廪空而囹圉实”，这是祸患之二。侈费厚葬是当时侈靡风气的一个极端表现，豪族地主生则享尽人间富贵，死也要大出鬼界风头，奢侈僭越，无所不用其极。在这种风气下，人人都羡慕如此风光的场面，弄得攀比成风，一般人家宁可节衣缩食，也要把亲人丧事办得风光，好在人前出出风头。于是追求厚葬的风气盛行，当官的人为此枉法敛财，侵害百姓；一般的百姓也争相效仿，弄的家破人亡，这是祸患之三。崔寔认为，要解决奢侈的祸患，仅仅就旧有的框架“修旧修故，而无匡改”，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必须改革制度，严明法令，“塞其源以绝其末，深其刑而重其罚”。
在提出“重赏深罚”“明著法术”以改革政治的同时，崔寔还提醒执政者要注意用人。他说自从尧、舜、商汤、周武王以来，历代贤明的君王都是依靠明智的辅佐和博学的臣子治国，而继位的君主想要立下复兴之功业，就必须依靠贤智之士的计谋。
而要用贤就要能识人，他所担心的就是君主不能识别贤士，而贤士又常被朝中愚昧保守或嫉贤妒能的官员所压制。所以有识之士往往总是当时受到压抑，而被后世之人所思念。所以，在书中，崔寔提出要关心地方官吏，使之安心工作，稳定他们的职务，不能要求其速见政绩。他说县官任职一久，与朝廷之间就互相熟悉，上下无所隐瞒，而且能安心做事，做长远打算，不敷衍了事。而如果任用官吏急功近利，县官上任三个多月，政事不见改观，上司便已看不顺眼，一年之内没变化，便罢官走人，任用和罢免官吏像云变波翻那样无常，杂乱无章。在这样的官场风气下，官吏无法踏实做事，转而急于取得政绩。崔寔说：“卒成之政，必有横暴酷烈之失。”如果朝廷得不到温和善良的官吏，民众得不到宽厚仁惠的德政，那么百姓就要受苦了。当时为缓和社会矛盾，朝廷表面上也下诏安抚百姓，但诏令对那些为保住官帽、不择手段地追求政绩的官吏根本不起作用，当时俚语曰：“州郡诏，如霹雳；得诏书，但挂壁。诏书成了一纸空文。崔寔说，像此前那些贤能的官吏，如黄霸、召信臣等，都是治郡理事十多年才取得良好的政绩，所以他认为必须改变当时任用官吏的办法，稳定基层官吏。
应该说，崔寔的见解并非纸上谈兵，而是根据自己的经历和见闻得出的结论。史称崔寔“少沉静”，即头脑冷静而善思考；又说他“吏才有余”，即办事干练。他当过朝官，又做过地方官，有二十多年的从政经验，绝不是空言议论的书生，他的仕宦经历足以让他对当时朝廷和百姓的问题有深度的了解。所以，虽然我们看到的《政论》已非全帙，但我们现在还能看到的部分，都是当时社会上层与下层种种问题的真实反映。就这一点来说，《政论》也是研究东汉历史的可信资料之一。
崔寔在五原做官，卖东西换钱，解决百姓的御寒问题，又整顿兵马，抵抗外族侵扰。按照当时官场风气，在天高皇帝远的边郡当官，本是搜刮民财的大好时机，然而他却愈做官愈穷，乃至死后家中空空荡荡，家人无力办丧事，还是朝中同僚帮忙安葬。从这里可以看出，崔寔提倡的法治，是为了革除政弊，绝不是针对百姓施行严刑酷法，压制他们以维持稳定。他在书中提出移民开垦，调整人口与耕地比例不平衡，也是为了解决失业流民的生计问题。
但是，崔寔提出的主张在当时是得不到重视和实行的，东汉就这样一步一步走向了衰亡。而崔寔其实也看到了这一点，他说，县官有的奉法廉洁，不肯讨好当权者，与上司没有各种礼节交往，不送私礼，那么州、郡长官便侧目怒视，认为他亏欠了自己，便让文案官吏捏造罪状，诬蔑他全家，抓捕他的妻儿老小问罪，结果那县官只得自行辞官而去。不向上司行贿，就被看成对上司有所“亏欠”，可见当时官场贿赂成风，不屑贿赂的人反倒成了不正常的“另类”。自然，这个贿赂成风的官场也就是结党营私、官官相护的官场。要想在这个官场立足，就非得行贿讨好，甚至枉法以求自容，那还能依法办事么？严法，恐怕只能“严”到老百姓头上，改变不了官场的腐败格局和地方豪族的作威作福。这样的朝廷怎能不亡！
崔寔在晚年已经意识到朝廷的腐朽已经无可挽回，所以他在去世前的几年，朝廷再度召他入朝拜尚书，他托病不管事，几个月就辞职不干了。因为东汉这个朝廷早已病入膏肓，无可救药了，除了等着灭亡，还能有什么路可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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