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讲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子思子》。
子思就是孔子的孙子、孔鲤的儿子孔伋，他字子思，在年辈上属于孔子的再传弟子。
孔鲤死在孔子之前，一生在政治和学术上没有什么建树，我们对他印象最深的就是“过庭训”这个故事，体现了孔子的教子方法。但孔鲤的儿子子思则是战国前期儒家重要思想家，也是孔子后人中的大思想家。
子思大约生于公元前483年，死于公元前402年。郑玄根据《礼记·檀弓上》中关于子思苦嫂的一段记载，推测子思并非孔鲤的嫡子。这位不知名的子思兄长大约去世较早，子思因此成为孔子唯一的孙子。《史记·孔子世家》对子思的生平有简短的记述：“伯鱼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尝困于宋。子思作《中庸》。”年六十二或为八十二之误。
《史记》所说的困于宋，发生在子思的少年时代。据《孔丛子·居卫》记载，子思16岁那年到宋国，宋大夫乐朔与子思讨论学问。乐朔批评《尚书》中的商周之书“故作难知之辞”，子思年少气盛，出言不逊，讽刺乐朔是“委巷之人”。乐朔本想与圣人之后讨论《尚书》的语言问题，却无端受到子思的嘲讽，于是率众围攻子思，幸亏宋君出面相救，子思才得以脱险。困宋的经历使子思发愤述作，反而成就了他的学术事业。
关于子思，还有一个让后人争论的事，就是他与鲁缪公的关系。汉代人认为子思是鲁缪公的老师，这个说法在《孟子》这本书中已露端倪。《孟子·万章下》记载：鲁缪公多次访问子思，还说：“古代拥有千辆兵车的君主如果与士人交往，是怎样的呢？”子思听了很不高兴，说：“古人是说要以士人为师，难道是说同他交友吗？”子思的不高兴，岂不是在说：论地位你是君主，我是臣下，我怎么敢与君主交朋友呢？但如果谈道德，你是该以我为师的人，怎么能与我交朋友呢？
鲁缪公身为千乘之君，而想与子思以朋友相交，子思应该心满意足了，谁知子思心里想的是“子事我”，就是说子思理想中的与鲁缪公的关系应该是师徒而非朋友。
在战国时代，为王者师，是许多士人的人生理想，像子思这样以道德学术为名的士人，渴望为王者师是很自然的事情。《孟子》中还说鲁缪公专门派人慰问子思，送给子思肉食，但子思所需要的不是物质享受，而是精神上的尊重。据《礼记·檀弓下》记载，鲁缪公曾经向子思请教丧服之礼。郭店楚墓出土的竹简中有一篇《鲁穆公问子思》，记载鲁缪公问子思何为忠臣，子思说，经常指出君主过错的人才是忠臣。
以上材料表明，鲁缪公确实尊敬子思，并且向子思请教过一些问题，但很难明确子思就是鲁缪公的老师。
战国时期的诸侯贵族尊敬贤士，这是当时普遍的社会现象，当时所谓为王者师，充其量是受到礼遇而已，不可当真，它与那种正规的师徒关系有着很大差别。汉代人添枝加叶，才把子思说成是鲁缪公的老师。
子思的学术渊源也是历来受关注的问题。《史记》和孔门文献都没有关于子思师承的记载。到了唐宋时代，一些学者提出子思学于曾参。韩愈在《送王秀才序》一文中说：“孟轲师子思，子思之学盖出于曾子。”二程说：“孔子没，曾子之道日益光大。孔子没，侍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曾子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传，至孟子而圣人之道益尊。”
宋代儒学家言之凿凿，编制了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一脉相承的道统体系。从先秦文献来看，子思与曾参确曾相识并有交往。
但据现代学者分析，子思学于曾参之说不可信。那么，子思之师究竟是谁呢？子思虽然在辈分上属于孔门第二代弟子，但他是特殊的孔门后学，因为他是孔子之孙，不仅有机会亲学于孔子，而且从小就混迹于孔门七十子之中。《孔丛子·记问》记载了三条子思问孔子的材料，《孔丛子·居卫》记载子思“吾闻诸子夏”，此外子思也提及了子游。子思在这个圣贤环境中长期耳濡目染，终于成为一代大儒。
子思是战国前期儒家的代表人物，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不同时代的人们对子思的作品有不同的取舍。战国时期，学术界重视的是子思论述五行的作品，学者们将子思与孟子合称思孟。一般来说，“五行”是思孟学派的核心思想。不过这个“五行”可不是阴阳五行学派所说的金、木、水、火、土，庞朴先生说，这里的“行”应该读为“横”，“五行”指的是仁、义、礼、智、圣五种德行。马王堆帛书《老子》甲本卷后有一种古佚书，篇中论述仁、义、礼、智、圣五种德行，后面附有世子所作的传，整理者因此将这篇古佚书定名为《五行》。二十世纪末，《五行》又见于郭店竹简，与帛书《五行》相比，它有经无传。《五行》强调道德的内在性和道德的形而上之性，与子思一贯倡导的内德修养是一致的。
到了宋代，以道德心性学说为核心内容的儒学兴起，子思的另一篇代表作《中庸》因此受到特别重视，被朱熹列为“四书”之一。《中庸》一开始提出了“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著名命题，将天道与人道结合起来。作者认为要践行中庸之道，就要处理好五达道，即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五种人际关系，履行智、仁、勇三达德，还要贯彻修养自身、尊重贤人、爱护亲族、敬重大臣、体恤众臣、爱护百姓、劝勉各种工匠、优待远方来的客人、安抚诸侯这九经。慎独自修、忠恕宽容、至诚尽性则是实行中庸之道的几项主要原则。《中庸》是儒家论述心性道德培养的重要作品，被宋代儒学家说成是“孔门传授心法”之作。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子思的著作有二十三篇，曾经被编辑成《子思子》一书。这个记载是否可信，学者们看法不一，1993年冬天，在湖北荆门郭店的一座楚墓里出土了大量的竹简，这不仅可以使人们对这个问题作出肯定的回答，而且也证明了《中庸》一书确实为子思的作品。该墓出土的竹简已经编成《郭店楚墓竹简》一书，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其中有儒家的学术著作，这些著作可以分成两组，其中一组有《缁衣》《五行》《尊德义》《性自命出》和《六德》，根据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的研究，郭店竹简中的这些儒家类的书属于子思一派，《缁衣》等六篇应归于《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子思子》。同时，这些竹简儒书又与《中庸》有不少相通之处，如《性自命出》论及“性自命出，命自天降”，这与《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一致，《尊德义》的体例与《中庸》一篇也颇近似。可见，这些竹简儒书肯定都与子思有一定的关联，同时也进一步证实了《中庸》一书的确出于子思之手。
然而，《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子思子》已经亡佚，因此我们无法看到子思文章的全貌。我们今天所读到的《子思子全书》，是宋人汪晫所编。分为内外两篇，内篇包括、天命、鸢鱼、诚明三篇文章；外篇包括无忧、胡母豹、丧服、鲁缪公、任贤、过齐等篇。
《子思子》的一些内容，在今天开来颇有借鉴意义。
比如，子思说：“天之所赋予人的禀性叫做性，循性而行叫做道，修明此道叫做教。道，是不可片刻离开的，可以离开的，就不是道了。因此，君子警戒谨慎于别人看不到的地方，恐惧于别人听不到的地方。没有比在幽暗之处更能体现人的品质了，没有比在细微的小事上更能显示人的德行了，所以君子要谨慎地对待独处。人们喜怒哀乐的情感尚未外发的时候叫做中，外发出来都符合礼节的叫做和。中是天下最大的根本，和是天下的通达之道。做到中和，天地就能各得其位，万物就能健康生长。”
我们现在常常讲的“慎独”，就出自这里。“杨震四知”，就是君子“慎独”的典型。
又如，子思说：“学习是用来增长才能的，磨刀是用来使刀刃锋利的。我曾经避人独处而深思，收获还不如学习来得快。我曾经踮起脚眺望，不如登到高处看得更广。因此，顺风呼喊，声音不加大而更多的人可以听见。登上山丘振臂招唤，手臂不加长而更远处的人可以看见招唤。鸟儿乘风飞翔，草木乘时而生长。因此，人有先天的聪慧本性，再加上后天的学习，就不会有困惑了。”
这是强调学习的重要性。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子思继承和发展了他祖父的学说。
《子思子》又记录了一个对话，说的是鲁缪公拜访子思，说：“寡人没有德行，继承先君大业已有三年了，不知道怎样才能获得政治美名。而且，我想掩盖先君的恶行，褒扬先君的善行，让谈论的人有所称述。我该如何做？愿先生教我。”子思回答说：“根据我的所知所闻，舜和禹对于父亲，不是不想替他们扬善掩恶，而是认为父子私情是细小的事情，比不上天下公义之重大，因此才不敢将父子私情置于天下公义之上。您要求我告诉您如何做虚假不实的事，这又不是我所应该说的。”鲁缪公又说：“那您帮我想一想利民的方法。”子思说：“您的愿望之中，如果有施惠百姓之心，那么就不如在一切政务中摒弃非法之事。将那些没有人居住的空房子拿出来赐给穷人，削减那些宠幸之人的俸禄来赈济贫穷的人，不要让百姓有悲怨之情，这样，后世对您的德政会有所传述的。或许这样做是可行的吧！”鲁缪公说：“确实应该这样做。”
这段对话，强调了两点，一个是“天下公义”应该大于个人的私情；另一个是国以民为本，执政者只有怀揣一颗爱民之心，才能得到百姓的拥护，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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