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讲要为大家介绍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志怪小说的代表作，王嘉的《拾遗记》。
《拾遗记》的作者王嘉，是东晋十六国时期有名的方士。作为道教派别之一楼观道的大师，王嘉是一个“很标准的方士”，他的思想也以道教为主。在《拾遗记》中，王嘉对老子的神化，对燕昭王、周穆王、秦始皇、汉武帝等封建帝王追求长生不老之术传说故事的记述，以及对道教不同求仙方法的描述等，都表现出了王嘉作为一个道士对神仙道教思想的重视。而在佛教思想盛行的十六国时代，王嘉也有意无意地受佛教思想的影响，《拾遗记》中与佛教有关的故事，一系列的佛教用语，一个个的佛教国度等就是有力的证明。另外，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学始终处于主导地位，虽然在王嘉生活的东晋十六国时期佛、道二教非常兴盛，但儒家思想仍为正宗，这也使王嘉打上了儒家思想的烙印。可以说，儒、释、道三家在王嘉的思想中，不是孤立的，互不相干的，而是相辅相成，有机地融合成了一个整体。
王嘉一生的著述不多，《拾遗记》是其中重要的一部。而且，《拾遗记》在成书后短短的几十年间也散佚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拾遗记》十卷本是南朝梁代的萧绮搜集整理而成的。萧绮在《拾遗记序》中说：“《拾遗记》，凡十九卷，二百二十篇，皆为残缺。……今搜检残遗，合为一部，凡一十卷，序而录焉。”
作为结合地理博物和杂史杂传两派的一部作品，《拾遗记》既具有杂史杂传的体例，又具有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的内容。从整体结构上看，除第十卷外，《拾遗记》上自伏羲，下至晋代时事，以历史年代为经，俨然就是一部纪传体通史。就每卷而言，《拾遗记》在每一卷内容、每一朝事迹记述的前后顺序上，也体现出“史”的体例：以时间先后为序，先记帝王以及与帝王有关的琐事，最后再记述一些名人逸事。司马迁的《史记》在记述一个历史人物时，往往将其生平事迹、历史事件的始末，分散在数篇之中，参错互见，彼此相补，这种记述人物的方法，后代学者称之为“互见法”。《拾遗记》中也有这一手法的运用。如对秦始皇的记述，主要集中在卷四“秦始皇”部分，写了秦始皇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帝王享受各国贡品，希求长生之术以及耗巨资建“子午台”等逸闻趣事，反映出秦始皇穷奢极欲追求享乐的一面。而在卷五“前汉上”则记述了秦始皇怕泄露秘密，把为自己修建陵墓的工人活埋在墓中的故事，反映出了秦始皇残暴的一面。只有将两卷中有关秦始皇的记录连在一起，展现给读者的才是一个较为完整的秦始皇形象。这种记述人物的“互见法”，也是《拾遗记》所具有的“史体特征”的反映。
《拾遗记》独特的史体结构，还表现在萧绮的“录”上。我们知道，正史中每一篇传记之后，大多有撰者的“赞”或“论”，而《拾遗记》中，萧绮在一些人物的杂传之后或者他有感而发之处，都以“录”的形式记下了他对王嘉所述人物或所记事件的观点和态度，与正史人物传记后的论、赞如出一辙。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如此评论萧绮的录：“萧绮的录或在各条后，或在各篇末，凡三十七则。周中孚云：‘录即论赞之别名也。’内容大抵是就该条或该篇所记事进行发挥或补证。”侯忠义先生也说：“萧绮之‘录’，相当于论、赞，是对书的内容的分析和评价。”由此可见，《拾遗记》中的正文与“录”虽非出自一人之手，但从《隋书·经籍志》开始，就成为把它列入杂史的一个重要因素，现当代研究小说的学者也把萧绮的“录”看作是《拾遗记》在结构上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
《拾遗记》具有丰富的内容，集杂史、博物于一体，语言华丽，具有很高的文学成就和艺术成就。
作为一部杂史杂传体的志怪小说，《拾遗记》记述了帝王后妃、文人名士等各个阶层历史人物的异闻逸事。其中最为人注意的就是圣人的出生神话，也叫作“感生神话”。如简狄吞燕卵而生契，帝喾之妃邹屠氏之女梦吞日而生八神等。这些神话的共同特点是女子感外物而孕，显然是“民知有其母而不知有父”的母系社会的产物。而《拾遗记》中简狄生契的神话，也是商以鸟作为图腾的反映。而《拾遗记》中其他的感生神话，实际上也是古代先民图腾崇拜的反映。毋庸置疑，这些天人感应的神话，也表现了在生产力低下的上古时代，人类对自然力的恐惧和要征服自然的欲望。
除上古帝王的感生神话之外，《拾遗记》也记述了很多封建帝王的传闻逸事，其中的很多传说故事记述了帝王对长生不死仙道之术的追求。周穆王、燕昭王、汉武帝等就是追求长生不死之术的帝王。作为道教的方士，王嘉对上述几位帝王追求仙道之术的传说故事进行了详细的记述，反映了他对道教神仙思想的宣传。《拾遗记》对周穆王的记述主要集中在周穆王与西王母的相会。西王母与周穆王相会之事最早见于《穆天子传》，其中西王母与周穆王的歌诗互答表现出了浓郁的人情味，具有世俗男女表情达意的显著特点。相比较而言，《拾遗记》的记述则更为神异化：这里的西王母是高高在上的女仙，她“乘翠凤之辇而来，前导以文虎”。从王嘉的记述可以看到，周穆王与西王母相会之时所食之物、所奏之乐都充满着浓郁的仙道气息。
特别要值得注意的是，燕昭王和大臣甘需的对话，甘需对燕昭王在享受穷奢极欲生活的同时想要祈求长生的行为进行了批判。《拾遗记》对秦始皇、汉武帝、汉成帝、汉灵帝、魏明帝等帝王的记述，还包括他们劳民伤财、大肆建造宫室苑囿以及骄奢淫逸的生活方面。秦始皇为建云明台“穷四方之珍木，搜天下之巧工”；汉武帝为一睹已逝宠妃李夫人的芳容，竟然派“楼船百艘”“巨力千人”，耗费十年时间到暗海取潜英之石；魏明帝修建凌云台使“洛、邺诸鼎，皆夜震自移。又闻宫中地下，有怨叹之声”，群臣进谏，他不但不停止，还变本加厉。除此之外，汉昭帝的淋池、汉成帝的宵游宫、汉灵帝的裸游馆等无不表现了封建帝王建立在劳民伤财基础上的穷奢极欲的生活。
王嘉对这些劳民伤财之举明显是持批判态度的，认为这是国家衰落的主要原因，应该引以为鉴。
《拾遗记》还记述了很多历代文人名士的传闻逸事。王嘉对孔子出生的神异传说的记述，充满了浓郁的仙道色彩，表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孔子地位的提升，其中孔子之母感水精而生孔子的传说则是天人感应思想的反映。对老子逸事的描述则表现了王嘉对神仙道教思想的宣扬。除此之外，王嘉对刘向、何休等文人名士异闻传说的记述，也都或称颂他们勤奋好学的精神，或对他们的忠义气节表现出由衷的赞扬。
《拾遗记》中也记述了很多女性的传说故事，其中有忠贞贤德的汉献帝伏皇后、先主刘备甘后等。此外，王嘉还写到了一些心灵手巧的女性，如魏文帝喜欢的美人薛灵芸、石崇的爱妾翔风等。可以看到，王嘉笔下的女性，不论是忠贞聪慧一类，还是心灵手巧一类，都是那么的超逸绝尘，无不充满神异的色彩。
《拾遗记》地理博物体的性质决定了该书所记内容的博杂。据粗略统计，《拾遗记》中记述的植物大约有七十多种，且对很多植物都有具体形态的描述。如“大如盖，长一丈……其叶夜舒昼卷，一茎有四莲丛生”的夜舒荷；“状如菖蒲”的芸苗；“一株百茎，昼则众条扶疏，夜则合为一茎，万不遗一”的合欢草等。这些植物有很多还是我们熟知的，木本植物如桑树、桂树、桃树、枣树、连理树、沙棠木、大桐木以及梓、柏、松等；草本植物如竹、荷、禾、麦、谷、麻、稻、豆、瓜等。
《拾遗记》中共出现了约五十多种动物，这些动物的名称，今天看来稀奇古怪，对动物形态的描述也令人难以置信，如“双睛在目，状如鸡，鸣似凤”的重明鸟；“形似豹，饮金泉之液，食银石之髓……夜喷白气，其光如月，可照数十亩”的嗽月兽等。其中有些动物的出现或消失，往往还会与阴阳灾异，祥瑞祸福等联系在一起。但若剔除其中荒诞的部分，我们就会看到那些熟知的动物，如猿、虎、豹、鱼、乌、鸡、牛等。实际上，在科技发达的今天，随着人们对地球上生物的不断了解，《拾遗记》中对动植物的记述并不都是荒诞不经的，有些在当时看似奇异的生物，今天也都能找到原型，如卷四所说的白头黑鸟，可能就是白头翁；卷九的“伤魂鸟”，或许就是现在的杜鹃。
《拾遗记》对异国民俗风情的记载也有很多。全书涉及的国名有四十多个，其中有详细记载的有三十多个。相比较而言，《拾遗记》对远方各国的记述，虽然不脱神仙怪异之事，但已完全改变了《山海经》荒幻无稽的特点，而多是西域诸国的传说化，对民情风俗的述写也并非纯粹虚构，而是有一些真情实事的。
《拾遗记》还有对山水及物产的记载。除卷十专记八神山中的动植物产及地理方位之外，在前九卷中也屡有对山水及地理方位的记载。如卷三对磅磄山的方位、山中的物产及其周围的山水都有较为详细的记录，完全可与《山海经》中有关山的记载相媲美。除此之外，《拾遗记》中也记载了大量的物产，有铜、玉、锦、石、香等，大约三十多种。
在语言方面，《拾遗记》文辞艳丽，具有鲜明的赋体特征。除此之外，诗文的大量融合以及语言的形象化，都使得《拾遗记》在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大放异彩，成为这一时期杂史杂传体志怪小说的代表之作，也直接影响了后世小说的创作，具有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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