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讲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明清之际著名学者王夫之的作品《宋论》。
《宋论》定稿于1691年，是王夫之思想最为成熟时期的著作，因此书中的史论可以说是他一生思考的最后成果，值得后人重视和研究。另一方面，王夫之生活在明末清初的社会大动荡时期，他的治学一直与社会现实保持着密切关系，所以他的学术成果中深含他对中国现实和命运的深切关心，这与清代乾嘉学派只重考据而不太关心社会现实的态度有很大不同。而且他研究学问，不仅限于一隅，而是饱读儒家经典，博涉经史子集，既精又博，这使他的学术视野更为宽广辽阔，因此他的学术思想也比一般学者更为深刻独到，故而他能够在明末清初的时代背景下成为一个著名的思想家式的学者。
古人治学素有史论一类的作品，如《左传》中的“君子曰”，即在叙述史事的同时发表作者对于历史人物及事件的看法，后来司马迁撰述《史记》，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也都沿用这种方式，随事发论，这成为这两部名著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另外，也有不少学者撰写了专门的史论著作，如唐代虞世南的《帝王略论》、宋代范祖禹的《唐鉴》等，都是有名的史论专著。王夫之亦继承了中国古代史学的这一优良传统，在治学的晚期，为后人留下了两部史论著作，即《读通鉴论》和《宋论》，表达了他对中国古代通史的评论。
这两部书完全可以看作前后相续的系列著作。因为《资治通鉴》从三家分晋写到五代时期的后周，接下来就是宋代的兴起。所以读完《资治通鉴》，再读宋代历史，正好一年不差地紧接下来，因此王夫之写完《读通鉴论》再写《宋论》，犹如已有《资治通鉴》而续作《续资治通鉴》一样，顺理成章，首尾相接，由此形成了他对整个中国历史的完整评论。可以说这两部著作，正是王夫之中国史论的上下部。
王夫之撰写《宋论》，是按宋代帝王在位的先后顺序分别论述的，一帝一卷，只是最后的度宗、恭宗、端宗及祥兴帝因时间太短而合为一卷。这种形式的好处是按历史发展的顺序，随着历史进程中人们的言行而展开评论，使读者按照历史的进程来了解发展变化，听取作者的评论。这样就使史与论有机地结合起来，让读者更完整地了解宋代历史发展演变的源流以及其中的得失。
王夫之的儿子曾说，王夫之晚年作《读通鉴论》和《宋论》两书，目的是探讨“上下古今兴亡得失之故”。王夫之生于明朝，他对明朝的灭亡怀有深痛的感触。在这样的心理基础上读史论史，最为关心的问题就是历朝历代为什么会有盛衰兴替？究竟是因为什么人做了什么事而导致盛衰局面的发生？
每个王朝从初起时的兴盛强大到灭亡时的衰弱无力，曾令多少身处其时的忠臣义士扼腕叹息而又无可奈何，更令不少关心现实的学者感慨不已！对于这样重大的问题，绝不是仅靠空谈轻论就能剖析清楚的，必须追溯历史的发展过程，根据具体的人物及其作为加以细致的分析，王夫之的史论正是沿着这条道路行走的，而这也是古人史论的可贵之处，值得今人研究史学时借鉴参考。
《宋论》把所要评论的历史自始至终、原原本本地审视一过，而不是心猿意马，跳跃择取，更非见一叶而不见泰山，论一点而不及其余。所以其书表面上看似乎散乱无章，实际上贯穿着一个主题：这个王朝怎样由兴盛而衰弱而灭亡，把这个王朝中的帝王将相都放到这个问题中加以审视评鉴，由此发现他们的得失功过，发现王朝盛衰转变的根由。
王夫之正是坚持了这一严谨的治学方法，仔细阅读了宋代历史的整个过程及诸多细节，所以他在《宋论》中能够提出与众不同论点，对宋代不少人物的所作所为及其历史影响都有独到的见解，让后人读其书而深感此书的生命力、思想性，令人深受启发。
一个王朝的兴衰，总是由善恶两个方面的因素造成的，善者之善，恶者之恶，不从长远的历史进程上看，而只看一时一事，是不能真正认识到它的作用的。善者是正确的措施和制度，恶者是错误的措施与制度，而这些也涉及特定的人。所以，史论所评只能以人为中心，以事为枢纽，而根本的着眼点就在于这些人与事对这个王朝命运所起的作用。
在宋代能做出正确决策、措施从而定下良好制度法规者，在王夫之看来，宋太祖是最值得称赞的。他说太祖为后世子孙定下了三条戒律，每一个新继位的皇帝，都要进殿，在刻着三条戒律的石碑前下跪拜读，这三条戒律是：保全后周皇帝柴氏的子孙、不杀士大夫、不加农田之赋。
王夫之说，有这三条，“不谓之盛德也不能”。这三条戒律的精神就是：“以忠厚养前代之子孙，以宽大养士人之正气，以节制养百姓之生理。”而要做到这三条，不用求别人，只需求自身就够了。
有了这三条，王夫之认为宋就“轶汉、唐而几于商、周”。他认为这不仅要靠子孙的贤明和士大夫的襄助，更要靠家法以及政教和熏陶，所以自汉光武帝以外，要讲帝王的美德，没有人能超过宋太祖。
太祖用三条戒律确定的基本制度，后几代帝王还能遵守，但到宋仁宗庆历年间就开始出现不少议论，到神宗熙宁时期就因为要进行变法，而逐步舍弃了太祖的治国精神，使太祖治国的德意逐渐泯灭。王夫之认为宋王朝的得失之枢、治乱之纽、斯民的生死之机、风俗的淳浇，就在这里，后来的帝王不明白这样一个至为简洁的道理，从而使宋朝的国运逐步走向衰落。
王夫之如此赞赏宋太祖，当然不是只是欣赏他这一个人，而是总结具有普遍意义的治国之道。这种总结不是纯由思辨进行推论，而是根据历史事实加以论证，所以更显得有理有力。只是后人往往不明其意，而忽视了王夫之在《宋论》中所发的此类议论。
对于宋朝最恶的人和事，在王夫之看来就是赵普和秦桧。关于这二人的历史评价，人们往往赞赵普而骂秦桧，但王夫之则将二人列为宋朝最大的罪人、最大的野心家。这种分析和评论，自有他的道理，这些道理也常被人所忽视。
王夫之认为赵普、秦桧二人的共同特点，在于都怀有很大的野心而想取宋王朝而代之。
人们对秦桧的批评，一般都是说他与金人勾结引导宋王朝只求讲和，为此而用莫须有的罪名害死了岳飞，使军事抗金中途而废，王夫之则认为秦桧的最大目的是想篡夺宋朝的王权。王夫之说：秦桧诛逐异己，不欲留下一个人，不只是出于一时的愤恨而求报复，他又在朝廷的各个要津遍置党羽，让宋王朝没有一个大臣可以倚靠，当时高宗年已老耄，普安郡王虽然已从疏远的支系选拔上来，但还没有正式被立为太子，一旦高宗晏驾，秦桧不死的话，他就会选冲幼之人暂时继位，然后再由自己起而夺之。此时外有女真为援引，内有群奸为佐命，篡夺赵氏的王权，对秦桧来说就是易如反掌了。王夫之说，秦桧的这一野心，“岂待吹求而始见哉”？
能揭示出秦桧的这种野心，是他人没有想到的。王夫之又说，秦桧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下了很大功夫，做了不少准备工作。首先是逢迎高宗之欲，班北伐之师，解诸将之兵，而使自己独立于百僚之上，之后又将诸贤流放，害死岳飞，让韩世忠谢事闲居，让张俊总领诸军的心愿不能实现，也等于被废黜了。此时的秦桧，就可以为所欲为了。他周回四顾，知天下无人能奈何得了自己，高宗对他也是无法驾驭，在此情况下，秦桧就敢于睥睨神器了。王夫之说这是“势之所激，鼠将变虎”。而秦桧在开始时，还“非有曹操、司马懿之心”，但发展到后来，“考之于其所行，不难为石敬瑭、刘豫之为者”。说明王夫之是根据秦桧的所有行为而得出这一判断的。
另外，王夫之观察和总结宋代的兴亡史，最痛心的一点就是宋王朝军事力量的衰弱，他认为其根本原因可以追溯到赵普身上。赵普最初利用太祖对军事将领的猜疑之心，让太祖对军事将领们采取了“杯酒释兵权”的策咯，赵普这样做表面上似乎是为了让太祖巩固手中的皇权，在王夫之看来，赵普其实还怀有更为自私的目的，即为了巩固自己在朝中的地位而削弱军事将领的权力。王夫之说，赵普在太祖当上皇帝的时候以幕客之雄，膺元勋之宠，睥睨将士，地位在军事将领之上，但他也自知军事将领对他并非心服口服。其后，军事将领平定各处的割据势力，赵普都没有参与之功，所以当时为太祖效力的功臣，都瞧不起赵普，且愤恨赵普倾轧自己，赵普与军事将领“固有不与并立之势”，于是赵普就日思夜想来削弱军事将领的地位和权力以求自安。为此，他充分利用太祖对军事将领的猜疑心理，而让太祖把自己倚为社稷之臣，所以王夫之说赵普根本不是出谋划策来安定赵家的天下，只是尽力折抑武臣，使他们不能建立不世之功来与自己争夺太祖的眷顾而已。王夫之因此下结论说：“凡赵普之进谋于太祖者，皆以钳网太祖之故旧元勋而敛权于己也。”
更恶劣的是，在赵普的推波助澜下，宋太祖对军事将领的猜疑之心竟然在整个宋代形成了一种治国的“家法”。赵氏治国的这种“家法”，并不是成文的制度，而是一种埋藏在宋代各个帝王心中的深深隐忧，王夫之说这是宋代各个帝王的“不言之隐”。而这种“不言之隐”，就导致了宋代历任帝王不信任军事将领，从而使宋王朝的军事力量越来越弱，成了北方民族不断侵扰，最终使宋朝走向灭亡的根本原因。
王夫之在《宋论》的结尾处又发出感叹，认为军事力量的软弱，导致整个国家的软弱，从而屡受欺侮。因此，军事实力对国防的意义是不容小视的。
《宋论》中关于历史的精彩评论还有不少，我们仔细阅读全书，自会从中得到不少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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