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讲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
《明夷待访录》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一部名著。这部书对三代以后、尤其是明代的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进行了深刻反思，并且在对儒家政治理想进行重新阐释的基础之上，提出了新的制度构想，是中国古代政治学说的最高成就之一。它不仅引起过学者的兴趣，更曾被引用参与到近代中国的实际政治进程之中。
《明夷待访录》的作者黄宗羲，字太冲，号南雷，世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生于明万历三十八年，即公元1610年，卒于清康熙三十四年，即公元1695年，享年八十六岁。黄宗羲的一生，正值晚明清初这个剧烈变动的特殊时代，而他又往往处于时代漩涡的中心，亲身参与过许多重大的历史进程，无论是政治作为还是思想著述，都带着那段历史的鲜明印记，因此他的生命极富光彩，完全有资格成为十七世纪中国的代表人物。
《明夷待访录》共有《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学校》《取士上》《取士下》《建都》《方镇》《田制一》《田制二》《田制三》《兵制一》《兵制二》《兵制三》《财计一》《财计二》《财计三》《胥吏》《奄宦上》《奄宦下》等21篇。最受后人瞩目的是前五篇，即《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学校》。这五篇互相支撑，浑然一体，是一套基本完整的制度设计，所体现的是黄宗羲努力复兴原始儒家政治理想的努力。其余诸篇，系针对明代政治的弊病，提出具体的改革方案。
本书既名“待访录”，那么作者究竟想要“待”谁人之“访”，立刻就成为一个问题。一种说法认为，身为明遗民的黄宗羲，其实是在等待着清朝君主的来访。这种看法由来已久，乾隆时候的全祖望表示过赞同，后来章太炎、陈寅恪等也持此说。另外一些学者，如梁启超等，则认为《明夷待访录》是为“代清而兴”者设法，作者所等待的是盼望中的清朝之后的王者。还有一些学者推进了梁启超的推测，并将“代清而兴”者具体为郑成功等等。种种说法，不一而足。
《明夷待访录》在清末之前流传不广。梁启超曾说此书在乾隆时被列为禁书，但是现存的几种禁毁书目里面都没有著录，大概是他误记了。
到了晚清，随着政治改革的讨论日益公开并逐渐成为朝野上下的中心议题，《明夷待访录》也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梁启超说他们在鼓吹维新的时候曾经将《明夷待访录》节钞散发，孙中山领导下的革命党也曾印送《原君》《原臣》等篇推动革命。
正因为《明夷待访录》在近代史上如此风行，人们对这部书的理解和定位就有了争论，至今未息。学术界较为流行的观点有两种，一种认为它具有“近代”或者“启蒙”的色彩，一种则认为它虽有思想上的突破，但是仍在儒家所允许的范围之内。
这两种观点看似针锋相对，但究其实都暗含着一个前提，那就是历史应当朝着我们今天所见到的“现代”发展，而“现代”和“传统”又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社会，只有突破了传统，才有可能到达现代。上述两种观点的区别，只是在于《明夷待访录》处于从传统到现代的什么位置：是仍然停留在传统之中，还是已经开始过渡到现代？说到底，都是在“现代化”的坐标系里打转转，而这个所谓的 “现代化”，又是以西方的历史经验为标准的。今天我们再来读这本书，大可不必受各式概念、理论和框架的束缚，尤其不必戴着西方眼镜，来观察这部地地道道的“中国作品”。
黄宗羲不是儒家的叛逆者，亦非孤立出现的思想界“彗星”， 《明夷待访录》明显地有着孟子、苏洵、方孝孺等人的思想痕迹，与作者约略属于同一时代的顾炎武、王夫之、唐甄、李三才、魏禧等人都曾提出过与《明夷待访录》相近似的许多观点，所以黄宗羲只是灿若群星的古代思想家中较为明亮的一颗，既无所谓“突破传统”，也无所谓“走向近代”。黄宗羲对于政治问题的思考，来源于儒家的三代理想，而原始儒家的政治观念，自然也以政府的良好运转、社会的秩序稳定、人民的生活富足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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