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一讲开始，我们将连续用四讲来介绍“前四史”，就是《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
本讲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也是“前四史”的第一部，那就是西汉司马迁的《史记》。这部书记载了上起五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的历史。
说起《史记》，大家一定不陌生，但我首先要说的是，这部书其实是司马迁和他父亲司马谈两个人共同创作的，是父子两代人的心血结晶。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还要从司马迁的家世说起。
司马迁的家学渊源深厚，他的父亲司马谈以其深厚的功底与广博的学识，成为名重当时、博古通今的大学者，并担任太史令一职。他曾写《论六家要旨》，创立阴阳、儒、墨、名、法、道德等六家名目，不仅只是对先秦以来的政治学术派别作一总结，主要和他的愿望有直接关系，这就是熔六家之长于一炉，效《春秋》而著《史记》，成一家之言。司马谈在生前已经开始着手创作《史记》，只可惜没有完成就去世了。临死前，司马谈念念不忘的就是《史记》的编撰，把它看作是自己毕生的事业。在他感人肺腑的遗嘱中，向司马迁传授了治史的任务和主体思想，要求司马迁继承自己的事业和理想，就是做太史令，完成这部通史著作。
司马谈的临终遗言对司马迁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是他完成《史记》的根本动力。司马迁遵循父亲的临终遗愿，继任为太史令。
其实，司马迁二十岁时，经过家学的熏陶，就已经饱读了“天下遗文古事”，成为“胸有经史万卷”的青年学者。但他不满足于书本上的知识，开始寻求更广阔的知识领域。于是在父亲司马谈的支持与安排下，司马迁将视野投向社会，走出京城，开始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次壮游。此行的主要目的在于“罔罗天下放失旧闻”，在探访名胜古迹、采集史事佚闻的同时，领略祖国壮丽的河山，陶冶自己的情操。
他广泛搜集了丰富的民间口传史料，着意搜求了古今人物遗事：比如苏秦、张仪等说士发迹的故事，陈涉慵耕垄上的故事，刘邦家居时的故事，韩信受胯下之辱的故事，樊哙屠狗、萧何为刀笔吏等故事，补充了文献的不足。
而祖国大地上那莽莽苍苍、气象万千的景象，使司马迁亲切感受到汉王朝盛大的时代气息，坚定了他述史的志向；那峭壁挺拔、瀑布飞泻的名山，使他领略到山川的豪气，锤炼了他坚韧不屈的意志；那波涛翻卷、宽阔无边的大海，养就了他忍辱负重的宽阔胸怀：那汹涌澎湃、滚滚东流的长江黄河，激励着他为追求信念虽九死而不悔的品格。
然而，不幸的事情发生了，由于司马迁为战败而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触怒了龙颜，犯了“诬上”的弥天大罪，被捕入狱，身受腐刑。
这对司马迁来说是奇耻大辱，但是他要忍辱而活，因为《史记》还未完成，父亲的遗愿还未实现。在荣与辱、生与死的痛苦抉择中，司马迁更加懂得了人生的意义。
司马迁继承父志，效法先哲，把毕生的精力倾注在《史记》之中，终于在汉征和三年，即公元前90年左右完成了这部旷世盛典——《史记》，为世界文化宝库增添了一颗璀璨的明珠。
《史记》这部书最根本的创作宗旨是：“罔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司马迁尽其所能，搜集当时所能得到的文献记载、民间传说，进行综合分析考察，目的在于通过自古以来的重大历史事件，“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就是总结历史治与乱的经验教训。综观《史记》全书，我们可以知道，“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的“理”，指的就是历史发展的规律。司马迁作为一名史学家，就是要总结出历史发展的规律。
具体而言，就是我们熟知的那三句话：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所谓“究天人之际”，就是要探寻“成败兴坏”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不可理解的现象。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会出现人们没有预料的偶然事件，进而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和人物的命运。人们对这种偶然事件导致的结果感到困惑，司马迁同样感到不解。因而他要探究的就是产生不可预料结果的原因。有人把“究天人之际”理解为是司马迁在探讨人与神的关系，把“天”解释为具有人格意志的天命、天意，这是不恰当的。《史记》创作的宗旨之一，是力图探究历史进程中出现的出乎人们意料的结果的真正原因，揭示“形势之天”对历史进程、人物命运的影响，进而让人正确、客观地分析形势。
“通古今之变”就是通观、贯通“古今之变”，是“究天人之际”的进一步深入和更全面的把握，它意在对历史进程中出现的某些逆转事件、某些人物的反常命运寻找答案。对那些逆转的事件以及反常命运的人物，司马迁时常发出“岂非天哉”“岂夫命也哉”等慨叹，似乎是对这种现象无能为力。但他在“通古今之变”的创作宗旨下，则揭示了这种逆转和反常现象虽似偶然，却蕴涵在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之中。“通古今之变”旨在用“通观”的思维去对待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变”，用贯通的方法去认识分析历史进程中产生的“变”。司马迁提出了贯彻“通古今之变”这一宗旨的最基本的方法，就是追原其始，察究其终，把握历史演变的全过程来看它的原因、经过、发展和结果。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最终目的是要“成一家之言”。“成一家之言”是《史记》创作宗旨的归结点。“成一家之言”是司马迁在历史学上的一个首创，目的就是要独立成家，自立为言，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可以说，司马迁的“一家之言”，是通过体大思精的《史记》体现出来的，《史记》是一部治世的百科全书。同时，《史记》又以它雄健峻洁、委婉含蓄的文采，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朵奇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史记》是熔文史哲于一炉的旷世大典，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核心在于探寻社会成败得失的规律。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为什么要叫“纪传体”呢？这就要说说这部书的体例了。
《史记》体例由五部分构成：《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凡一百三十篇，原题《太史公书》，东汉桓灵之际，才叫《史记》。“纪传”就是“本纪”和“列传”的简称，因为“二十四史”的每一部，都包括了这两个部分，而“表”“书”“世家”却不一定都具备。
所谓本纪，就是法则、纲要。它采用编年、记正朔的形式，以王朝为体系，记载天子、国君及时势主宰者的事迹，反映朝代变迁大势，是认识历史的纲纪。司马迁考察历史兴衰，详略有别地区分时代大势，作十二本纪。我们可以从本纪中总结出规律，那就是民心向背决定着历史的发展。司马迁笔下展示出了德与力两种政治的对比：秦国两个本纪写取天下“得之难”与“失之易”的对比；项羽、刘邦两本纪写强弱转化的对比，都是民心向背起了决定的作用。《史记》以人为中心记述史事，本纪正是全书的著述大纲。
“表”，以时间为中心，综合记录当时发生的各种历史事件。十表统括了错综复杂的年代与区域发展，分为“世表”“年表”“月表”三类。应该说，十表是司马迁的精心之作，它以经纬纵横的形式表现天下大势，又把纷繁的历史内容纳入尺幅之中，使人一目了然。当然，十表的内容不仅体现了天下大势，而且补充了本纪、列传的内容。
“书”是以事类为纲，叙述同类性质的重要史事及其发展过程。司马迁认为礼、乐、兵、律历、天官、封禅、河渠、平准等八个方面，是经国大政，因此，八书的内容是影响国家政治发展的重要典章制度。比如《礼书》《乐书》，记述礼乐制度，阐述了礼乐是维系社会统治的一项根本原则。《河渠书》记述了全国的主要河流与古代著名的水利工程，诸如蜀守李冰凿建都江堰、秦修郑国渠等，也记述了汉代治理黄河等大型水利工程，充分体现出 “官民”利益的一致性。
“世家”是《史记》中比较复杂的一种。它是用编年和传记的形式，记载捍卫天子的诸侯、有功于国家的勋贵、于民族有杰出贡献的先贤、于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的家族或个人的事迹。比如孔子，就有《孔子世家》；关于陈胜，则有《陈涉世家》。对于可入世家的人物和侯国，司马迁的原则是：列入世家的个人必须是对天下兴亡有特别影响之人；列入世家的侯国必须是对历史的发展、王朝的兴衰发挥重要作用之国。应该说，司马迁订立的这个原则是为“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的创作宗旨服务的。
“列传”主要记述了周秦至汉武帝时期重要的历史人物、民族、邻国及各类特殊事业的有关事迹。从形式上可分为五类：一是专传，指专为一人立传。凡立专传的人，均是司马迁认为在历史上具有独特地位的人。二是合传，即将若干人物合为一传，如《屈原贾生列传》等。三是类传，是把性质相同、行为相类的人物并为一传，以类命题，如《游侠列传》《货殖列传》。四是附传，凡未入传目标题的人物为附传。专传、合传、类传三种皆有附传。五是自传，这是七十列传的最后一篇，即《太史公自序》，是司马迁的自传。
《史记》五体，以列传的内容最为生动活泼，涉及到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各色英雄豪杰之外，以及社会的侠客、医卜、商贾、猎户、妇女等。
特别要指出的是，司马迁在卷前或卷末，还以“太史公曰”的形式，表明他对历史人物的爱憎、对历史事件的评价，后世称之为“《史记》论赞”。“太史公曰”的内容非常广博，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天文地理、伦理世俗等，往往补篇中所未备。议论宏阔，言辞精练，旨意深微，观点鲜明，是我们了解和研究司马迁思想的主要根据，也对讨论历史的成败得失有着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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