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讲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我国第一部史学理论著作,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史学史,它就是唐代刘知幾的《史通》。
中国史籍范围之广、种类之多、内容之富、材料之详、史料价值之高,都是世界上罕见的。从《尚书》《春秋》算起,有近三千年的史书编纂史,而且绵延不断。但是,关于史学自身理论的反思和系统总结,却直到唐代才真正出现。这就是唐代刘知幾的《史通》,它首次对初唐以前史学进行了全面而详细的总结,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
刘知幾,字子玄,人称刘子玄,徐州彭城,也就是今天的江苏徐州人。生于唐高宗龙朔元年,即661年,死于唐玄宗开元九年,即721年。是盛唐时期著名的史学家,一生经历了唐高宗、武则天、唐中宗、唐睿宗、唐玄宗五个皇帝,而主要生活在武则天时代,介于“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之间,这是一个政治、文化空前嬗变的历史时代。
刘知幾出身于书香门第、世代官宦之家,家学渊源深厚。
从十二岁起,刘知幾便开始广泛接触历史典籍,增长了知识,拓宽了视野,激发了求知欲,加深了对历史的了解和对史学的兴趣,养成了强烈的批判精神。十七岁时,他已把唐朝以前的主要历史著作基本读过一遍。
高宗永隆元年,即680年,二十岁的刘知幾中了进士,任获嘉县的主簿,负责掌管文书档案。他做此官十九年,不求升迁,一心研究史学。往来于长安、洛阳之间,借阅公私藏书,尽情阅览,官位虽未升迁,学问成就却越来越大。
从四十二岁开始,刘知幾官职屡迁,但却一直兼任史职,这为他博览史籍,撰写《史通》提供了便利,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史通》全书共二十卷,原为五十二篇,今存四十九篇,“内篇”十卷三十六篇,“外篇”十卷十三篇。
概括而言,“内篇”主要讲历史编纂学,是《史通》的主要内容、主要贡献。各篇之间联系紧密,内部形成了一个有机的系统。“外篇”主要讲史官和史书的沿革,杂评过去史书的优劣得失。各篇之间无关联,无系统,似杂论。
《史通》蕴含着博大而精深的史学思想,今天看来,此书对中国史学的发展以及我们正确认识历史,仍有借鉴价值。
第一,“辨其指归,殚其体统”。这是刘知幾撰写《史通》的目的所在。所谓“辨其指归,殚其体统”,即辨明史学的目的和功能,阐述撰史的方法和原则。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当时修史之人不遵古法、为义不纯、为例不纯,所以要用《史通》来辨明史义、阐明史法。还需指出的是,《史通》一书虽以讨论史学问题为主,却广泛涉及其他理论问题,探讨了治国经邦之道,阐发了人伦道德准则,囊括了社会、历史、人生等各种问题,涵盖了古今治道的方方面面。
第二,“多讥往哲,喜述前非”。这是刘知幾本人对《史通》史学批评特点的概括。即对前人的批评和总结。这体现了刘知幾实事求是的精神,反映了他对以往史学的深入思考,蕴涵着刘知幾丰富而深刻的史学理论认识。
最后,“生人之急务,国家之要道”。这是刘知裁关于史学功用的认识。他在《直书》《曲笔》《辨职》《自叙》《史官建置》等篇都讲到了史学功用的问题。《直书》云“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曲笔》讲“盖史之为用也,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他认为,如果历来没有史书也缺史官,那么即使像尧、舜这样的圣人,夏桀、商纣这样的暴君,在死了以后,就会善恶难分、美丑难辨了。反之,因为有了史官和史书,古人虽然早已离去,但其事如在,皎同星汉。人们不用走出家门,坐在家里翻阅史书,就可以“神交万古”“穷览千载”,进而产生“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的启迪和教育作用。所以刘知幾感叹:“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
总之,刘知幾的《史通》构建了一套较完整的史学批评理论体系,刘知幾则是一位真正的史学批评大师。他在史书内容、撰述方法、体裁体例、文字表述、撰述原则、史学功能、史家修养、史学批评方法等诸多方面,都提出了重要的理论认识,迄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研究、总结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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