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廉洁思想博大精深，体量丰富，不仅存在于官方典籍之中，也广泛存在于乡规民约和私人著述之内。本讲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我国第一部成文乡约《吕氏乡约》。
所谓乡约，就是“在乡里中订立的，需要全体乡民共同遵守的规约”。其实这种约定早在春秋时期就有了，比如孟子就曾经说过，“在朝论爵，在乡论齿”，意思就是说朝廷的等级规则是按照爵位高低来排的，而在乡间则是按照年龄和资历来排，而那时候地方名流也有着“德高望重”之说。而这就是早期“乡约”的雏形。地方上一般都由长者或者品德高尚的人来主持，比如汉高祖刘邦首次入关中的时候，就曾经和“地方三老”“约法三章”，然后再由他们向广大民众宣传，这三老指的就是地方上年龄、资历、声望都比较高的人。
但是，这些规则毕竟太过简单了。到了北宋时期，陕西蓝田的儒家学者吕大钧与其兄吕大忠、吕大防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于宋神宗熙宁九年即1076年制定了我国第一部体系完整、操作性强的《乡约》，即《吕氏乡约》，也称《蓝田乡约》。该乡约对村民道德、行为规范和乡村治理模式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吕氏乡约》继承了“明礼教，敦风俗”的致用宗旨和传统文化中“明德慎罚”的德治传统，在其“德业相励、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四大约文中，都含有丰富的劝戒思想，对乡民提出了相关要求。
在“德业相励”部分，首先提出了什么是“德”，什么是“业”。德，就是见善必行，闻过必改。能修身养性，能治理家事；能服侍父兄，能教诲子弟；能管束僮仆，能侍奉尊长；能和睦亲朋，能择友交游；能守持廉洁，能广施恩惠；能受命寄托，能救人患难，能规劝过失；能为人谋事，能为众成事；能化解争斗，能决断是非；能兴利除害，能居官尽职。凡行善事，若有众人推举，都可写入籍中，作为善行记录。
而业，是说在家要侍奉父兄，教授子弟，善待妻子；在外要侍奉尊长，接待朋友，教育后生，约束僮仆。至于读书、种田、治家、济世，其他如礼、乐、射、御、书、数之类，都可以学习。
约文中还提出乡民要“能择交游，能守廉介”，就是要选择良友交游， 能坚守廉洁品质。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就是有德，就是善行。相反，不能择良友交游，不能持守廉洁，就是无德，就是恶行。《吕氏乡约》要求乡民“见善必行，闻过必改”。
在“过失相规”部分，文中指出，违犯道义的过失，一是酗、博、斗、讼。酗为酗酒喧闹；博为赌博财物；斗为斗殴辱骂；讼为暗地告人，坑害无辜。二是行为擅越礼制，举止违背法度，犯有众多恶行。三是行不恭逊。侮辱或慢待有德行的人，常揭人长短，以及恃强欺凌众人。或知过不改，劝谏后反倒更加过分。四是言不忠信。为人谋划事情，却陷人于为难之境；与人订立合约，则事后违约背离。以及言语失实，蒙骗他人，滋事百端。五是造谣诬毁。诬指他人的过错与罪恶，以无为有，以小为大，当面说是，背后言非。或作嘲笑的匿名文书，宣扬别人的隐私，以及喜谈别人旧有的过错。六是营私太甚。与别人交易，常谋利敛财，使人上当吃亏；致力于钻营豪取，不顾忌给他人造成的后果；无缘无故而行奸诈。这些都是明令禁止的。
在“礼俗相交”中，提出在婚姻、丧葬和祭祀等礼俗场合，不能铺张浪费。在聚会时，食物和饮酒的费用要与平时用餐一样，不能有丝毫浪费。遇到庆吊时需要送礼，也要量力而行，不能超出限度。《吕氏乡约》规定，婚嫁、庆贺等的礼钱，多不过三千文铜钱，少至一二百文铜钱；丧葬时送礼，多不过五千文铜钱，少至三四百文。
在“患难相恤”中，人们把患难之事分七类：
一为水火之灾。小灾则派人施救，大灾则亲自前往，多率人员救急，并进行慰问。
二为遭遇盗贼。居住近的要同心协力围捕，力量不足则告诉同约乡邻，以及报于官府，尽力提防抓捕。
三为感染疾病。小病则派人慰问，严重则亲为访医求药。家贫无有资财，则助以养病花费。
四为死亡丧葬。缺人做事，则前往相助；缺少资财，则送办丧事财礼，以及给予借贷和吊丧慰问。
五为遗孤幼龄。幼失父母的无依孤儿，若家中尚有钱财，可以生活自给，则将其妥善安排。或告知官府，或选择近亲邻里可托付之人，为其作主，不可让人欺侮哄骗。可教诲的应择人教学，以及为其求婚结姻。若家无钱财，不能自给生存，则合力周济，不让其流离失所。若为他人所欺，则应众人协力，加以处理。
六为遭遇诬枉。有人被诬谤冤枉，不能自己申诉，其情势可告于官府，则应为其代言。有方法策略可以化解，则为其排解。若其因此而失去安身之所，众人应当以财物相济。
七曰贫困乏财。有人安于贫困，且信守本分，但生计大有不足，众人应以财物相济。或为其借贷置产，以后按年逐月偿还。
而且还说道：凡有邻里患难，虽不是同约，只要知道，也应当救助怃恤，若事情重大则要率领同约乡邻共同援救。
在惩罚方面，《吕氏乡约》规定，如“犯义之过，其罚五百。轻者或损至四百、三百。”“不修之过及犯约之过，其罚一百。重者或增至二百、三百。”更轻微的过失，经人规劝后能改正的，只记录在案，免予处罚。这既体现了乡约的社会教化宗旨，也体现了儒家的“慎罚”思想。
对乡约的主事即约正的人选，不管其文化程度如何，唯一的要求是“正直不阿”，由大家推举一个正直不阿的人担任，目的在于要保证裁决和赏罚的公平公正。
《吕氏乡约》是蓝田乡民自愿约定的，并通过社会舆论、自我约束、相互监督和必要的奖惩来确保达成邻里和睦、守望相助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法律与习俗之间的空白， 成为对国家律令的必要补充。 所以，《吕氏乡约》公布后，吕氏兄弟和当地乡民都自觉执行，按照乡约来要求自己。
吕氏兄弟为蓝田望族，家境殷实，他们的自律意识很强，不会随心所欲。一次，老大吕大忠端坐厅堂，老二吕大防的妻子以为丈夫为当朝宰相，就由两个婢女搀扶着前来拜见。吕大忠大为恼火，说：“丞相夫人耶？吾但知二郎新妇耳。不病，何用人扶！”吕大防因此事羞愧难当，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这种事。
老四吕大临也能够按照乡约约束自己，“修身好学，行如古人”，在吕氏兄弟中，他留下的文字最多，所以《蓝田吕氏集》注明为吕大临等著。老三吕大钧死后，蓝田乡民“相率迎其丧，远至数十百里，贫者位于别馆哭之”。
这些都是《吕氏乡约》实行后的表现和成果。
《吕氏乡约》的推行，对当地乡民有很强的约束作用，乡民也自觉履行义务。乡约的善加引导和从旁帮助，使地方实现有序和谐的局面。如有违背乡约的规定，会每月聚集一次，按照约规处理，化解矛盾，平息事态。这样的乡约，对乡民来说，量体裁衣，符合实际；对官府来说，乐观其成，达到了治理地方的目的。
到了南宋时期，朱熹据《吕氏乡约》编写了《增损吕氏乡约》。由于朱熹在学术上的名气，加上他对乡约热心地编辑和改写，使《吕氏乡约》再次声名远播。
到了明代，朝廷大力提倡和推广乡约。明太祖洪武二十一年，即1388年，解缙建议，“仿蓝田吕氏乡约及浦江郑氏家范，率先于世族以端轨”，以正风俗。朱元璋颁布了圣谕六条。“主之以三老，家临而户至，朝命而夕申，如父母之训子弟。”明成祖更加重视《吕氏乡约》，下令“颁降天下，使诵行焉”。除了朝廷的提倡，推行乡约的地方官也有很多。其中王阳明在1518年颁布的《南赣乡约》影响最大。史书记载：“嘉靖间，部檄天下，举行乡约，大抵增损王文成公之教。”
《南赣乡约》的最大的特点是官办。与《吕氏乡约》相比，二者有以下差异。其一，前者是百姓自觉的乡村组织，“乡人相约，勉为小善”；后者是一个政府督促的乡村组织，是官治的传统。其二，前者是自由参加，覆盖局部。后者则是覆盖全乡村的组织。其三，乡约组织人员数目增多了，角色也改变了。《吕氏乡约》中只有二、三人，朱子《增损吕氏乡约》增为四个人，《南赣乡约》增加到17个人，“同约中，推年高有德为众所敬服者，一人为约长，二人为约副；又推公直果断者四人为约正，通达明察者四人为约史，精健廉干者四人为知约，礼仪习熟者二人为约赞。”在《吕氏乡约》中，他们是道德感化角色的精神领袖，而《南赣乡约》中约长、约副、约正等人的责任，包括协助官府劝令百姓完成纳粮的任务，劝犯错的百姓改过自新、各守本分，以及劝戒百姓维护地方安定。
除了王阳明的《南赣乡约》，明代还有几位学者对乡约制度的理论研究很深入，其中吕坤的贡献尤为突出。
吕坤的《乡甲约》，是把乡约、保甲都纳入到一个组织中来综合治理。它对后世影响极大，因为不仅设计严密，而且实行广泛，在当地共建了120个约。“以一里为率，各立约正一人，约副一人，选公道正直者充之，以统一约之人。约讲一人，约史一人，选善书能劝者充之，以办一约之事。十家内选九家所推者一人为甲长。”
应该说，乡约的最大优势，是能够紧密结合当地的实际。人们对是非善恶尽管都有一般的认识，但在各地表现出来的程度和事态并不相同。而对当地实际了解最深的，莫过于当地居民。只有身在其中的人才能深切感到需要特别表彰什么样的善，痛恨什么样的恶，也才能提出符合实际、管用见效的解决办法。
我们今天回望以《吕氏乡约》为代表的“乡约”体系，其中蕴含的思想，其相互约定、自我约束、过失相规、礼俗相交的经验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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