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讲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春秋》三传”中的《春秋穀梁传》，简称《穀梁传》。
《穀梁传》在历史上似乎较少受到人们的重视。在汉武帝和昭帝时代的官学中，只有《公羊传》一家；到东汉以后，学者多重《左传》，而官学则仍为《公羊传》《穀梁传》二家，然而和《左传》学派争论的却只有《公羊传》一派，可见《穀梁传》在东汉已经较为衰微。
它大约只是在西汉宣帝至平帝期间有较大的势力。魏晋以后习《春秋》者多读《左传》，东晋时代曾有人认为《穀梁传》“肤浅”，不值得立于学官。
《隋书·经籍志》在经部《春秋》类的说明中对《公羊传》和《左传》在汉代的传授论述颇为详细，而对《穀梁传》却很少谈及。不过，从《隋书·经籍志》所著录的书名看来，《穀梁传》在三国以后，仍有人进行着研究和注释。但到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古注疏只有东晋范宁注和唐代杨士勋的疏。
《穀梁传》一派的始创者，据《汉书·艺文志》说是“穀梁子，鲁人”，颜师古注释中说他“名喜”。但东汉王充《论衡》中作“穀梁寘（读智）”；杨士勋《春秋穀梁传注疏序》说穀梁子“名淑，字元始”，“一名赤”。其实，“寘、“淑”和“赤”在古代音同而互通。
穀梁学派也自称得于孔子弟子卜商，但恐怕和《公羊传》一样属于附会。《穀梁传》和《左传》《公羊传》一样，都属于长期相传，经过好几代人才写定的。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和清《四库全书总目》根据此书《隐公五年》有“穀梁子曰”的话，又引尸佼《尸子》的话，指出如为“穀梁子”自作，不应自引己说；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尸佼乃战国时人，曾为商鞅的老师，商鞅死后，他逃入蜀地。那么，《穀梁传》一书，当非完全出自“穀梁子”之手，而是经过后学增益写定而成的。
在今天看来，《穀梁传》的成书可能比《公羊传》更晚。如《宣公十五年》云：“冬，蝝生。蝝，非灾也。其曰蝝，非税亩之灾也。”说“蝝生”是由于“鲁国履亩而税”所引起的灾异，这是《公羊传》中的说法。《穀梁传》对此提出了批评，正说明作者已见到了《公羊传》。正因为《穀梁传》出现于《公羊传》之后，一些人认识到了《公羊传》某些论点过于迂腐甚至荒唐，所以立论有所不同。
比如《隐公元年》的“春王正月”四字，本来就如《左传》所说是“王周”的正月，但《公羊传》却大发议论，说“王”字有“大一统”的用意，甚至说“王”指“周文王”，其实，当时已到东周，怎么会是“周文王”呢？《穀梁传》对这四字不作解释，读者也未必不懂得这句话的意思。
又如《僖公二十二年》记宋襄公与楚国战于泓的事，《公羊传》表彰宋襄公那种愚蠢可笑的“仁义道德”，显然很难被读者接受。《穀梁传》则与此相反，认为《春秋》对宋襄公是谴责的，说：泓之战，宋襄公是想报复雩之会上所受的耻辱。雩地会盟时的耻辱，是宋襄公自讨的。他趁齐有丧事而伐齐、抓滕子、围攻曹国、主持雩地会盟。不看自己力量够不够，把楚成王请到会上。楚成王一怒之下就把宋襄公抓了起来。所以说，礼敬别人却得不到报答，就不算敬；爱别人却得不到爱，就不算仁。治理百姓却治理不好，就不算智。犯了错误不改，又犯同样的错误，才叫错误。这些说的就是宋襄公。古时，战士披上铠甲戴上头盔，不是为了振兴国家，就是要去讨伐无道，难道能用作战报仇雪耻吗？这就从此次战役的性质上否定了宋襄公行为的正义性。
《穀梁传》进而评论说：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能说话。人如果不能说话，还算什么人？言语之所以叫做言语，就是要真诚。说话如果不真诚，还叫什么言语？真诚之所以真诚，就在于它符合道理。真诚如果不符合道理，那还叫什么真理。真理的可贵就在于它合乎时机，顺应形势。这就是说，宋襄公那套言论，既不合于宋、楚力量的形势对比，是不合时宜的，而且因为个人受辱，自不量力地去发动战争，本身就不能算“仁义”，他却以此来美化自己，其实是“言而不信”。这种看法显然比《公羊传》高明得多。
《穀梁传》对春秋时代某些史事，显然比《公羊传》论述得正确。如《公羊传》中对郑国的祭仲大加褒扬，而《穀梁传》则与之相反。如果据《左传》的记载来看，《穀梁传》显然比《公羊传》合乎事实，因为《史记·郑世家》记载此事，显然和《左传》相同，而《穀梁传》的贬祭仲，应该说和《左传》《史记》的记载是完全一致的。《穀梁传》的成书在《公羊传》以后，其作者虽未必能见到《左传》，却很可能见到了《史记》，于是据以纠正了《公羊传》之误。这也说明《谷粱传》在思想及史实方面比《公羊传》有较大的改善。
不过，《穀梁传》记史事毕竟简略，对《春秋》的解释往往是讲“褒贬“或“微言大义”的多，讲事实的少。这个毛病和《公羊传》相同。有时它甚至比《公羊传》更简略，例如春秋时代晋、楚两国间的三次大战，在《穀梁传》中都只用一语了之，对《春秋》原文并未增添什么情节。可见它的史学价值不是很高。
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穀梁传》中有对今天有借鉴意义的文章。这里试举一例。
《穀梁传·僖公二年》记载了虞师、晋师灭夏阳之事。《春秋》只有一句话：虞师、晋师灭夏阳。意思是：虞国军队和晋国军队一同灭掉了夏阳。传文则进行了详细的叙述：不是一个国家而说它灭亡，是看重夏阳被攻占这件事。虞国没有出动军队，而《春秋》经文中说到军队，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晋国出兵前，虞国就已经把夏阳推入了死地，所以不能不说虞国也出动了军队。为什么它在晋国出兵前就把夏阳推入死地了呢？因为灭夏阳，虞国是主谋。夏阳是虞、虢两国交界处的一个要塞。灭掉夏阳，虞、虢两国也就可以攻下来了。说虞国是灭掉夏阳的主谋，这是为什么呢？晋献公想要攻打虢国，荀息说：“君主为什么不用屈地出产的马，垂棘出产的美玉，向虞国借道呢？”献公说：“这是晋的国宝，如果虞国接受了我的礼物而不借道给我，那该怎么办？”荀息说：“这些东西是小国用来服侍大国的。它不借道给我们，就一定不敢接受我们的礼物。如果接受了我们的礼物，而借道给我们，那么，我们只不过是把美玉从宫中的库房里取出来，藏在宫外的库里；把良马从宫内的马厩中牵出来放在宫外的马厩而已。”献公说：“宫之奇在虞国，一定不让国君接受礼物的。”荀息说：“宫之奇的为人，虽然内心通达，但性情懦弱，又是从小和虞君一起长大的。心里明白，话就说得简短；性情怯懦，就不会坚决谏阻；和虞君一起长大，虞君就不重视他。况且虞君喜欢的珍宝就在眼前，而亡国之灾却要在另一个国家灭亡之后，这是中等智力以上的人才能考虑到的。我料想虞君是中等智力以下的人。”于是，晋献公就向虞国借道攻打虢国。
宫之奇劝谏说：“晋国的使者言辞谦卑而礼物厚重，一定对虞国没有好处。”虞国国君不听，接受了晋国的礼物而借道给晋国。宫之奇又劝谏道：“俗话说‘唇亡齿寒’，这大概就是说虢国和虞国的关系吧！”于是他带着妻子儿女逃到曹国去了。
晋献公灭了虢国，鲁僖公五年，又占领了虞国。荀息牵着马捧着璧，来到晋献公跟前说：“璧还是老样子，马却变老了。”
“虞师、晋师灭夏阳”是《春秋》经文中的一句，《穀梁传》从用词和史实的角度对此句进行了解释和阐发。鲁僖公二年，即公元前658年，晋献公准备伐虢。虞国地处晋、虢之间，若绕道则受阻于中条山。晋国大夫荀息献计，以重礼贿赂虞国国君，欲借道伐虢。虞国贤臣宫之奇看出晋国居心叵测，有各个击破、一箭双雕的用意，劝谏虞国国君不要上当。然而，面对宝物，虞国国君非但听不进谏言，反而自告奋勇地出兵打头阵，帮助晋国攻下了虢邑夏阳。最终的结果是晋国灭掉虢国，不久之后又灭掉了虞国。《穀梁传》用这段史事深刻地说明了“唇亡齿寒”的道理，警示后世治国者不可贪图小利，而要志向远大，着眼于国家的长远利益。
《穀梁传》中也有一些篇幅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如《僖公十年》记载晋国的骊姬陷害世子申生的事，所记情节，在《左传》和《国语·晋语》中也有记载，大意类似。《穀梁传》的记载文字更集中，更简洁，使骊姬的奸恶、申生的愚孝突出地表现出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申生向里克推荐“重耳”，即晋文公，这是很符合历史事实的。因为里克后来杀奚齐、卓子而又被晋惠公所杀，恐怕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文中写骊姬“下堂而啼”，大呼：“天乎！天乎！”可谓形神逼肖，跃然纸上。这比《左传》所写“姬泣曰：‘贼由太子。’”要生动传神得多。
另外，《穀梁传》的文章一般比较简短，不像《公羊传》文字那么拖沓而且用了过多的虚字；它叙事虽不像《左传》那样翔实，却以简明见长，更偶有胜于《左传》处。东晋范宁在《穀梁传注序》中说：“《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就是指讲鬼神事较多；《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就是较为简短；《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指意见适应流俗，取媚君主。”这种评论虽然是对其思想内容而言，但用来评论《春秋》“三传”的文风，也颇为合适。
唐代大文学家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自称他作文“参之《穀梁氏》，以厉其气”，指的正是学习《穀梁传》行文简洁有力、见解犀利的长处。可见《穀梁传》对我国古代文学特别是散文的发展，有着一定的影响。
共产党员网 版权所有 京ICP备12024993号-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