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讲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我国第一部史学理论著作，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史学史，它就是唐代刘知幾的《史通》。
梁启超在其所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中国于各种学问，唯史学最为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唯中国为最发达。”中国史籍范围之广、种类之多、内容之富、材料之详、史料价值之高，都是世界上罕见的。从《尚书》《春秋》算起，有近三千年的史书编纂史，而且绵延不断。但是，关于史学自身理论的反思和系统总结，却直到唐代才真正出现。这就是唐代刘知幾的《史通》，它首次对初唐以前史学进行了全面而详细的总结，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
刘知幾，字子玄，人称刘子玄，徐州彭城，也就是今天的江苏徐州人。生于唐高宗龙朔元年，即661年，死于唐玄宗开元九年，即721年。是盛唐时期著名的史学家，一生经历了唐高宗、武则天、唐中宗、唐睿宗、唐玄宗五个皇帝，而主要生活在武则天时代，介于“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之间，这是一个政治、文化空前嬗变的历史时代。
刘知幾出身于书香门第、世代官宦之家，家学渊源深厚。从祖父刘胤之，是当时知名的学者，与著名史学家宗正卿、李百药等是至交好友。唐高祖武德时期，任信都令，有良好的政绩。唐高宗时期，任著作郎、弘文馆学士，与当时著名的史学家、国子祭酒令狐德棻、著作郎杨仁卿等修撰国史和《贞观实录》，授封阳城县男，是一位很有素养的史学家。
刘知幾的父亲刘藏器，是一位正直贤能、才学出众的官员兼学者，擅长文章辞赋，文学、经学造诣深厚，《全唐文》中收录了他的三篇对策。
刘知幾的长兄知柔、次兄知章对他的影响也很大。尤其是长兄知柔，长刘知幾十三岁，性格内向，勤俭朴实，喜清静，善辞章。担任过州长史、刺史、户部侍郎、尚书右丞、工部尚书、东都留守等职，死后被追赠为太子少保，谥号为文，是刘知幾治学、为人的榜样。
父辈们的教诲、兄长的感召以及整个家庭文化氛围的浸染，使刘知幾“幼喜诗赋”“初好文笔”。大约十一岁时，父亲便给他讲授《古文尚书》，希望他能精此一经，以此为专长。但《尚书》毕竟只是春秋以前政府文件和政治论文的汇编，语词艰涩，枯燥难懂。刘知幾对此毫无兴趣，虽经父亲的严格督教，仍难有长进。
而当父亲给兄长们讲授《春秋左氏传》时，刘知幾却常常放下《尚书》去偷听，他被书中精彩的历史故事和父亲的生动讲述所深深吸引，许多内容都了然于心，从此对《左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常常在父亲讲读后，又私下讲给兄长们听，这引起了父亲的注意。于是，父亲转而给他讲授《左传》，不过一年时间，讲解和记诵就都完成了。
从十二岁起，刘知幾便开始广泛接触历史典籍，增长了知识，拓宽了视野，激发了求知欲，加深了对历史的了解和对史学的兴趣，养成了强烈的批判精神。十七岁时，他已把唐朝以前的主要历史著作基本读过一遍。
高宗永隆元年，即680年，二十岁的刘知幾中了进士，任获嘉县的主簿，负责掌管文书档案。他做此官十九年，不求升迁，一心研究史学。往来于长安、洛阳之间，借阅公私藏书，尽情阅览，官位虽未升迁，学问成就却越来越大。
三十九岁那年，他被调到京城长安，任定王府仓曹，参与编纂《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这是一部大型的诗歌选集类书。四十二岁时，任著作佐郎，正式成为史官，后又转任左史，兼修国史，参与撰修起居注及唐史。四十八岁那年，他迁秘书少监，又掌修史之事。当时，由于权贵控制史馆，史官没有著述的自由，凡事皆需仰承监修的旨意，刘知幾颇不得志，只好“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想借厘定群史、商榷史篇，来独创一家之学。五十岁那年，《史通》撰成。
此后，刘知幾名声鹊起，升任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馆学士，加银青光禄大夫。唐玄宗时，又迁左散骑常侍，修史如故。
从四十二岁开始，刘知幾官职屡迁，但却一直兼任史职，这为他博览史籍，撰写《史通》提供了便利，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史通》全书共二十卷，原为五十二篇，今存四十九篇，正文八万三千多字，原注九千多字，总计九万余字，分为内、外篇。内篇为主，外篇为辅。
“内篇”十卷三十六篇，另有《体统》《纰缪》《弛张》三篇亡佚，仅存篇目。“外篇”十卷十三篇。
概括而言，“内篇”主要讲历史编纂学，是《史通》的主要内容、主要贡献。各篇之间联系紧密，内部形成了一个有机的系统。“外篇”主要讲史官和史书的沿革，杂评过去史书的优劣得失。各篇之间无关联，无系统，似杂论。
具体而言，《史通》现存四十九篇的基本内容大体可分为五个方面：
一是厘清史学发展之历史。其中，《六家》《二体》，从史书的内容和形式上阐述史学的起源；《史官设置》《古今正史》勾勒了史学发展大势；《杂述》篇概括史学的多途发展。
二是讨论史书表现形式的基本理论，以纪传体史书的结构、体例为主。包括《载言》《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等篇。
三是关于史书编撰方法和文字表述要求的理论。包括《采撰》《载文》《补注》《因习》《浮词》《叙事》等篇。
四是关于历史认识和撰述原则的理论。包括《品藻》《直书》《曲笔》《鉴识》《探赜》《摸拟》等篇。
五是阐说作者经历、撰述旨趣和史学的社会功用。包括《辨职》《自叙》《忤时》三篇。
从总体上看，《史通》第一次对中国古代史学作了比较全面而详尽的理论总结，不仅评论初唐以前历史著作的优劣得失，对史官建置、史书源流、史学性质、史书体裁、史学功能、修史态度、历史文学等各方面都进行了总结，而且提出了史家的任务和史学的发展方向，特别强调对史家素养的培养。《史通》代表了先秦至唐代中国史学理论发展的最高峰。
《史通》蕴含着博大而精深的史学思想，今天看来，此书对中国史学的发展以及我们正确认识历史，仍有借鉴价值。
第一，“辨其指归，殚其体统”。这是刘知幾撰写《史通》的目的所在。所谓“辨其指归，殚其体统”，即辨明史学的目的和功能，阐述撰史的方法和原则。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当时修史之人不遵古法、为义不纯、为例不纯，所以要用《史通》来辨明史义、阐明史法。还需指出的是，《史通》一书虽以讨论史学问题为主，却广泛涉及其他理论问题，探讨了治国经邦之道，阐发了人伦道德准则，囊括了社会、历史、人生等各种问题，涵盖了古今治道的方方面面，从扬雄《法言》到刘勰《文心雕龙》的各种理论认识均已融会贯通。与夺、褒贬、鉴诫、讽刺，无所不有，使《史通》具有深刻的批判意识，翔实全面的批评内容，深远的批评意义，有着丰富的新见解、新认识。
第二，“多讥往哲，喜述前非”。这是刘知幾本人对《史通》史学批评特点的概括。即对前人的批评和总结。这体现了刘知幾实事求是的精神，反映了他对以往史学的深入思考，蕴涵着刘知幾丰富而深刻的史学理论认识。
第三，“博采善择”。这是刘知幾关于历史撰述方法的理论。他认为，撰写历史著作必须“博采”，做到“征求异说，采摭群言”，这样才能成“一家之言”，流传千古。但仅有“博采”还不行，还必须“善择”。“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学者博闻，盖在择之而已”。对于博采得来的资料，必须“别加研核”“明其真伪”，择善而从。如果不认真鉴别，那么许多讹言、传闻、鬼怪、虚美之辞，就会被当作实录而用，导致“是非无定”。可见，“慎择”“善择”实在是太重要了。史家撰史，首先必须“博采”，其次要“择善而从”，二者缺一不可。博采是基础，善择是关键。
第四，“直书与曲笔”。这是刘知幾关于史书撰述原则的理论。他“贵直贱曲”，专立《直书》《曲笔》二篇详作论述。强调“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善恶必书，斯为实录”。明确指出只有“实录直书”，才称得上是良史。在刘知幾看来，史书要发挥借鉴和垂训的作用，那么，直书不隐是不可或缺的。他坚决反对史臣“爱憎由己，高下在心”“曲笔阿时”“谀言媚主”。他的这种精神和理论，对中国史学发展产生了影响深远，受到了历代学者的普遍重视。
最后，“生人之急务，国家之要道”。这是刘知幾关于史学功用的认识。他在《直书》《曲笔》《辨职》《自叙》《史官建置》等篇都讲到了史学功用的问题。《直书》云“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曲笔》讲“盖史之为用也，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他认为，如果历来没有史书也缺史官，那么即使像尧、舜这样的圣人，夏桀、商纣这样的暴君，在死了以后，就会善恶难分、美丑难辨了。反之，因为有了史官和史书，古人虽然早已离去，但其事如在，皎同星汉。人们不用走出家门，坐在家里翻阅史书，就可以“神交万古”“穷览千载”，进而产生“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的启迪和教育作用。所以刘知幾感叹：“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刘知幾详细论述了史官、史书的客观作用，论述了后人研读史书以达到认识客观历史的目的；更为重要的是，他提出要从史书中受到教育和启示，产生“思齐”和“内自省”的行动，提升了史学的价值。
总之，刘知幾的《史通》构建了一套较完整的史学批评理论体系，刘知幾则是一位真正的史学批评大师。他在史书内容、撰述方法、体裁体例、文字表述、撰述原则、史学功能、史家修养、史学批评方法等诸多方面，都提出了重要的理论认识，迄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研究、总结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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