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学家韩愈写有《后汉三贤赞》，“后汉三贤”指东汉时期的王充、王符和仲长统。王充我们比较熟悉，作为唯物主义思想家，他的独立思考、破除迷信的精神，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其代表作《论衡》是一部不朽的唯物主义哲学著作。
王符晚于王充约半个世纪，他的宇宙观和认识论同样具有鲜明的唯物主义倾向。特别是他阐述的政治理想和匡时济世的主张，颇具政论家的风度。而王符的思想和理论主要体现在他的著作《潜夫论》中。
王符是安定临泾人，就是今天的甘肃镇原人。他自幼好学，而且有志向和节操。他的朋友圈多为文人学者，像马融是东汉时期著名的经学家，也是东汉名将马援的从孙，对《孝经》《论语》《周易》等颇有研究，也为这些经典作过注释。张衡就更是我们熟悉的人物了，他发明了浑天仪、地动仪，为中国天文学、机械技术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另外，张衡还是一位文学家，他所写的《二京赋》《归田赋》，是流传至今的名篇。
然而，由于身世的原因，王符虽然有才华，却被乡里人看不起。东汉自和帝、安帝之后，政治日趋腐败，士风逐渐轻薄，当时盛行“游宦”，就是到处找关系“跑官要官”，那些有权势的人更是相互引荐，以求私利。但王符是一个耿介正直的人，他的道德意识很强，不肯卑躬屈膝而求取一官半职，更不愿逢迎巴结权贵来为自己谋利。在当时的环境下，自然没有人肯赏识和提拔王符，所以他也无法获得做官的机会。
王符有志向，有才学，却因为生不逢时而不得施展抱负，内心很是压抑愤懑。但他始终坚守意志，不自甘堕落，最终选择了隐居，用著书的方式来反映政治得失，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思想，最终完成了《潜夫论》。
王符高洁的志向和品行，受到了当时一些士大夫的赞誉和推崇。《后汉书》中记载了度辽将军皇甫规与王符的一则故事。桓帝时，有一位名将即度辽将军皇甫规，他曾在西北边地立有战功，后来因故解甲归田，回到安定郡故里。正好有另一位同乡官员也离职回家，这人曾用钱财贿赂等手段，出任雁门太守。按照当时官场的规矩，此人投递名帖前来拜见皇甫规。皇甫规知道他的底细，躺在床上故意不去迎接。那人进来后，皇甫规问道：“你在雁门郡吃了大雁肉，那滋味美不美啊？”这明显是话里有话，讽刺对方的贿赂行为。不一会儿，家人来报说王符在门外。皇甫规早听说王符的大名，赶紧起身，披着衣服，趿拉着鞋，出门相迎。他亲切地握住王符的手，一同进入厅堂，相谈甚欢。范晔评论说这是“书生道义之为贵也”。
王符的《潜夫论》共十卷，包含三十余篇文章，所写题材都是关于社会政治、文化道德等问题，主旨在于批评当时社会的弊端，同时展示自己正面的从政措施、道德观念、人生境界等。每一卷大体都是一个相对明确的主旨单元，具体来说，卷一总论治国与论士；卷二上承卷一，谈论君道与用人；卷三论臣道与世风；卷四论政事，侧重于吏治与具体政令；卷五延续卷四的论政，重点在议边；卷六专论卜筮、巫术、相人诸事；卷七包括论梦与辩难两类；卷八涵盖人际交往、君臣之道、宇宙本源、道德教化及帝王世系等；卷九论述姓氏源流；卷十《叙录》为全书的总序，意在阐明著书的宗旨。
《潜夫论》的书名，也很有意思。范晔在《后汉书》中说：“不欲章显其名，故号曰《潜夫论》。”是说这部书以“潜夫”的自号为书名，而不是著其姓名，使之显于众。之所以“不欲章显”，这既和王符的隐居有关，也和他“耿介不同于俗”而“不得升进”的经历有关。刘文英在《王符评传》中说得更深刻：“‘潜夫论’者，‘潜夫’之论。‘潜夫’为作者自谓。‘潜夫’首先表明作者是一位隐居山野、身在下位的‘处士’，同时还表现作者对于自我价值的一种认识和对世俗、时代的一种抗议。”
作为东汉时期一部重要的著作，《潜夫论》在理想主张和精神品格上，继承了先秦诸子的著述精神。可以说，这部书思想之醇正、浑厚，目光之冷静、犀利，批判之切直、深刻，文笔之老成、持重，在两汉著作中是出类拔萃的。
我们说《潜夫论》对先秦子书的精神进行了传承与弘扬。这里所谓的“子书精神”，主要是就其著述当中的使命意识、理想追求、现实关注、社会批判、民生关怀等而言的。换言之，诸子著述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匡正时弊、消解民瘼、扶倾救乱、力挽衰世，简言之就是要“救世”。而这恰恰也是王符在写作《潜夫论》时萦绕胸怀而无法忘记的。王符生活的时代，正是东汉走向没落的阶段，这与诸子所面临的战国乱世类似；王符对社会的深刻洞察和热切关注，与诸子改制救世的社会理想类似；王符对于现实的严厉批判和冷静反思，与诸子抨击乱世的批判精神类似；王符对于道义学问的大力推崇和高度重视，与诸子弘道明理的理性精神类似；王符对民生疾苦的深刻洞察和无比同情，与诸子消解民瘼的重民情怀类似。可见，先秦子书的精神对于《潜夫论》有着深刻的影响；反过来说，也正是因为《潜夫论》，子书精神才在汉代有了传承和发展。
就性质而言，王符虽说自己的这部著作主要阐发了孔子之道，但从书中所阐述的基本观点与具体策略看，它已经超出了“五经”的范畴。应该说，王符的思想与言论具有两个重要特点：其一是能博采众家学说，特别是对儒、法两家学说，兼容并蓄，融会贯通，而成一家之言。其二是着眼于实际问题，论学则致力于经世济民，论政则力求切中时弊，从而避免了空疏浮泛的通病。
《潜夫论》中的很多观点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首先，书中强调以学为先，劝人要有志于学。《潜夫论》以《赞学》为全书之首，这在体例安排上是有用意的。有学者指出：诸子多勉人以学。《尸子》《荀子》《大戴礼记》《贾子》皆有《劝学》篇，《抱朴子》有《勖学》，《颜氏家训》有《勉学》。此外，《论语》也是以《学而》为第一篇的。可以说，“劝学”是周秦以来诸子著述的一个重要命题，王符以《赞学》为首篇，既反映了他对先秦子书的继承，更说明他对“学”的无上推崇。《赞学》开篇就说：“虽有至圣，不生而知；虽有至材，不生而能。”意思是，即使是伟大的圣人，也不是生而知之的；即使是最有才能的人，也不是生而就能做的。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我们强调要活到老，学到老，要多读书，读好书，从而全面提升自己的素质和能力。
其次，书中体现了对“德治”和“法律”的重视。王符自称《潜夫论》这部书是继承儒家思想的，因而儒家“德治”的治国理念也被王符所继承。在王符看来，君子的立身之本，就是德义，君主对民众广施德政，那么百姓就会心神畅达、容貌美好、健康长寿；对民众施以恶政，那么百姓就会衰老病弱、多病早夭。可见两者相差之大。
然而，面对汉末的衰世，王符还深刻认识到德治不能离开法制，仅仅依靠道德教化是不够的，还必须做到德法并举。王符吸收了法家思想，将其融入自己的思想体系中，而成一家之言。比如《衰制》篇论证法令在治国中的作用时，同《管子》中的《明法》《法法》《任法》等篇都有十分清楚的思想联系。
第三，书中提出了“尚贤”、任人唯贤的主张。对于东汉末年社会中任人唯亲的现象，王符给予了严厉的批判。《潜夫论》中一再强调尚贤、任贤、举贤、知贤，并有《贤难》《思贤》等专篇来讨论选拔贤才的问题。这应该是王符的有感而发，也是为自己有才却不被任用而鸣不平。作为国家的统治者，任用贤才是一大要务，有贤才却不能用，国家当然不会被治理好。尊重贤人、任用能人、信任重臣、积极纳谏，这是治国安邦之道，而昏庸的君主讨厌这些，认为不如奸佞庸碌之人阿谀奉承的话好听，这是国家将亡的征兆啊。王符的这个结论，是很符合历史规律的，应该是他对历史做了总结之后得出的结论，很有借鉴意义。
那么，如何选才呢？王符认为应该从“德”“才”两方面加以考虑，“为官择人，必得其材，功加于民，德称其位”，就是一定要根据才能，要有功于百姓，德行要与职位相称。王符特别反对当时以出身、贵贱论士的标准，他说：“贤愚在心，不在贵贱”，选士、考量人才，要看其志行，不可“舍实听声”，否则很可能所选非人。当然，对于人才也不可求全责备，而应“各以所宜，量材授任”，就是弃其所短，用其所长，发挥人才的最大价值。由此看来，王符的选人用人观还是十分正确和精辟的。
第四，书中反映了“以民为本”的思想，这是王符对先秦“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他提出了“国以民为基”，并进一步说圣王养育民众，爱护他们就如同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担忧他们就如同担忧自己的家庭一样，扶助患难之人，保全将死之人，救济他们的灾难，除去他们的灾祸。这是统治者应有的治国理念，原因在于，先秦时期荀子说过：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此外，王符还由“天”立论，提出“民心”即“天心”的论断，因此，君主只有重民、爱民、利民、养民，关心民生疾苦，才能保其社稷、安其天下。
最后，书中还对尸位素餐、无所作为、贪污腐败的官吏给予了揭露和抨击。王符举例说，县令、县长、郡守、国相不想着为国家建功立业，而是贪婪、残暴、专横、放纵，他们不奉行法律条令，侵害、冤枉弱小的民众。州内官员不治理所在的地方，而是让百姓远到朝廷那里去诉讼。尚书不因此责备三公大臣，三公大臣也不因此谴责州郡的长官，州郡的长官更不因此声讨县邑的长官，所以凶恶狡猾的人容易冤枉别人。侍中、博士这些负责纳谏的官员，有的在位多年，却始终没有举荐贤才、指斥恶人、弥补君过、补充缺失，而只担心自己被贬官或罢免。可以说，这种官官相护、因袭守旧的官场风气，正是东汉末期朝廷政治的反映，王符看在眼里，且用笔墨对这些人进行了讨伐，从而反映出他刚直的品格及正确的价值观。这也成为后人对王符颇为赞赏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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