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中华经典》系列音频 | 春秋公羊传（详解版）

　　本讲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春秋公羊传》，简称《公羊传》。

　　在《春秋》三传中，我们最熟悉的应该是《左传》，除了《左传》，对《春秋》经进行注解的还有两家，形成的著作一个是《公羊传》，另一个是《穀梁传》。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公羊传》的作者是齐人公羊子，颜师古注释说，公羊子名高，可能生活在战国时代。但今本《公羊传》的成书，却出于汉景帝时的公羊寿和胡毋子之手。

　　应该说，在《春秋》三传中，最先受到汉代朝廷重视的就是《公羊传》。从汉武帝到宣帝，它大约独占官学的地位有半个世纪左右。汉武帝时，儒学初兴，《公羊传》独盛是有原因的。因为汉武帝初年，朝廷中最有权势的大臣要数武帝母亲的同母异父弟田蚡，他是战国时齐国宗室的后裔，又是竭力提倡儒学的人，所以多少要偏袒齐地的学派。《公羊传》的作者公羊高是齐人，最后把它写成的人公羊寿和胡毋子也都是齐人。当汉武帝开始举贤良方正之际，正是田蚡最显贵之时，因此，得到赏识的是董仲舒和公孙弘二人。这是因为董仲舒是公羊学派的传人，他的学说颇得汉武帝欣赏，“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就是他首先提出来的。

　　公孙弘本人也是齐人，在学术上的成就虽然不如董仲舒，但他的官运却不错，做到了丞相。公孙弘和董仲舒一样，也是学《公羊传》的。所以朝廷中最初建立《五经》博士，传授儒家经典，《春秋》就只有《公羊传》一家。朝廷中既然设了《五经》博士，被选定的学派就成了官学。士人不通《五经》，就不能得到官职，而出任官吏时，要经过策问，对这些策问的回答，又必须根据官学的学说。于是，当时大多数士人学《春秋》必然去学《公羊传》，而《左传》因为学了之后对做官没有帮助，所以除了少数有识之士，很少有人去读。甚至《左传》自汉初入藏皇家图书馆后，在社会上流传的复本很少，而藏于朝廷中的《左传》，还是战国时人用古体文字缮写的，所以叫“古文经”。在这时，流通较广的《公羊传》和《穀梁传》已普遍经汉代人用当时通行的隶书抄写过，所以称“今文经”。

　　这里，对于董仲舒还要多说两句，因为《公羊传》被汉武帝看重，和董仲舒的对策也是分不开的。董仲舒在回答汉武帝的策问中曾说：“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意思是，我谨慎地按照《春秋》中的记载，考察前代已经做过的事情，来研究天和人相互作用的关系，情况是很可怕的呀！国家将要发生违背道德的事情，那么天就降下灾害来谴责和提醒；如果不知道醒悟，天又会生出一些怪异的事来警告；如果还不知道悔改，那么伤害和败亡就会降临。由此可以看出，天对人君是仁爱的，希望帮助人君消弥祸乱。他还说：“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于古，考之于今。故《春秋》之所讥，灾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恶，怪异之所施也。书邦家之过，兼灾异之变，以此见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此亦言天之一端也。”意思是，孔子作《春秋》，上度量天道，下验证人情，参看于古代，考察于今时。所以《春秋》所讥讽的，就是灾害所侵犯的；《春秋》所憎恶的，就是怪异所触及的。孔子写出了国家的过失和灾异的变化，从这里可以看出人们行为的好和坏，是与天地相通并且互相感应的，这也是谈天道的一种看法。

　　由此看来，董仲舒宣传《春秋公羊传》，完全是为了维护汉朝的统治，正如司马迁所说：“《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汉书·艺文志》还著录有“《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可见他的学说是借《春秋》之名来为朝廷统治服务。为了巩固汉代的统治，他甚至编造了不少荒诞迷信的灾异之说，这是我们研究董仲舒的学说和阅读《公羊传》时需要加以注意的。　

　　东汉后期，《公羊传》的势力已经衰微。魏晋南北朝时人研究《春秋》，多学《左传》。只有北魏高允据说很喜欢《公羊传》，但也没有这方面的著作传世。　

　　唐代以后，《公羊传》虽仍被列为应科举时可供选择的经书之一，并有徐彦为何休《春秋公羊解诂》一书作疏，但读者不多。

　　宋以后，士人对《公羊传》也不大重视。直到清代中叶，孔广森、刘逢禄等人，才重新关注此书。康有为在否定“古文经”时，提倡“今文经”，并对《公羊传》大加表彰。

　　在今天看来，《公羊传》一书仍有一定的历史地位。

　　首先，它对《春秋》所记的史事，基本上是逐条解释。由于《春秋》文字过于简略，人们很难了解事情的梗概，在汉初《左传》尚未广泛流传以前，人们阅读《公羊传》，毕竟可以了解不少史事。如《公羊传·隐公元年》记载了隐公和桓公的关系，并且指出了当时的继承制度是“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的制度。这种制度在我国曾流行了几千年。通过这段记载，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古代宗法制度的情况。

　　同一年的“郑伯克段于鄢”，其中“段”指什么人？“郑伯”为什么要对他用兵？仅读《春秋》条文，是无从知道的，而读了《公羊传》至少可以知道共叔段乃郑庄公之弟，由于母亲偏爱才引起了兄弟争位之事。《宣公六年》的“晋赵盾弑其君夷皋”，《公羊传》说明了真正杀死晋灵公的人是赵穿，以及史官将罪名加在赵盾头上的理由，我们由此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宣公十五年》“初税亩”条，《公羊传》解释了是“始履亩而税”，即破坏了井田制的收税办法。这种税制的变化，反映了社会经济制度的重要变化，是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重要史料。

　　此外，《公羊传》中还记载了一些《左传》等其他史书中没有的史事。如《庄公四年》记齐襄公灭纪国的事。《公羊传》写道：“纪侯大去其国。大去者何？灭也。孰灭之？齐灭之。曷为不言齐灭之？为襄公讳也。《春秋》为贤者讳。何贤乎襄公？复仇也。何仇尔？远祖也。哀公烹乎周，纪侯谮之。”根据《公羊传》之说，这位被“纪侯”谗杀的齐哀公下距襄公已有九世。据《史记·三代世表》，齐哀公与周夷王同时，还在周朝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以前，年代已无可确考。此事又见于《史记·齐太公世家》：“哀公时，纪侯谮之周，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静，是为胡公。胡公徙都薄姑，而当周夷王之时。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怨胡公，乃与其党率营丘人袭攻，杀胡公而自立，是为献公。”司马迁当然读过《公羊传》，他这段记载也可能就是根据《公羊传》。司马迁写史，博考典籍，是不会随便盲从的。我们再看司马贞《史记索隐》引宋忠讲到齐献公攻杀胡公之事说：“其党周马繻人将胡公于贝水杀之，而山自立也。”可见汉代人还可以见到一些有关史料，所以不能轻易怀疑《公羊传》的记载，而这种记载，也可补周史之缺。

　　《公羊传》不是文学作品，它对文学的影响自然远不如《左传》那么大，但其中有些文字，还是有较高的文学价值。例如《宣公六年》记晋国赵盾与晋灵公之间的矛盾，写了许多晋灵公无道的事例，其中有些情节和《左传》相同或类似，但表现手法却不一样，而且各有千秋。

　　文中记载晋灵公在台上以弹子打人取乐，以及因熊掌不熟而杀死掌膳之人，赵盾为此进谏之事。这件事也见于《左传·宣公二年》，情节稍有不同。我们发现，《公羊传》写赵盾发现死人及看见后的情景，更为细致。如“赫然死人也”和赵盾见后说了个“嘻”字，都很能传达出他当时的心态，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下面又记载了灵公派人行刺赵盾的事，这一段与《左传》的内容也类似而稍有出入。再往下又记灵公谋害赵盾的事，和《左传》所载情节也相似，而手法不同，有评论者认为，《公羊传》所载更为生动。最后写灵公的随从中有人出来救赵盾，此人当即《左传》中说的“灵辄”，不过《左传》写他救赵盾后就自己逃亡而去，《公羊传》则未作交代。不管怎样，这一情节显示了赵盾有恩于民众，得到了多数人的拥护。一定程度体现了“君舟民水”的思想。

　　《公羊传》对《春秋》的解释，自称为“传经”，即阐明孔子的意思。其实根本目的却是宣传作者的政治主张，正如学者所言，“这一些正好迎合了汉武帝政治目的的需要”。当然，迎合汉武帝的政治目的，需要作具体的分析，不能一概否定。例如《公羊传》一开始就强调“大一统”思想，这种思想适应了刚刚建立的中央集权帝国的需要，在当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文公十二年》对秦穆公作了表彰，并引《尚书·秦誓》中的话，肯定他能积极改过。这都是有积极意义的。《公羊传》还好言“灾异”，这当然是迷信，但这种思想也有其两面性。一方面它强调了“天意”和君权神授，是为帝王的统治辩护；另一方面，它也利用“灾异”来谏劝君主，目的是约束帝王的行为，不让帝王肆意妄为，这在皇权至上的古代社会，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