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载古代吴、越两国历史的专著，除了《吴越春秋》以外，还有《越绝书》。但《越绝书》的作者，却是一个颇有争论的话题。目前来看，有四种观点：
其一，认为是子贡所作。最早著录《越绝书》的《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标注为“子贡撰”。从《越绝书》本身看，《越绝外传本事》《越绝篇叙外传记》两篇中也都有“子贡所作”的记述。然而，唐朝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说：“《越绝书》子贡所著，恐非也。其书多记吴越亡后土地，或后人所录。”司马贞是现今所见最早怀疑《越绝书》为子贡所撰的人。
其二，认为是伍子胥所作。《崇文总目》在记录此书时，除标明“子贡撰”外，还补充了一句：“或曰子胥。”其实，《越绝书·越绝外传本事》中也说道：“一说盖是子胥所作也。”
其三，认为是无名氏所作。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称：“《越绝书》十六卷，无撰人名氏。……”《越绝书·越绝外传本事》则说：“《越绝》谁所作？”“吴越贤者所作也。”……问曰：“作事欲以自著，今但言贤者，不言姓字，何？”曰：“是人有大雅之才，直道一国之事，不见姓名，小之辞也。……”看来，《越绝书》本身对于其作者是谁都没有定论，这也就不怪后世争论不休了。
第四，是东汉人袁康、吴平合作。明正德、嘉靖年间，一些学者根据《越绝篇叙外传记》的一段隐语断定该书的作者为会稽人袁康、吴平。这段隐语属于一种“文字游戏”，“以去为姓，得衣乃成”，就是袁字；“厥名有米，覆之以庚”，就是康字。“禹来东征，死葬其疆”，指的是会稽人。“以口为姓，承之以天”，是吴字；“楚相屈原，与之同名”，自然是平字。会稽袁康、吴平二人的名字赫然在目。
上述四种观点，都不是凭空捏造或者臆想而来。但据后人研究，每一种观点又都有站不住脚的地方，《越绝书》本身就提供了三种观点，也是一个侧面的证明。目前，被大多数学者肯定的观点是：《越绝书》非一时一人所作，原作者可能是战国时人，即所谓的“吴越贤者”，但其姓名已经不得而知；而书中也可能收入了一些子贡和伍子胥的文字；到了东汉初年，此书又经会稽人袁康、吴平整理，撰写“外传”，重新厘定，流传至今。这也许是关于《越绝书》作者的一个比较客观、完整和清晰的结论了。
《越绝书》今存十五卷，凡十九篇。其中，外传十三篇、内传四篇、内经两篇。在这十九篇中，首尾两篇犹如序跋，首篇《越绝外传本事》陈述书名、作者及“经”“传”“内”“外” 之别，阐明编纂宗旨；末篇《越绝篇叙外传记》概括前面诸篇，再次申述编纂主旨，并用隐语记录了编辑者的姓名。中间十七篇的内容，大多围绕一个人物、一个主题展开，记载吴、越两国人论治国用兵之道等，使后人能察其得失。
比如《越绝荆平王内传》详记伍子胥由楚奔吴之事，《越绝吴内传》记述了伍子胥伐楚，勾践、阖闾之间的征战，《越绝德序外传记》探讨吴、越二国成败兴亡之理。
从这些篇目和内容来看，主要是以吴、越两国夫差、勾践的争霸、兴衰为中心，涉及一系列内政和外交活动。
此外，书中还有若干篇杂记性质的文章，《越绝外传记吴地传》记述吴国的世系与吴地地理，《越绝外传记地传》记述越国的世系与越地地理，《越绝外传记宝剑》讲述越国的物产传说，《越绝外传春申君》讲述曾分封在吴越之地的春申君的事迹。
《越绝书》的叙事体例，既不同于以记载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也不同于逐年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的编年体，而和南宋袁枢所创的纪事本末体相似。可以说，纪事本末体在《越绝书》中已初露端倪。所谓纪事本末体，是以历史事件为纲的史书题材，即将重要事件分别列目，独立成篇，各篇所记史事按照时间顺序备述事件的始末。这种文体以事件为主线，突出具体事件的发展始末，简化错综复杂的历史史事，从历史的成败得失中找出规律性的认识，从而达到“鉴往知来”的目的。《越绝书》的作者在撰写此书时大概就有这个意思。
除了类似纪事本末体的写法外，《越绝书》中还有评论性的文字。典籍中的评论，在《左传》《史记》中就已经出现。《左传》在叙事中或叙事后往往以“君子曰”“君子是以曰”的形式对事件或人物进行评价。而司马迁的《史记》更创立了“太史公曰”的论断形式，其内容或阐释创作题旨，或议论统治者的得失，或评论历史人物等，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评论能够鲜明地表现作者的立场和感情，同时给后人以警示或借鉴。《越绝书》中也有论赞性质的文字或对历史事件发表看法，或对人物进行评价。如《越绝外传计倪》最后一段以“哀哉”的感叹形式发表了议论，点明夫差败亡的原因，其中还有“宜求监于前史”“居安思危，日谨一日”这样的垂范之语。
《越绝书》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史鉴”上，这应该也是作者写此书的主要目的。
举例来说，吴越两国要争霸，首先得富国，国不富就做不到兵强，所以书中有很多地方指出君主应该如何富国，不误农时就是其中重要一项，“凡举百事，必顺天地四时，参以阴阳，用之不审，举事有殃”，并一再告诫人们，农业生产与四时季节有着密切关系，“春生之，夏长之，秋成而杀之，冬受而藏之”，因此要按照节气来耕作，确保粮食的丰收。此外，君主有道、重视人才、选贤举能也是国家走向强大的关键，书中论述吴亡越兴的原因时说：“问曰：‘吴亡而越兴，在天与，在人乎？’‘皆人也。夫差失道，越亦贤矣。’”吴王夫差败亡，并非天意，而是他放弃贤臣、处事无道的缘故，后人当以此为鉴。
又如，中国古代一直强调重农抑商、重本轻末，而本书则提出了本末并举的治国思想，提出“农伤则草木不辟，末病则货不出”，这种富国富民的经济思想，在古代社会是很难得的。
再如，要争霸，除了国富还要强兵，因此书中许多篇章都论述了强兵之道、战守之要以及战争与政治、经济、外交等的关系，以及天时、地利、人和等对战争胜负的影响，所以人们很早就注意研究这部书的军事价值与军事思想。
最后，书中的经济思想也颇有启发，这主要体现在《越绝计倪内经》《越绝外传枕中》两篇中。有学者指出，这两篇所反映出的经济思想可以看作是范蠡的经济策划，它包含循环学说、贸易思想、价格理论三个方面。经济循环学说是一种用来指导人们经济活动的商情预测，尽管当时的社会和今天有本质的不同，但其预测的方法可以为今人提供一些经验和借鉴。另外，中国的经济发展，沿海地区往往占有优势，并领先于内陆地区，今天如此，古代亦然。春秋时代处在山东半岛的齐国，“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齐桓公霸业由此而立。同样，地处东南沿海的越国，也因为推行通货贸易的政策，得以迅速发展。不同的地理环境，在发展经济时应该采取不同策策略和手段，这一点在先秦时期就有所体现了。
那么，既然《吴越春秋》和《越绝书》都是记载吴、越两国历史的典籍，那么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呢？
首先从历史叙事的时间跨度上来说，两书对吴、越两国的世系均有述及，但就下限而言，《越绝书》至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八年，超过了《吴越春秋》的时间范围。
其次，从内容上说，《吴越春秋》仅限于吴、越两国的世系以及与吴越争霸有关的史实、轶闻、传说，相对而言，《越绝书》的内容更为广博。《越绝外传记吴地传》《越绝外记越地传》所记虽然以吴越争霸为中心，但其内容却主要是记载吴、越两国的地理，书中甚至还有记载“战国四公子”之一春申君的《越绝外传春申君》，记载“伍子胥兵法”的《越绝外记军气》。可以说，《越绝书》的内容涉及了上自阖闾下至东汉的与吴越之地有关系的人物、事件、地理、风俗等，有些与吴越争霸没有直接联系。
当然，由于两书都是以吴越为记述中心，在内容上势必有很多相同的地方。甚至有学者提出“赵晔《吴越春秋》，又因是书，即《越绝书》而为之，“赵晔《吴越春秋》之文，往往依傍《越绝》”。然而，由于两书的结构、体例、立意有所不同，使得作者在叙事时的繁简、侧重也不相同。《越绝书》各卷篇目内容相对独立，每篇内容完整，基本围绕一个中心事件和主题展开。但这样的结构设计也有弊端，那就是为了每篇叙事完整，全书中对重要事件重复记述的地方有不少，造成了一定的冗杂。与《越绝书》不同的是，《吴越春秋》立足于整体的叙事和情节塑造，采用以时间为主线，以吴、越两国各自的视角分别叙述史事，并对资料进行合理剪裁，使得全书简练完整、结构严谨。
第三，在思想倾向上两书是不同的。《越绝书》的第一篇《越绝外传本事》中就明确表明本书是为称颂勾践的功业而作：“以其诚在于内，威发于外，越专有其功，故曰《越绝》。”甚至书中对吴国的记述在某种程度上也都是为了衬托勾践“伐强吴，行霸诸侯”的德威。由此可见，《越绝书》是“抑吴显越”的。《吴越春秋》虽然没有直接指明立场，但我们也能从书中看出蛛丝马迹。作品以“春秋”为名，意在借鉴《春秋》的褒贬笔法，在体例设置上，以吴国为内传，以越国为外传，实际就已经表明其“尊吴抑越”的思想倾向。不同的思想倾向，是由作者的情感和价值取向决定的。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吴越春秋》还是《越绝书》，都有“以古鉴今”“以史为鉴”的目的和作用，这是我们今天仍要重视此书、研读此书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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