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分裂割据的时代，政权更迭频繁，但思想界却并不显得暗淡，出现了许多思想家和哲学家，葛洪就是其中的一位。他的代表作《抱朴子内篇》和《抱朴子外篇》，无论在中国道家思想史还是中国儒家思想史上，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本讲我们要介绍的是《抱朴子外篇》。
葛洪是晋朝人，他的远祖葛浦庐曾经辅佐汉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王朝，官至骠骑大将军。后来，葛浦庐把爵位让给了弟弟葛文，自己率全家迁居到江南的句容，定居下来。葛洪的祖父葛系，在三国时期的吴国担任吏部侍郎、御史中丞、大鸿胪等要职。葛洪的父亲葛悌，先在吴国任五官郎中、会稽太守等职；入晋后，又任肥乡令、邵陵太守等职。由此看来，葛洪出身于上层的士族家庭。
葛洪十三岁时，其父去世，家道中落，年幼的葛洪不得不亲自操持农活，于耕种之暇发奋苦读。他在《自叙》中回忆了这段艰难的生活：十三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了，因此我过早地失去了父亲的教诲。当时的我，饥寒交迫， 困苦不堪，自己还要亲自去耕地收割，晚上披星戴月踏着野草，辛勤地在田地里劳作。再加上连续遭到战乱之苦，先人留下的典籍荡然无存。在农耕的空闲时间里也无书可读。于是，我只好背着书箱步行到别人家中借阅，然而，在一处人家里，最终也很难借到所有书籍。后来，我自己就花费更多的时间去砍柴，然后卖掉，从而买来纸笔，供自己使用。白天就到田地里去劳作，晚上就点燃柴火照明，写字读书。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没办法早一些涉猎各种典籍。因为经常缺乏纸张，所以每次写字的时候，纸张的正反两面都写满了，很少有人能够阅读。
这是一幅多么令人感动的辛勤劳作和励志读书的画面啊。葛洪虽然出身于上层世家，却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
十六岁时，葛洪开始学习《孝经》《论语》《诗经》《周易》等儒家经典，并旁涉诸史、百家之言。他还对道家的养生修仙之法情有独钟。
葛洪逐渐以儒学知名。晋惠帝时，他应吴兴太守顾秘之邀，以将兵都尉的身份参加了镇压石冰起义的行动，因功被授予伏波将军。但葛洪“不论功赏，径至洛阳，欲搜求异书以广其学”。可见，对于葛洪来说，做官并非他的人生志向，读书做学问才是其一生追求。
葛洪一生治学，可谓是晋代之冠伦奇才，其知识之渊博、著述之宏富、见解之精深，在晋代作家中是出类拔萃的。葛洪的著作有很多，但大部分已经散佚了，幸而最能体现其思想的《抱朴子内篇》和《抱朴子外篇》留存了下来。
说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抱朴子内篇》《抱朴子外篇》中的“抱朴子”，作何解释呢？原来，“抱朴子”是葛洪的号。“抱朴”一词见于《道德经》第十九章：“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意思是行为单纯，内心淳朴。正因为葛洪具备了道家所提倡的淳朴、自然的品格，所以被乡人称为“抱朴之士”。 于是他就以此为号，并把这一名号用在了自己的书名中。
对于《抱朴子内篇》和《抱朴子外篇》，葛洪自己也做过一个说明：《抱朴子内篇》主要讲养生成仙，《抱朴子外篇》主要讲治国安民。这两部书的内容集中反映了作者以道教养生为主，以儒学治世为辅，内外并举、儒道兼修、仕隐变通的人生追求。
今天我们来看《抱朴子外篇》，可以知道这部书主要阐述了葛洪的社会政治、为人处世等思想主张。虽然葛洪自认为它属儒家，但实际上其中的思想比较驳杂，以儒家为主，兼采了道家、法家，甚至还涉及少量的墨家思想。
《抱朴子外篇》主要阐述了葛洪的社会政治、人生处世等思想主张。具体而言，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肯定社会进步的意义，反对厚古薄今的历史观。
葛洪在《尚博》中批判了“今世所为，多不及古；文章著述，又亦如之”的贵古贱今的观点。他认为，今人不亚于古人，今文也不亚于古文，并对“今山不及古山之高，今海不及古海之广，今日不及古日之热，今月不及古月之朗”这种荒谬可笑的说法，给予了抵制和批评。
在反对厚古薄今的同时，葛洪肯定社会是不断发展的，因此主张社会的变革。《省烦》中说：“夫三王不相沿乐，五帝不相袭礼，而其移风易俗，安上治民，一也。”意思是，夏、商、周三代帝王不沿用前代的乐制，上古的五位帝王也不因袭前代的礼制，然而他们改变了习俗风气，并使社会安宁、百姓安定，这是一样的。对礼仪制度，或改革或沿袭，或减少或增加，或删除或改善，何必一定要坐着船去登山，鞭打着马去渡河，身披着铠甲上朝堂，正值酷暑而穿着几层皮衣呢！因时制宜，适时而变，葛洪的这种社会发展观是正确的，在这一思想下，他提出要对过去的制度进行重新审查，合适者保留，不合适者加以裁汰或革新。
其次，提出了德刑并重的治国原则。
恩威并施，德刑并用，是中国古代君主治理国家的原则。葛洪继承了这一思想，提出了“刑为仁佐”（《用刑》）的治国原则。在《君道》中，他还指出君主对待百姓应该“莅之以慈和，齐之以礼刑”。在《用刑》中，葛洪则说：“莫不贵仁，而无能纯仁以致治也；莫不贱刑，而无能废刑以整民也。”意思是，没有人不重视仁慈，但也没有人能够完全使用仁慈而使国家安定；没有人不轻视刑罚，但也没有人能够不使用刑罚就把百姓治理好的。他还列举了大量的史实，说明即使在上古理想的社会里，刑罚也是必不可少的辅政手段。他说，尧舜的仁慈就像上天一样，然而却不能原谅四个罪人。周公与兄弟的关系友善，然而也不能赦免管叔和蔡叔。孔子诛杀少正卯，汉武帝诛杀自己的外甥，虽然伤心得流下眼泪，可又要维护法律，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啊。此举是杀一人以挽救万人，损害了少数人的利益但成全了多数人的利益。葛洪的这种重视仁政又强调刑罚的主张，对今日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不无借鉴。但是，葛洪又主张重刑，甚至提出恢复肉刑，这种做法则太过极端了。
第三，强调用人的重要性。
中国自古就十分重视用人问题。葛洪提出君主要把选择人才作为第一要务。他用了《务正》《贵贤》《任能》《审举》《擢才》等多篇来阐述这一问题。提出，君主要请出山水田园中被埋没的人才，举荐被遗漏的隐士，让贤臣在适当的职位上尽情发挥他们的才华，让俸禄与他们的功劳相一致，这就是国君对待贤臣的方法；为了国家日夜勤奋努力，尽心竭力地处理好各种政务，举荐善人而贬斥恶人，遇到该做的事情就勇敢地去承担，这就是臣下报答君主知遇之恩的态度和方式。君主选拔人才而为国效力，贤臣恪尽职守、积极作为，这样国家才会走向繁荣和兴盛。
第四，重视学习和教育。
《抱朴子外篇》专有《勖学》和《崇教》两篇，它们堪称姊妹篇，前者从个人的角度强调了教育、学习的重要性，后者则侧重于从国家政治角度来阐述教育的不可或缺。
葛洪认为，学习能够使人提高品德，增加知识，最终成为一个文质彬彬的君子。他还指出，良好的天赋不能代替后天的学习，即便是圣人，其品德修养也是通过学习获得的，正所谓“周公上圣，而日读百篇。仲尼天纵，而韦编三绝。”这种观点，能够促人上进，有利于个人素质的提高和社会风气的改善。
对于一些具体的学习方法，葛洪也进行了阐述。比如学习要趁早，因为“少则志一而难忘，长则神放而易失，故修学务早，及其精专，习与性成”。又如，学习必须抓紧时间，不可荒废光阴，更要持之以恒，日积月累，正所谓“不饱食以终日，不弃功于寸阴”。 作者还举古代的圣贤为例：“先哲居高，不敢忘危，爱子欲教之义方，雕琢切磋，弗纳于邪伪。”先哲爱护子女的方法就是对他们加强教育。另外，只有那些道德高尚、知识渊博、性格刚直的人，才有资格当老师。
第五，提倡平和的心态和简朴的生活。
在《酒诫》一篇中，葛洪一开始就指出了多欲的害处及戒欲的必要性：“目之所好，不可从也；耳之所乐，不可顺也；鼻之所喜，不可任也；口之所嗜，不可随也；心之所欲，不可恣也。”为什么呢？因为那些能够迷惑眼睛的，必定具有超众的美貌与鲜艳的花纹；能够迷惑耳朵的，必定是动听的靡靡之音；能够迷惑鼻子的，必定是芬芳的气味；能够迷惑嘴巴的，必定是美味佳肴；能够迷惑人心的，必定是权力功名。如果这几个方面都被迷惑了，那离遭殃也就不远了。接着，葛洪说道，聪明的人会严格地矫正自己的情绪和理智，不会放纵自己的情欲去追逐名利富贵，会用恬静的心来约束自己的思想，会用长远的打算来提高自己的品德。他们抑制自己的情欲，超过了防止堤坝的决口；他们控制自己的性情，小心得超过了用腐朽的缰绳去驾驭奔马。葛洪从大处着手，认为纵欲害人害己，清心寡欲则可以修身养性。
最后，葛洪还阐述了自己的文学观。
他提出要文德并重。魏晋以前，人们一般比较重视人的品行， 而把作文放在次要地位。葛洪针对这种“德行者，本也；文章者，末也”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文章的主要作用在于载道，因此“文章之与德行，犹十尺之与一丈”，二者同样重要。再者，葛洪主张文章内容第一、形式第二的创作标准，认为只要有好的内容，形式差一点也不要紧。当然，内容与形式俱佳的作品，才是真正的上乘之作。此外，他还重视文学的实际作用，提倡作文要有益于社会，即“立言者贵于助教”，对于那些空洞而无 用的文章，葛洪则嗤之以鼻。他的这些观点，意在矫正魏晋时期玄谈的虚无之弊，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而在文风上，葛洪主张文学作品要通俗易懂。他说，人们讲话时总希望讲得越明白越好，务必让对方听懂，写文章也是同样的道理。
应该说，葛洪的上述观点是较为合理且具有可操作性的，直到今天仍然具有借鉴意义，值得我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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