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中华经典》系列音频 | 春秋公羊传

　　本讲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春秋公羊传》，简称《公羊传》。

　　在《春秋》三传中，我们最熟悉的应该是《左传》，除了《左传》，对《春秋》经进行注解的还有两家，形成的著作一个是《公羊传》，另一个是《穀梁传》。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公羊传》的作者是齐人公羊子，颜师古注释说，公羊子名高，可能生活在战国时代。但今本《公羊传》的成书，却出于汉景帝时的公羊寿和胡毋子之手。

　　应该说，在《春秋》三传中，最先受到汉代朝廷重视的就是《公羊传》。从汉武帝到宣帝，它大约独占官学的地位有半个世纪左右。汉武帝时，儒学初兴，《公羊传》独盛是有原因的。因为汉武帝初年，朝廷中最有权势的大臣要数武帝母亲的同母异父弟田蚡，他是战国时齐国宗室的后裔，又是竭力提倡儒学的人，所以多少要偏袒齐地的学派。《公羊传》的作者公羊高是齐人，最后把它写成的人公羊寿和胡毋子也都是齐人。当汉武帝开始举贤良方正之际，正是田蚡最显贵之时，因此，得到赏识的是董仲舒和公孙弘二人。这是因为董仲舒是公羊学派的传人，他的学说颇得汉武帝欣赏，“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就是他首先提出来的。

　　公孙弘本人也是齐人，在学术上的成就虽然不如董仲舒，但他的官运却不错，做到了丞相。公孙弘和董仲舒一样，也是学《公羊传》的。所以朝廷中最初建立《五经》博士，传授儒家经典，《春秋》就只有《公羊传》一家。朝廷中既然设了《五经》博士，被选定的学派就成了官学。士人不通《五经》，就不能得到官职，而出任官吏时，要经过策问，对这些策问的回答，又必须根据官学的学说。于是，当时大多数士人学《春秋》必然去学《公羊传》，而《左传》因为学了之后对做官没有帮助，所以除了少数有识之士，很少有人去读。甚至《左传》自汉初入藏皇家图书馆后，在社会上流传的复本很少。　

　　东汉后期，《公羊传》的势力已经衰微。魏晋南北朝时人研究《春秋》，多学《左传》。只有北魏高允据说很喜欢《公羊传》，但也没有这方面的著作传世。　

　　直到清代中叶，孔广森、刘逢禄等人，才重新关注此书。康有为在否定“古文经”时，提倡“今文经”，并对《公羊传》大加表彰。

　　在今天看来，《公羊传》一书仍有一定的历史地位。

　　首先，它对《春秋》所记的史事，基本上是逐条解释。由于《春秋》文字过于简略，人们很难了解事情的梗概，在汉初《左传》尚未广泛流传以前，人们阅读《公羊传》，毕竟可以了解不少史事。如《公羊传·隐公元年》记载了隐公和桓公的关系，并且指出了当时的继承制度是“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的制度。这种制度在我国曾流行了几千年。通过这段记载，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古代宗法制度的情况。

　　同一年的“郑伯克段于鄢”，其中“段”指什么人？“郑伯”为什么要对他用兵？仅读《春秋》条文，是无从知道的，而读了《公羊传》至少可以知道共叔段乃郑庄公之弟，由于母亲偏爱才引起了兄弟争位之事。《宣公六年》的“晋赵盾弑其君夷皋”，《公羊传》说明了真正杀死晋灵公的人是赵穿，以及史官将罪名加在赵盾头上的理由，我们由此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宣公十五年》“初税亩”条，《公羊传》解释了是“始履亩而税”，即破坏了井田制的收税办法。这种税制的变化，反映了社会经济制度的重要变化，是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重要史料。

　　《公羊传》对《春秋》的解释，自称为“传经”，即阐明孔子的意思。其实根本目的却是宣传作者的政治主张，正如学者所言，“这一些正好迎合了汉武帝政治目的的需要”。当然，迎合汉武帝的政治目的，需要作具体的分析，不能一概否定。例如《公羊传》一开始就强调“大一统”思想，这种思想适应了刚刚建立的中央集权帝国的需要，在当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文公十二年》对秦穆公作了表彰，并引《尚书·秦誓》中的话，肯定他能积极改过。这都是有积极意义的。《公羊传》还好言“灾异”，这当然是迷信，但这种思想也有其两面性。一方面它强调了“天意”和君权神授，是为帝王的统治辩护；另一方面，它也利用“灾异”来谏劝君主，目的是约束帝王的行为，不让帝王肆意妄为，这在皇权至上的古代社会，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