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人的著述传世者不多，其中贾思勰的《齐民要术》、郦道元的《水经注》和杨衒（xuàn）之的《洛阳伽蓝记》可谓是三部杰作。
本讲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杨衒（xuàn）之的《洛阳伽蓝记》。
这是一部历史地理名著，其内容以记录洛阳佛教寺庙为主，书名中的“伽蓝”是梵文僧伽蓝的音译的略称，意思是僧院、佛寺。这里我们要注意，伽蓝记的“伽”，写法是一个单人旁右边一个加减法的加，这个字在这里不读“加”，要读茄子的“茄”。
这部书中除了记录佛寺外，还记叙了北魏定都洛阳期间的政治事件、重要人物、风俗地理、文化交流、传闻故事等，生动再现了当时的历史风貌，对正史中记载的不足具有补益之功，因而有极大的文化价值与历史价值。
《洛阳伽蓝记》的作者杨衒之，现在一般写作杨树的杨，但历来有争论。或认为他姓太阳的阳，或认为姓山羊的羊，都各自有各自的依据。目前，大多数学者如余嘉锡、范祥雍、刘跃进等认为以杨树的“杨”为宜。
至于作者的籍贯，也存在争论。史料记载杨衒之为“北平人”，这个北平可不是今天的北京，而是北平郡。可是在北魏时期有两个北平郡，一属定州，一属平州，具体是哪个“北平郡”，史书没有明确记载。据后人考证，认为杨衒之祖籍为平州北平郡，即今河北遵化的可能性更大些。原因是“北平”之名，起于汉代的右北平郡，其地在今河北省东北部一带，所以平州的“北平郡”当沿自汉魏，是本名。至于定州的“北平郡”，则是北魏时因定州多有平州北平郡人，故另设一“北平郡”，这与南朝在京口设南徐州、襄阳设雍州是一个道理，属于侨置州郡之例。也就是说，定州北平郡是平州北平郡的人大量来到定州后起的名字，那么，多数定州北平郡人的祖籍就应属平州。目前，这一观点为多数学者所接受。
从现存的史料来看，杨衒之生活在北魏末年到东魏时期，曾担任过奉朝请、期城太守、抚军府司马和秘书监等职。他写《洛阳伽蓝记》时，正是在抚军府司马这一职位上。
杨衒之写《洛阳伽蓝记》的社会背景，是由于从东晋十六国以来，社会动乱，佛教广为流行，以致“泛滥成灾”。上自皇帝、贵族、官僚，下至平民百姓，都笃信佛教，以求精神上的解脱。特别是北魏时期，佛教尤其盛行。文成帝拓跋濬在平城就曾凿山建佛窟五所，即今日世界闻名的云冈石窟。到了孝文帝元宏迁都洛阳后，更是大规模地兴建佛寺。特别是胡太后主政时期，崇佛尤甚，下令在伊阙山造石窟寺，宫侧建永宁寺，铸丈八金佛一尊，中等佛像十尊，玉佛两躯，造九层宝塔，高九十丈，塔上立柱高十丈，夜静铃铎声传十里不绝。有学者称，佛教传入中国，塔寺建筑，规模宏大，以胡太后为最。据《洛阳伽蓝记》统计，仅洛阳的寺庙，在永熙之乱以前，就有1367所，而西晋末年洛阳的佛寺仅为42所，发展速度十分惊人。
然而，永熙三年，即公元534年，北魏内部发生混战，孝武帝元修与大丞相高欢决裂，逃到关中投奔宇文泰，高欢于是在邺城拥立元善见为帝，是为东魏。后来，元修被宇文泰所杀，宇文泰在长安立元宝炬为帝，是为西魏。此时的杨衒之到了东魏，而昔日繁华的北魏都城洛阳便从此衰落下去。
东魏孝静帝武定五年，即公元547，杨衒之重过洛阳，眼见往日的繁华荡然无存，庙宇多被破坏，满目荆棘，不禁感慨，而写了这部《洛阳伽蓝记》。
杨衒之写这部书的主旨有两点：
其一，是寄托怀念故国的情思。正如作者在“序”中所说：“至武定五年，岁在丁卯，余因行役，重览洛阳。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墙被蒿艾，巷罗荆棘，野兽穴于荒阶，山鸟巢于庭树。……京城表里，凡有一千余寺，今日寥廓，钟声罕闻。恐后世无传，故撰斯记。”杨衒之眷怀故国，情系北魏，成了他著书的第一个强大推动力。
其二，是借此书针砭时事，总结北魏衰亡的经验教训，为统治者提供历史借鉴。唐代释道宣《广弘明集》中说：“衒之见寺宇壮丽，损费金碧，王公相竞，侵渔百姓，乃撰《洛阳伽蓝记》，言不恤众庶也。” 北魏统治者对于宣扬佛法不遗余力，大肆建造佛寺，岁无虚日，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弄得民不聊生，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发展。杨衒之有感于此，对当时统治者的奢靡腐朽和佛门的种种弊端进行了揭露和抨击。同时，在《洛阳伽蓝记》中，作者对寺庙建置的侈滥也做了重点描写，还将宝刹与汉武帝的灵台、将佛殿与秦始皇的阿房宫相比，讽刺、批判、警示之意不言自明。
《洛阳伽蓝记》共五卷，分为城内、城东、城南、城西、城北，追记了北魏时期洛阳佛寺的兴衰，兼及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人物、军事、风俗、地理、建筑、谚语、故事传闻、风土人情等。行文结构基本上是一寺一条，使人一目了然。作者以当时之人，记当时之事，堪称实录。特别是对北魏孝文帝迁都、胡太后佞佛、朝中变乱、官吏贪赃枉法、沙门侵占民财等事的叙述，可以补正史的不足，是不可多得的宝贵史料。
杨衒之撰写此书时，为了保证材料的完善，又要兼顾行文流畅，于是采用了正文和自注两部分既分列又配合的编写体例，其形式是自注以小字夹附于正文中。这一点可以从刘知幾《史通》中得到印证。也就是说，在唐朝时还能分辨出正文与自注。然而宋代以后，大小字混淆，自注混入了正文当中，从此官私书目中再也见不到有关其自注的介绍。由于行文风格一致，加之正文与自注相辅相成，不会影响阅读，后人也就没有对这一问题提出疑问。
直到清代中期，考据学盛行。纪晓岚首先提出《洛阳伽蓝记》这部书应该和《水经注》一样有正文也有注，可惜《洛阳伽蓝记》的自注丢失了。同为清代考据家的顾广圻经过研究认为这本书的自注并没有散佚，而是在传抄过程中被混入正文了。也就是说《洛阳伽蓝记》在流传的过程中并没有丢失内容。顾广圻的这个发现给当时正在研治《洛阳伽蓝记》的吴若准以很大启发，他于道光十三年撰成《洛阳伽蓝记集证》，将正文与自注区分开来。
《集证》的刊行，为恢复自注进而恢复原书的面貌做出了贡献，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到了咸丰年间，学者唐晏有感于《集证》中区分的正文与自注不能反映原作的本意，于是采用了根据《水经注》的体式来辨析《洛阳伽蓝记》的方法，并撰成《洛阳伽蓝记钩沉》，重新确定正文与自注。
此后，研究《洛阳伽蓝记》者不乏其人，像范祥雍的《洛阳伽蓝记校注》、周祖谟的《洛阳伽蓝记校释》等，都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创新，特别是对正文和自注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当代学者杨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写成《洛阳伽蓝记校笺》。 此书历评前人得失，集诸家之所长，文注分明，校笺精当。尤其在正文和自注的体例问题上，作者进行了较为科学合理的划分，他的依据是：“凡言寺之由来，坊里所在，及人物名胜建置者为正文，而考订该寺所在，坊里人物之文献则为子注，时人言行，以及诡幻怪异之事，亦系于其间。”可谓切当。
时至今日，《洛阳伽蓝记》仍有其现代价值。
首先，《洛阳伽蓝记》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这一点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有明确的反映：“魏自太和十七年作都洛阳，一时笃崇佛法，刹庙甲于天下。及永熙之乱，城廓丘墟。武定五年，衒之行役洛阳，感念废兴，因捃拾旧闻，追叙古迹，以成是书。……各署其新旧之名，以提纲领，体例绝为明晰。其文秾丽秀逸，烦而不厌，可与郦道元《水经注》肩随。”这是对此书文笔优美的褒扬。
其次，《洛阳伽蓝记》具有较高的历史和文化价值。此书以记载洛阳佛寺为主，因此，从书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北魏当时寺院的布局、建造来源、建筑风格、园林景观等。此外，书中还展现了北魏时期的社会风貌。像北魏的“伎乐之盛”在书中就有充分的体现。“伎乐”是我国汉代以来源自于民间，而后又进入宫廷的俗乐的概称，也叫“散乐百戏”，它不仅仅指代音乐，还包括幻术、武艺、杂技等表演，但以音乐贯穿。本书卷一“城内”记载的由刘腾所立的长秋寺，每年的四月四日，举行寺内释迦牟尼像的行像活动，由百戏演员装扮成辟邪狮子等瑞兽，导引其前，演员们会表演吞刀吐火等幻术和杂技，且“奇伎异服，冠于都市”。在说到景乐寺时，则有“至于六斋，常设女乐，歌声绕梁，舞袖徐转，丝管廖亮，谐妙入神”。再有，书中还详细记载了都城洛阳的经济状况，像通过此书卷四“法云寺”条和卷五“凝玄寺条”，我们可以得知：第一，洛阳地区由于手工业的发展，匠户增多，居住集中，于是出现了手工业区；第二，为了营业便利，加强相互往来，便有了同业的商业区；第三，商人的势力越来越大，以致出现刘宝这样甚至可以左右朝政的商人。这些可以补其他史书的不足。还需指出的是，书中还生动描写了一些人物形象，如徐月华、田僧超、朝云三位演奏家，又如刚烈贞洁的寿阳公主等。因此，有人称《洛阳伽蓝记》为一部“拓跋之别史”。
最后，书中揭露了胡太后专政、贵族腐化、军阀骄横、宦官乱政等弊端，体现了作者的政治立场，同时警示了后世的执政者。据统计，书中记载胡太后多达二十处，说“太后临朝，阍寺专宠，宦官之家，积金满堂”，她还倾天下人力、财力，兴造庙宇。胡太后崇信佛法，广造庙宇，为的是乞福免灾，稳掌政权；结果却适得其反，母子相残，皇帝被杀，自己也难逃厄运。原因在于胡太后任用奸佞，纵容腐败，又极尽奢华，劳民伤财，这样的执政者怎能不败？谈到北魏贵族荒淫腐化时，“高阳王寺”条记载高阳王元雍的豪侈时说：“贵极人臣，富兼山海。居止第宅，匹于帝宫。……僮仆六千，妓女五百，隋珠照日，罗衣从风。自汉晋以来，诸王豪侈，未之有也。”可见，北魏统治集团腐朽到何等地步，北魏政权的灭亡已成必然之势，而后世更当以此为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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