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是西汉初期著名的思想家、政论家和文学家，其生命虽然短暂，但一生勤于笔耕，留下了大量的文章。就体裁而言，大致可以分为专题论文、辞赋、奏疏等，其中专题论文及奏疏被后人结集成书，就是今天我们要向大家介绍的《新书》。书中所体 现的思想和主张颇受后人重视，在今天不无借鉴意义。
唐代诗人李商隐有一首著名的绝句：“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这首诗中的“贾生”，就是贾谊。
贾谊是今天的河南洛阳人，他做官期间，为西汉王朝的长治久安，提出了许多方案，具有远见卓识。在思想方面，他继承了先秦诸子，并加以发展，完成了向汉代中期董仲舒“新儒学”的过渡。在文学方面，他的散文对后代散文的发展有着很大影响；他的赋，开汉代散文赋的先河。李商隐诗中所说的“贾生才调”，即兼有政治与文学两方面的含义。
在任梁怀王太傅期间，贾谊针对当时“匈奴强，侵边；天下初定，制度疏阔；诸侯王僭儗，地过古制”的形势，“数上疏陈政事，多所欲匡建”。今传《陈政事疏》或称《治安策》的大部分，就是这个时期写成的。毛泽东称其为“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也说：“贾谊写出‘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时不到30岁。”
然而，不幸的事情发生了。梁怀王不幸坠马而死。《史记》《汉书》中说贾谊哀伤自己做太傅不称职，经常哭泣，一年后亦死，时年三十三岁。汉初政坛和文坛上的一颗新星，就这样陨落了。
贾谊的一生虽然短暂，却给我们留下不少作品，今天我们看到的《新书》，是后人据他的政论、疏文等整理而成的。刘歆说：“在汉朝之儒，唯贾生而已。”刘向说：“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 鲁迅说贾谊的作品“与晁错之《贤良对策》《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这些都是对贾谊的客观评价。
《新书》共十卷、五十八篇，《问孝》《礼容语上》两篇亡佚，今存五十六篇。卷一至卷四，即《过秦上》至《铸钱》，为“事势”类的政论文，是向文帝陈政事。这部分也是贾谊文章中的精华，其政治才能和文学水平，多是通过这些政论文体现出来的。卷五至卷八，即《傅职》至《道德说》，为“连语”类。卷九，即《大政上》至《修政语下》四篇不标目。卷十，即《礼容语上》至《立后义》为“杂事”类。一般认为，“连语”“杂事”两类或为贾谊任太傅时所用的教材和笔记，或释经传古义，或草创仪法，与陈政事的政论文有很大不同。
关于“事势”类的政论文，又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关于历史问题的，有《过秦》三篇；第二类是关于诸侯问题的，有《宗首》《藩伤》《藩强》《大都》《等齐》《益壤》《权重》《五美》《制不定》《一通》《属远》《亲属危乱》《淮难》等十三篇；第三类是关于匈奴问题的，有《解县》《威不信》《匈奴》《势卑》等四篇；第四类是关于经济问题的，有《无蓄》《铜布》《忧民》《铸钱》等四篇。这些政论文，涉及西汉前期各种重大问题，体现了贾谊对于国家前途的忧虑和对潜在危机的清醒认识，显示了其敏锐的洞察力。贾谊的见解，不仅对于汉初的历史，而且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都有重要的影响。
具体来说，《新书》中丰富的思想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社会政治方面。
一是“削藩”以巩固封建政权。
鉴于汉朝初年诸侯王反叛迭起，严重威胁到中央政权的现实，贾谊在《数宁》中作了深刻的描述：“臣窃惟事势，可为痛惜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大息者六。若其它倍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强调现在国家的形势就如“抱火措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并进一步疾呼如果任由这种形势发展下去，国家必会危急。针对这种形势，他在《五美》和《藩强》中分别提出“割地定制”和“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主张。应该说，贾谊的削藩思想是符合当时社会需要的，体现了由郡国并行制到单一郡县制过渡的色彩。贾谊的这一主张由于当时权贵的百般阻挠而无法实施，但在他死后，晁错的“削藩策”、主父偃的“推恩令”都是对这一主张的继承和发展，对解决诸侯王国问题起到了极大作用。
二是安定边境。
除了中央政府与地方诸侯王之间的矛盾外，汉初社会还有另一个突出的矛盾，即汉朝与匈奴之间的矛盾。汉初，匈奴多次侵扰边地，而汉朝多采取“和亲”和“献帛”的绥靖政策。对于这种做法，贾谊极为反对，他在《匈奴》《势卑》《铸钱》《铜布》等篇中，提出了一些解决匈奴问题的主张和建议。“三表五饵”集中体现了他的“抚边”策略。“三表”是向匈奴宣传汉朝的信、爱等伦理道德观念，在匈奴中树立汉天子的权威。“五饵”是运用盛服、丰食、声色、美室和礼遇等五种优裕的生活条件引诱匈奴归附，这是一种循序渐进的攻心策略。在贾谊看来，只有妥善解决了匈奴问题，才能使汉朝彻底摆脱“数十万之众，积于北方，天下安得食而馈之”的困境。
应该说，贾谊在处理民族问题上以“抚”为主，同时配合以军事行动的策略，体现了政策上的灵活性，是贾谊在民族政策上的探索，对汉朝安定边境有着积极意义。
三是民本思想。
《大政》上下两篇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贾谊的民本思想。其中说：“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这是贾谊民本思想的一个重要命题。具体而言，贾谊的民本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百姓是物质生产的主体，离开了人民的劳动生产，上自君主、官吏下至工商业者都会失去生活来源。二是人多力量大，这种力量，对巩固政权、保卫国家的安全有着积极作用。三是百姓是立国的基础。因此，贾谊提出“为人君者敬士爱民，以终其身，此道之要也”，强调为君之道重在敬士爱民。
其次是经济方面。
一是以农为本。
贾谊具有强烈的农本思想。他认为，要做到蓄积足，财有余，首先必须发展农业生产。“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因此，必须“驱民归之农”，从而达到“为富安天下”的目的。
此外，贾谊还提出国家要以法令保障人们对土地和财物的所有权。对不利于农业的活动要予以限制，其中包括禁止声色娱乐、自由迁移等。
二是制定货币政策，稳定国家经济秩序。
贾谊主张应由朝廷来控制市场，抑制富商大贾，平衡物价，调剂有无。为了制止“钱文大乱”，稳定市场，调剂供求，贾谊提出了“法钱”的概念，即合乎政府规定标准包括形式、币材、重量等的铸币，这是符合当时经济发展要求的思想。贾谊在货币问题上的各种建议，虽然当时未被汉文帝采纳，但为后来汉武帝统一铸钱作了准备，对我国货币思想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
第三是思想教化方面。
贾谊一生先后任长沙王和梁怀王的太傅，这样的经历必然使他在思想教化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主要体现在《胎教》《傅职》《辅佐》等篇中。贾谊非常重视教育对人的作用，“习与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犹生长于齐不能不齐言也；习与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犹生长于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他还强调及早教育的重要性，主张实行“胎教”。《胎教》篇记叙了古代胎教之礼，并举古代许多君主用贤与否导致国家兴亡的例子，说明辅佐君主的贤臣的重要性。《傅职》篇里，他陈述了有关“傅”的各项要求和方法。《辅佐》篇陈述了辅佐人员的职责。《劝学》篇强调后天努力学习的重要性。
从贾谊的教育思想中可以看出，他已认识到环境对人的影响、教育对人的改造作用，以及早期教育的重要性。各篇所述，虽然主要针对皇帝和诸侯王之子，但他的基本教育思想，也适用于一般人。
《新书》中还有许多治国为政的理念，它们都是从借鉴历史特别是秦朝灭亡的教训中得出的，其目的是“前车覆而后车戒”。因此，《新书》中有着强烈的史鉴思想。
《新书》中的《过秦下》里说：“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因时。”可以说这是贾谊总结历史教训而得出的他的政治主导思想。
鉴于秦朝速亡的教训，又洞察现实社会的矛盾，贾谊构造了一个理想的治国框架，即以仁义为经，以礼节为纬，以法为辅，建立一个天地与人世万物和谐统一的国家，其特征是诸侯附亲轨道，致忠而信上；兵革不动，民长保首领；匈奴四荒，乡风慕义，乐为臣子；天下富足，资财有余，民素朴顺而乐从令；官事甚约，狱讼盗贼鲜有；天下顺治，海内之气清和咸理，万生遂茂。概括而言，这个治国框架就是要“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如何做到呢？贾谊提出必须以“仁义”作为根本进行治理。这种思想，是在分析总结秦王朝兴衰盛亡的基础上得出的。
贾谊认为秦朝之速亡是由于“仁义不施”的结果。他写道：“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爱，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不仅秦王不行仁义，二世也是如此。二世“重以无道，坏宗庙与民更始作阿房之宫；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天下多事，吏不能纪；百姓困穷，而主不收恤”。因此亡国是必然的。
《过秦下》中，贾谊在文章的最后引用谚语“前事之不忘，后之师也”，目的就是为了提醒后人要以史为鉴，要从历史中总结成败得失，避免重蹈覆辙。应该说，这一思想对于今天仍具有很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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