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讲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宋代的五种官箴书，它们分别是李元弼的《作邑自箴》、吕本中的《官箴》、胡太初的《昼帘绪论》、许月卿的《百官箴》及佚名的《州县提纲》。
所谓“官箴书”，翻译成现代汉语，大体上就相当于“干部读本”或“宦海指南”，主要用以向新任或候补的地方官员传授为官之道和治理经验。宋代官僚制度发达，官箴书也不断出现，时至今日，尚可见到的就是上述这五种。
李元弼，字持国。宋史无传，生卒、里闾不详，其经历只可从时人的零星记载和其传世的《作邑自箴》一书中窥知。神宗时，曾仕蔡州汝阳县即今河南汝南主簿，哲宗绍圣中，知浙江余杭，为一方“子民之任”，颇有政绩。后逗留于江南，在广陵即今江苏扬州期间，整理成《作邑自箴》，共十卷。包括卷《正己》《治家》《处事》《规矩》《登途须知》《急务药方》等内容，与县政有关的刑狱、赋税、户口等内容都有详细记载。它不仅是李氏的“为官之道”，在县级基层行政管理方面也颇有价值。
吕本中，字居仁，宋哲宗朝宰相吕公著的曾孙，名臣吕好问之子，世称东莱先生。历官济阴县主簿、泰州士曹参军事、大名府路安抚司干办官。宣和六年，即公元1124年迁枢密院编修官，改职方、祠部员外郎。绍兴六年，即1136年，特赐进士出身，擢起居舍人兼中书舍人，七年，直龙图阁，八年，迁中书舍人。绍兴和议后，为宰臣秦桧排挤，提举宫观。绍兴十五年卒。
吕本中除了写有《官箴》外，他还是著名诗人、词人，其诗属于江西派，著有《春秋集解》《紫微诗话》《东莱先生诗集》等。吕本中的诗数量较大，约一千二百七十首。钱钟书认为他的诗始终没有摆脱黄庭坚和陈师道的影响，却还清醒轻松，不像一般江西派的艰涩。吕氏早年过着诗酒风流的生活，效法陈师道、黄庭坚，诗风轻松流美，清芙可爱。二十岁左右戏作《江西诗社宗派图》，使“江西派”定名，他虽然未把自己列入其中，但后人多视其为“江西派”诗人，后期推崇李白、苏轼。宋朝南渡后，时有悲慨时事之作，诗风也更为浑厚。吕本中的词工稳清润，多为小令，题材范围偏小，偏重于个人情感的抒发，不及诗作之浑厚。
胡太初，南宋人，嘉熙二年即1238年进士，三年中词学科第一人。淳祐四年，即1244年八月为建康府教授，六年十月离任。淳祐十一年即1251年正月以国子博士兼景献府教授改除秘书郎，十二年正月知全州。又知处州。景定五年即1264年十二月为两浙转运判官，后任太府卿。胡太初作《昼帘绪论》，起初是因为他的舅陶某出任香溪知县，他著县令居官之道十五篇以赠。这十五篇名目分别为：尽己、临民、事上、寮宷、御吏、听讼、治狱、催科、理财、差役、赈恤、行刑、期限、势利、远嫌。后来，胡太初知处州，从他的亲戚那里复得此稿，于是决定刊刻印刷，以授属县。这部书可谓条目详尽，条理分明。大体上是以廉洁清心、勤政爱民作为居官根本，对参政为官者颇有教益。
许月卿，字太空，宋亡后更字宋士，号山屋，曾先后从理学名家董梦程、魏了翁问学，登淳祐四年即1244年进士科，历任濠州司户参军、濠州教授、临安府学教授、江南西路提举常平司干办公事，度宗时试馆职，因言语触犯了权臣贾似道，而被罢职归乡。
在传统儒家社会的观念中，为官首要之事，便是注重自身的道德品行。因此吕本中《官箴》开篇即说道：“当官之法， 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 可见对官员德行之重视。不过，相比较而言，官箴书更偏重于对官员日常工作和生活的指导，并在书中举了不少生动的例子。
为官者遇到的第一道考验来自于赴任。古代交通远不如今天发达，官员在上任途中可能会遭遇种种不测。比如宋代著名女词人李清照之夫、金石学名著《金石录》的作者赵明诚，就是在应召赴任的途中身染疾病、不治而亡的。因此，在官箴书中，专有“登途须知”一项，提醒各位新任官员在路途当中需要注意的事项，其思虑之周到、告诫之详尽，令人叹为观止。
例如夏日出门，需准备一块栗子大小的黄蜡，置于口中， 咀嚼生津，以防中暑；夏天也免不了会下冰雹，这时若在屋中还好，若刚好在赶路途中，则可“卸鞍鞯，顶戴而坐”，以免被雹子砸伤。
冬天出门自然也不容易，要防备冻伤。一旦发生较为严重的受冻，“即与温粥饮，不可与热饮食”，假如手脚冻坏了，则“止以冷水洗濯”，否则易使指头脱落。走在路上，则要防备掉进冰窟窿，千万不可在冰上骑马，还要准备一个探路的粗棒，“先叩冰厚薄。或误踏冰透，急横棒碍之，遂免坠下”。
当然，更要注意提防小偷和强盗，所以在住宿时要 “闭门先周视”，“笼箧夜悉封锁”。并且要小心别有用心者：“非亲非旧特见顾者，察之。”“或有问某人所为所在，虽知勿告，虑其罔测。”这些都是《作邑自箴》中告诉我们的为官注意事项。
待一路平安，顺利到任，官员们就要面对繁重的行政事务 了。宋代地方官的主要工作包含司法与经济两个方面，从司法上来说，审讯、断案、关押犯人，都各有程序规定，需要费心留神的地方也格外多。
首先要防备有人诬告滋事。《州县提纲》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乡里有人生病而亡。忽有一人自称是死者亲属，到官府告状，称死者并非病逝，而是被邻人殴打致死。事关人命，官府自然重视，于是派官吏去反复核验。邻人不胜其扰，为保平安，便选择塞给死者亲属一笔钱以了结此事。然而事实上，死者并非被邻人打死，甚至告状者也并不是死者亲属，只不过摸清了邻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故意诬告讹诈钱财罢了。这就提醒为官者既要对人命案加以重视，又需小心防备，以免被小人钻了空子。断案理事，着实不易。
而一旦确认了犯罪事实， 对于犯人的惩处，也需格外留心。像对犯人施用杖刑，也有一定的规矩和讲究，如《州县提纲》中提到，不可对犯人连续用刑；假如犯人本身就有伤病，则需待其好转之后方可用刑；用刑不能过量，不可过于残酷……这一方面是出于官员的自我保护，毕竟一旦发生用刑致人死亡之事，为官者也难辞其咎。但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宋代官员的儒家根底和人文关怀。
当然，有仁者之心固然好，但制度的严明也一定要保持。在“治狱”这一问题上，尤其需要注意这一点，因为其中可被利用的漏洞着实太多。《昼帘绪论》在谈到治狱问题时，讲过一个案例：古代的监狱大多是夯土的房子，有些囚犯在白天狱卒送水的时候，并不将水喝掉，而是偷偷储存起来。待到晚上，便将水泼到土墙上，使土质松软，利于挖洞，然后即可越狱而逃。因此，为官者需注意在土墙外加上一层隔板，以防囚犯以此种方式逃跑。此外，任用老成持重的狱吏、按时巡视、突击检查等手段也是必不可少的。
对犯人的饮食也要进行严格监管。如影视剧中常见的犯人吃了外面送进来的饭菜中毒而亡，或是犯人打碎瓷碗用尖锐的碎片挟持狱卒之类情景，这些在宋代的监狱里实行起来，困难还是不小的。《作邑自箴》中就曾说道：“送罪人饮食，不得用磁器、铜铁家事，及不得用箸，止得用木匙。”只要严格按照规矩来办，犯人可钻的空子是很小的。
此外，诸如案卷如何管理、监狱卫生条件怎样保证、犯人如何“保外就医”等等，宋代地方官们也都要按照章程，一一过问。
司法之外，宋代地方官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就在经济方面了，具体而言，主要是赋税和差役。经济问题关系到民生，因而格外难于操持：催逼过紧则有碍于百姓的日常生活和劳作；但如果过于宽松，又难以维持地方行政工作的正常运转。所以官员只能尽量寻求较为温和的方式来处理。
如《州县提纲》就谈到了“酌中差役”之法：有的人家 “税高而歇役近”，有的则“税少而歇役久”，如何安排两者的差役，也就成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对此，官员应“以见现行条法，参物力高下、歇役久近，酌中定差”，方能保证相对的公平，而使百姓中的上下户之间减少矛盾纠纷。
又如《作邑自箴》谈及收税问题时，特别提醒官员要提前逐村张榜告知，不可反复差人催缴，以免骚扰百姓生活。而折变税赋时，也“要知折物贵贱，无令贫下户却折纳贵物”。 这些细节，都说明了宋代官员对于百姓颇具关心爱护之情。
地方官员作为百姓的“父母官”，自然也要操心一些繁杂琐碎的“家务事”，比如说，有的人年纪轻轻，身强力壮，却不愿意安心从事农业生产，而是到处乞讨要饭。对于这种抱有不劳而获心理的人，官员们也不会支持和鼓励，而是要将其“转押出县界”，断绝其讨饭的途径。至于那些病倒在路边没人管的人，官员则要安排附近的客店将其收留，并延请医生为其诊治，待病情好转，再给客店和医生支取财物。这样既保证了病人的安危，又不会使客店和医生蒙受损失。
而对百姓的教化也是宋代地方官工作的一部分。很多人家因为穷困而娶不上媳妇，有的家庭虽婚姻已成，却因嫁妆多少的问题导致亲家不和。对此，官员们不免要进行谆谆教诲：婚姻最重要的是“正家道”和“年齿相当”，不要在乎财产的多少。
翻阅宋代官箴书中的种种记录，不免令人抚卷沉思。百姓固有劳作之艰辛，而官员们的工作和生活也着实不易。他们既要维持地方行政工作的正常运转，又不能过分加重百姓的生活负担；既要心怀仁义、爱民如子，又要有罪必惩、不放过滋事的刁民；既要用刑狱手段警示乡里，又要宣扬德行、承担起教化民风之责……
宋代距今虽已时隔千年，但宋代官箴书中的许多内容于今不无启发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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