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唐僧、唐玄奘，我们会想到《西游记》，想到他西天取经的故事。其实，唐僧在历史上是确有其人的，而且中国古代有一部专门记叙他生平事迹的传记著作，名叫《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本讲就要为大家介绍这部书。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简称《慈恩传》，是一部记叙玄奘生平事迹最早最详细的传记著作，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长篇个人传记，内容极为丰富，涉及人物、宗教、政治、文化、民俗等诸多领域，是弥足珍贵的文献资料，在佛教史、文学史、政治史、交通史上都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梁启超赞其为“古今所有名人谱传中，价值应推第一”。
玄奘，俗姓陈，名祎（读医），洛州缑氏，也就是今天河南偃师缑氏镇人。生于隋文帝仁寿二年，卒于唐高宗麟德元年。家学深厚，累世官宦，先祖为东汉名臣陈寔，曾祖父陈钦曾任北魏上党太守，祖父陈康曾任北齐国子博士。至其父陈慧时，因隋朝政治衰败，遂辞官回乡，潜心典籍。隋大业年间，玄奘的母亲和父亲相继去世。玄奘随其二哥长捷法师入住东都洛阳的净土寺。后剃度出家，潜心研习经论。
隋朝末年，天下大乱。玄奘和他二哥便前往长安，因长安没有讲席，二人又经汉中转进成都。凡有经、论，无不尽学，二三年间，遍通诸部。玄奘年满二十时，即在成都受具足戒。随后又先后游历相州、赵州等地，遍访高僧大德，大约在唐武德八年即公元625年又回到长安，当时长安佛教领袖法常、僧辩二位大德称赞其为“释门千里之驹”，自此玄奘誉满京城。
但在访学过程中，玄奘发现诸家之说“各擅宗涂，验之圣典，亦隐显有异，莫知适从”。于是决定到天竺游学，解决疑难。
贞观元年，即公元627年，玄奘与同伴向朝廷上表，准备西行求法，但皇帝下诏说不许。于是同伴纷纷退缩，唯有玄奘坚持。他“冒越宪章，私往天竺”，沿新疆北路，经中亚地区，“践流沙之浩浩，陟雪岭之巍巍”，历北印度诸国，终于在贞观五年十月抵达摩揭陀国的那烂陀寺。
玄奘在那烂陀寺跟从戒贤学习，兼学梵书，前后历时五年。玄奘完成学业后，于贞观十年初，离开那烂陀寺，开始周游五印度，随处问学。从中印度那烂陀寺开始，先至东印，再转向南印，又折往西印，复归中印，于贞观十三年又回到那烂陀寺。戒日王还为玄奘在曲女城举行论辩大会，玄奘为论主，在会场门外悬挂《制恶见论》，十八日来竟无一人发论。于是众人为法师立美名，自此玄奘声震五印。
贞观十五年夏，玄奘自钵罗耶伽国出发，翻过大雪山，经新疆南路的疏勒、于阗、楼兰等地，于贞观十九年正月抵达长安。
玄奘回国共带回梵文佛典五百二十夹、六百五十七部，以及大量的佛舍利和佛像等，为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在唐太宗的大力支持下，玄奘先后在弘福寺、慈恩寺等处建译场，主持译经，他“精厉晨昏，计时分业，虔虔不懈，专思法务”，十九年来共译出经、论七十四部，共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占唐代新译经、论的一半以上。
玄奘译经，忠于原典，在文句上不作任何删节，在语句、结构、风格上非常接近梵文，内容较之前人更加完备，对后世的译者影响极大。
玄奘之前，中、印之间虽有民间往来，但政府之间不通信使。玄奘到了印度，声名远震，戒日王在钦慕之下便派使节访问大唐，从此，中、印两国首次建立了友好的外交关系。玄奘回国后，中、印之间的国书往来，皆由玄奘亲自翻译。玄奘又将《老子》《大乘起信论》译成梵文，为中、印之间的政治、文化交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玄奘是中国历史上独步千古的佛门大师。在佛教史上，玄奘常常被视为中国佛教法相唯识宗的创始人。的确，玄奘无论是在汉地游学，还是万里求法，唯识学都是他研习的重中之重，尤其是他归国之后，糅合印度唯识十家之说而译成《成唯识论》，使唯识学的理论体系得到极大提升，为中国法相唯识宗的创立奠定了佛法基础。
但是，玄奘求学的目的是理解一个统一的全体佛法，从而消解佛教各宗派之间的理论冲突，为世人的修学提供一个圆融的佛教理论体系。据此，在那烂陀寺时，他撰《会宗论》，批评师子光的偏执一端。玄奘晚年用了五年时间译出六百卷《大般若经》，堪称中国佛教史上的空谷绝响，任继愈先生将其置于《中华大藏经》之首。
《慈恩传》反复叙述玄奘对《般若经》的偏爱，“至沙河间，逢诸恶鬼，奇状异类，绕人前后。虽念观音不得全去，即诵此《经》，发声皆散”。
十九年来，玄奘“专精夙夜，无堕寸阴”，就是要通过其孜孜不倦的译经实践，为世人展示一个圆融无碍的全体佛法体系，他根本无意于创立宗派，也不屑于此，而中国法相唯识宗不过是其佛法知识体系中生长出的一朵奇葩而已。
唐太宗李世民撰《大唐三藏圣教序》，称赞玄奘“松风水月，未足比其清华；仙露明珠，讵能方其朗润”，颂其“截伪续真，开兹后学”，评价之高，千古无对。
但后来玄奘被无辜卷入朝廷斗争，其译经事业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变换的时局与繁重的译经工作耗尽了玄奘的生命，在译完皇皇巨著《大般若经》后不久，玄奘圆寂于长安玉华宫，年六十三岁。
唐高宗听说后，哀恸伤感，罢朝数日，哀叹道：“朕失国宝矣。”中宗李显即位后，追谥“大遍觉”。
由于玄奘的巨大声望，各国都想迎请供奉玄奘的顶骨，致使其顶骨一分再分。目前，玄奘顶骨舍利分别安奉于中国、日本、印度三国的九个地方，包括八所寺院和一所大学，供世人瞻仰供奉。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全书十卷，由玄奘的弟子慧立和彦悰（读从）共同撰写。慧立和彦悰都是玄奘的弟子。自贞观十九年玄奘首开译场，至玄奘去世，慧立师事玄奘、参与译经工作长达十九年，因而可以“睹三藏之学行，瞩三藏之形仪，钻之仰之，弥坚弥远。因循撰其事，以贻终古”。在书稿完成后，他将其藏起来，并没有刊印。临终前，他命弟子将书稿取出，但还没有说什么就去世了。后来不知何故，书稿流散各地，又经多年搜购才收齐全本。收齐全本后，慧立的门人请彦悰作序并加以完善，于是彦悰“错综本文，笺为十卷”，并作序加以说明，即如今我们可以看到的这部《慈恩传》。此时距玄奘去世已经二十四年了。
本书第一卷记载了玄奘的家世、幼年事迹、出家、受戒、游学经历，以及从长安出发，经秦州、凉州、瓜州、玉门关、五烽、伊吾到达高昌的行程。第二卷至第五卷记载玄奘游历中亚、印度以及回国的经过。这部分内容通过叙述玄奘的行历，详细记载了其沿途所闻所见诸多国家、地区和城邦的地理、历史、民族、语言、宗教、民俗等重要内客，为研究七世纪中亚史和印度史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与《大唐西域记》互为经纬，堪称双璧。第六卷至第十卷记载玄奘回国后译经、弘法、社会交往等情况。这部分内容表文较多，与前五卷相比，少了些生动故事、异域风情与神异传说，因而也就少了些浪漫、激情与悲壮，趣味性大大降低，但若细细品味这五卷的内容，透过玄奘与大唐帝王的人情往来，可以体会玄奘智慧之卓越、才华之横溢、译经之艰辛、弘法之艰难以及初唐政治的风起云涌，自是别有一番风景。
《慈恩传》这部书的史学价值无需赘言。从文学角度来看，本书力图塑造千古一人的圣僧形象，创造性地运用语言描写、心理描写、环境描写、人物烘托、圣迹传说和民间故事等各种虚实相即的写作手法，有意无意地发展了传记文学的写作艺术，不仅极大地推动了人物传记文学的发展，而且促进了唐代传奇小说的产生和发展，因此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例如，玄奘出家时言及自己的志愿，“意欲远绍如来，近光遗法”；在被高昌王强留时，玄奘决然表志，“只可骨被王留，识神未必留也”。又如，玄奘西行至凌山时，“其山险峭，峻极于天。自开辟以来，冰雪所聚，积而为凌，春夏不解，凝冱（hù）汗漫，与云连属，仰之皑然，莫睹其际。”如是种种，勾勒出玄奘不惧艰险、不畏强权、舍身求法的高僧形象。
另外，玄奘也是一位十分严谨、具有极高文学素养的人，但他并不留心于撰写华美的辞章，甚至也不重视自己的佛学论文，他把自己的才华和精力都献给了译经事业。然而，译经不是华美辞藻的铺陈，不是下笔千言、一挥而就的个性张扬，而是一字一校、一句一勘的严谨工作。从结果看，玄奘很好地完成了这一工作，足见其意志的坚定。
我们从《慈恩传》中还能看出浓厚的悲情意识。玄奘幼年失去双亲，少年时代又适逢战乱，及往游西域，官府追捕、大漠流沙、冰山耸峙、国王之难、盗寇蜂起，可谓九死一生，历尽磨难。回到祖国后，不幸又卷入朝廷斗争，经、论未译过半。真可谓十分艰难。
但玄奘从不退缩，他为追求真理而坚忍不拔、永不屈服的意志与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的高贵品格，是中华民族的铁骨脊梁。今天我们读这部《慈恩传》，可以使我们思接千载，与玄奘大师同行，体味他跌宕起伏的人生境遇，领略他询求正教的无畏精神，获得人生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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