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7月1日，延安机场。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在停机坪等候，迎接黄炎培与章伯钧、左舜生、褚辅成、傅斯年等国民参政员的来访。
当年届六旬的黄炎培先生走下飞机时，毛泽东兴奋地迎了上去。比毛泽东年长15岁的黄炎培，他出生于穷秀才家庭，因从事反清活动曾被判处死刑，侥幸脱身后，亡命日本。后投身辛亥革命，任同盟会上海负责人。民国之后拒不做官，曾受国民党政府通缉。抗日战争胜利前，黄炎培联合褚辅成、王云五、傅斯年、章伯钧等，求见蒋介石，并致电毛泽东，力促恢复国共谈判。同时，向毛泽东提出了希望参观延安的要求。三周后延安复电，邀请诸君访问延安。
毛泽东紧紧握住黄炎培先生的双手：“欢迎！欢迎！”毛泽东的声音充满激情，“诸公来到延安可以自由参观。”黄炎培在致答辞中说：“我们来延安的目的，一是为促成全国团结向上而努力，二是想来延安看看。”
黄炎培先生仔细打量着眼前的毛泽东，真是闻名不如见面。出发前，国民党政府宣传说，中共领导人尽是粗犷傲慢、飞扬跋扈之辈，见面后，毛泽东等人留给他的第一印象是：厚重朴实，沉静中带些文雅。
第二天下午，黄炎培一行人，应约到杨家岭拜访毛泽东。一走进会客厅，黄炎培先生惊讶地发现，客厅的墙上居然挂着沈叔羊（沈钧儒之子）的画作，上面题有他写的《茅台诗》。
这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那时，报上称红军长征途经贵州时在茅台池洗脚。黄炎培听说后赋诗一首，名为《茅台诗》：
喧传有客过茅台，
酿酒池中洗脚来，
是真是假且不管，
天寒且饮两三杯。
当然这次来延安，黄炎培先生绝非是来饮茅台酒的，他细细观察着陕北的这座山城。
他看到：延安没有一寸荒地，延安没有一人闲荡。
他看到：延安有大学，包括医科大学、自然科学院、文学院。延安有医院，还有医疗队巡回各乡为老百姓看病。
他还看到：延安街头挂有意见箱，每个延安人都可以投书，上书建议直达毛泽东。
通过这些细枝末节，黄炎培看到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延安，这和他在重庆的所见所闻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里政治民主，富有生机，社会井然有序，民众安居乐业。
他预见到，一旦国共双方交战，最后的胜利者一定是中国共产党。然而他历经三朝，久涉沧海，深知“打江山易，坐江山难”的道理。他既为中共领导下的好局面、好风气感到欣喜，又有着几分忧虑。
7月4日下午，毛泽东又邀请黄炎培到家里做客，问他来延安几天有何感想。
“润之先生，”黄炎培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可谓‘其兴也勃’，‘其亡也忽’，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都没有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力。”
说到这里，黄炎培停顿了一下，发现毛泽东神情专注，认真地听，并不插话。毛泽东平易近人、谦虚谨慎的态度让他感动，便把心中的话一股脑地说了出来：“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
这不是延安此时的真实写照吗？那么，如果胜利了呢？如果有朝一日取得全国政权了呢？毛泽东急于听到下文。
黄炎培继续阐述他的观点：“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神情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史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弥补。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地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渐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的了解了，有否希望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条周期率的支配？”
黄炎培这番话，是他观察了几十年，思考了几十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之后得来的。他期待着毛泽东的回答。
毛泽东答道：“任之先生(黄炎培字任之)，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泽东的一席话，使黄炎培精神为之一振，对共产党更加充满信心。
毛泽东对黄炎培掷地有声的回答，来源于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道路孜孜探索的自信。黄炎培与毛泽东这段著名的对话，被人们誉为“窑洞对”。
直到登上回重庆的飞机，黄炎培仍在反复思考毛泽东的那番话。透过舷窗，机场上毛泽东等欢送的人群变得越来越小，延安城变得越来越小，而延安群山沟壑中的窑洞，却深深定格在他的脑海中。
（陕西省委组织部、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陕西网、陕西人民艺术剧院制作，总导演：李宣、导演：李俊强、朗读者：董少敏、录音：马润森、对白：李磊、宜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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