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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印记》第8集:调研出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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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声音刻录百年记忆,我是革命文物讲述人——八一电影制片厂解说员吴俊全。

  我讲述的文物是毛泽东留存最早的农村调查报告——《中国佃农生活举例》。这本只有12页的小册子现收藏在武汉革命博物馆内。

  《中国佃农生活举例》是32开纸质铅印本。长19厘米,宽13厘米,用粗线装订。封面上端从右至左印有“中国佃农生活举例”红字书名,稍下方印有“毛泽东著”。

△图为毛泽东留存最早的农村调查报告——《中国佃农生活举例》

  翻开泛黄的纸页,看到一个世纪前农户家庭详尽的收支记录,人们仿佛回到了1926年的湖南农村。

  1926年,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迅速发展。同年12月,时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前往湖南考察农民运动。在老家湘潭,他与佃农张连初促膝长谈,获得了宝贵的第一手调查材料。

△图为《中国佃农生活举例》内页

  翻开这份调查报告你会发现,毛泽东通过对张连初家庭情况的摸排,他核算出:如果没有天灾人祸,这户佃农“收支相抵,不足一十九元六角四分五厘五”。于是,他在报告中写道:

  “中国之佃农比牛还苦,因牛每年尚有休息,人则全无。然事实上佃农不能个个这样终年无一天休息地做苦工,稍一躲懒,亏折跟来了。这就是中国佃农比世界上无论何国之佃农为苦,而许多佃农被挤离开土地变为兵匪游民之真正原因。”

  撰写《中国佃农生活举例》的过程,为毛泽东日后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早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时,毛泽东就提出,既读“有字之书”,也要读“无字之书”。他说,以往思想界“很少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结果,“凑热闹成了风”。

  武汉革命博物馆馆长高万娥:早在1920年3月,毛泽东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就表达了这样的思想:我们如果要在现在的世界上稍为尽一些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要对这地盘内的情况加以实地的调查和研究。所以,毛泽东的做派就是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就是(所说的)实事求是。

  写完《中国佃农生活举例》之后,毛泽东并没有停止调查的脚步。他还要到中国农村去看看:农民运动到底是“糟得很”,还是“好得很”?

  1927年年初,34岁的毛泽东身着蓝布长衫,脚穿草鞋,手拿雨伞,提着装有笔纸的布袋子,用30多天的时间,徒步700公里,足迹遍布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5个县。他发现,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寒冬里的湘西农村热火朝天。

  武汉革命博物馆馆长高万娥:毛泽东说,农民运动不是“糟得狠”而是“好得狠”。在我们党内,毛泽东不是第一个从事农民运动的。但是在农民运动理论造诣最深的是毛泽东。他深知中国革命的问题,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农民问题”。没有农民参加革命,中国革命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

  从湘西农村回到武汉后,怀揣《中国佃农生活举例》这本小册子,毛泽东站到了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讲台。

△图为1927年的武昌农讲所大门

  1927年4月4日下午,毛泽东出席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开学典礼。来自全国各地的800名学员如同涓涓细流在此相汇。武汉革命博物馆馆长高万娥:举办农讲所期间,武汉是大革命高潮的中心,就像延安一样,是全国各地青年向往的地方。

△图为毛泽东在武昌农讲所讲授课程的场景

  毛泽东亲自为学员讲授《农民问题》、《农村教育》两门课程,并作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专题报告。武汉革命博物馆讲解员李丹说,上课时,毛泽东最爱用例子深入浅出地讲道理。

  毛泽东在黑板上画了三根竹子。一根向左弯,一根向右弯,中间的一根是直的。他边画边讲:一根竹子弯了必须向相反的方向狠掰。这就是矫枉需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的道理。

  讲习所将毛泽东撰写的《中国佃农生活举例》作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丛书正式发表。学员们通过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了解到真实的中国农村、中国农民,也将革命的火种埋进心中。毕业后,他们就像星星之火,在随后更为严酷的革命斗争中,燃成燎原之势。

△图为如今的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

  陈佳怡:我是2002年在武汉出生,是武汉革命博物馆的一名志愿者讲解员,目前还是一名大学生。童年记忆中,我很想成为革命博物馆里那些讲解员。长大后,我加入到了志愿讲解队伍,很幸运地实现了小时候的梦想。

  在一次讲解过程中,我遇到了一位来自黄冈的老爷爷,他向我感慨说,武汉真是一座英雄城市,武汉人真是了不起。他说这话时,眼睛亮亮的,音调高高的。老人对英雄的敬仰感染着我。我们青年人应该牢记这段历史,不仅是为了缅怀,更是为了传承这些历史、这些精神,是我们这座城市的根。

发布时间:2021年03月30日 14:19      来源: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 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