秉纲而目自张，执本而末自从（详解版）

　　“秉纲而目自张，执本而末自从”这句名言是2018年7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引用的。习总书记说：“‘秉纲而目自张，执本而末自从。’组织路线对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做好党的组织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现在，需要明确提出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这就是：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组织体系建设为重点，着力培养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着力集聚爱国奉献的各方面优秀人才，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任人唯贤，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坚强组织保证。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是理论的也是实践的，要在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中切实贯彻落实。”

　　“秉纲而目自张，执本而末自从”出自杨泉《物理论》，全句为：“秉纲而目自张，执本而末自从，善赏者赏一善而天下之善皆劝，善罚者罚一恶而天下之恶皆除矣。”意思是，抓住总纲，渔网的网眼自然会张开，抓住根本，末节就自然会顺从，擅长赏赐的人只要赏赐一个好人就能鼓励天下所有好人行善，擅长惩罚的人只要惩罚一个恶人就能制止天下所有坏人作恶。

　　杨泉字德渊，会稽郡（今浙江绍兴）人，魏晋时期的哲学家。杨泉早年在战乱时自梁入吴，居于会稽，是一个处士，也就是一个有才有德却不愿意做官的人。西晋灭吴后，会稽相朱则曾向晋武帝上书举荐杨泉，称其“清操自然，征聘终不移心”。朱则的荐词完全正确，晋武帝诏拜杨泉为郎中，杨泉依然不愿做官，不久后隐居山林专心著述。哲学史上提到杨泉，一般都认为他是魏晋时期朴素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而其标志性著作，就是《物理论》。不过令人遗憾的是，《物理论》中的大部分篇章，都已经在历史的长河中散逸了。我们今天所见到的《物理论》，是清代著名学者、藏书家孙星衍从《太平御览》《北堂书钞》等引用《物理论》的书籍中辑录而出的。从现存的文字中可以看出，对于宇宙发生论，杨泉持“水一元论”，所谓“所以立天地者，水也。夫水，地之本也。吐元气，发日月，经星辰，皆由水而兴”；对于人的肉体与精神的关系，杨泉认为身体和精神就如燃料与火的关系，就像燃料烧完后不会有余光，身体死了以后也不会有余魂。除了类似对于宇宙本源的追问、自然规律的探寻、肉体与精神的相互关系等抽象哲学问题的讨论，《物理论》也涉及一些社会治理的规律性问题，如“构大厦者先择匠而后简材，治国家者先择佐而后民定”“夫欲定天下而任小人，犹欲捕麋鹿而兔苴，不可得也。兔苴不能击麋鹿，犹小人不能任大事。”甚至还包括一些社会人生的智慧，比如“人皆知涤其器，而莫知洗其心”“拟《金人铭》作《口铭》曰：神以感通，心由口宣。福生有兆，祸来有端。情莫多妄，口莫多言。勿谓何有，积怨致咎。勿谓不然，变出无间。勿谓不传，伏流成川。蚁孔河，溜穴倾山。病从口入，患自口出。存亡之机，开阖之术。心与口谋，安危之源。枢机之发，荣辱随焉”，等等。总体来看，《物理论》是一部涉猎范围广泛的格言警句集录，饱含真知灼见，足以启迪智慧。

　　具体到“秉纲而目自张，执本而末自从，善赏者赏一善而天下之善皆劝，善罚者罚一恶而天下之恶皆除矣”这句话，它从一个生活中习见习闻的现象“秉纲而目自张”出发，总结出一个带有普遍性的规律“执本而末自从”，而后将这个规律推延到政治治理中，于是就得出了“善赏者赏一善而天下之善皆劝，善罚者罚一恶而天下之恶皆除矣”的结论。当然，站在现代人的视角，特别是对于受过一定逻辑训练的人而言，杨泉的推导并不严密，它更多地是一种比喻或类比论证，借助对自然规律或生活现象的揭示，推导出某些更为抽象的道理和主张。这种论述方法在中国古代十分流行。古人缺乏现代社会所拥有的思维工具，类比或比喻思维就是他们最容易抓住的思想工具，孟子、庄子、韩非子等著名思想家都是这种比喻或类比论证的大师。这种论述方法在现在看来或有不够精确之处，但这并不影响结论的精彩与长足的启示意义。

　　“秉纲而目自张”，无疑是整句话中最核心的义项。不过，尽管整句话出自杨泉之手，但这个核心义项，却早已多次出现在此前的中国典籍比如《吕氏春秋》《白虎通》《诗谱序》中了，如“用民有纪有纲，一引其纪，万目皆起；一引其纲，万目皆张”“若罗网之有纪纲而万目张也”“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等。这些都说明古人早已在“纲举目张”这个生活中常见的现象中发现了“执本末从”的道理，那就是在面对复杂形势和繁重任务时，首先要有全局观，对各种矛盾做到心中有数，同时又要优先解决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此带动其他矛盾的解决。

　　从杨泉在“秉纲而目自张，执本而末自从”后面所接续的“善赏者赏一善而天下之善皆劝，善罚者罚一恶而天下之恶皆除矣”的表述中我们可以知道，在杨泉看来，“善赏”与“善罚”，是能够使“赏罚”这个大网“万目皆张”的那个“纲纪”。那么，究竟怎样才算是“善赏”和“善罚”呢？秦孝公时期主持变法的商鞅，就为我们做出了很好的示范。

　　在商鞅变法之前，秦国政府在百姓心中早就没什么威信了。而商鞅就通过一赏一罚，就达到了劝惩的目的，从而使新法迅速取信于民，为此后的变法打开了局面。

　　在推出新法令前，放了一根木头在城墙南门，规定谁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就赏他十金。民众一开始不信，没有人上前，直到商鞅将赏金提到五十金，终于出来了一个壮士把木头搬到了北门。商鞅立刻如约赏他五十金，一举取得了民众的信任。但仅仅奖赏百姓去做政府倡导的事情还是不够的。在很多时候，一个社会禁止人们不去做什么的“负面清单”，比一个鼓励去做什么的“正面清单”更加重要。为了达到“令行禁止”的目的，商鞅又罚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秦国的太子。当然，太子是未来的国君，不可能对太子本人动刑，于是商鞅就替代性地惩罚了太子的老师，将两个老师一个在脸上刺字，一个抓进了监狱。秦国上下看到商鞅执法如此严格，都知道商君之令是不可违抗的。就这样，通过一赏一罚，商鞅的威信就树立起来，而民众的信任也是之后变法成功的关键。短短几年之后，原本是西陲小国的秦国就一跃而成为七国之中最强盛的国家，不仅当时就极大地扭转了秦国的局面，也为后来秦国的统一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当然，“纲举目张，执本末从”的道理绝不仅仅适用于“赏罚”。越是复杂宏大的事情，就越是需要迅速理清线索、抓住纲领，区分本末，抓住重点的能力。汉代的开国皇帝刘邦，就是这样一个做事善于抓住重点与根本的人。当年楚汉相争，刘邦赢得了最终的胜利。有一次刘邦大宴群臣，席上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得了天下的是我刘邦，而不是项羽，并告诉大家都要坦诚作答，不许隐瞒。高起、王陵回答说这是因为您乐于与大家分享胜利果实。每次攻城略地，您都会把攻下的城池赏给将领，但项羽就不是。聪明能干的，项羽就怀疑他；立了大功的，项羽就杀害他。这就是项羽丢掉天下的原因。刘邦说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之所以有今天，得力于三个人——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比不上张良；镇守国家，安抚百姓，不断供给军粮，我比不上不如萧何；率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我比不上韩信。这三个人都是人中龙凤，我能够任用他们，这就是我能得到天下的原因。反观项羽，他手下真正的人才只有一个范增，还不能好好任用，他怎么可能得到天下呢？

　　刘邦与群臣的这一段问答，就把他作为政治领袖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素质体现出来了，这就是把控全面局势，解决关键问题的能力。两国相争，这当然是超复杂的事情，涉及到的问题多如牛毛。要处理的事件千头万绪。那么，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哪里？当然是人才。找到真正的人才，将他放到合适的位置上，给他充分的权力和充分的信任，所有的问题就都能迎刃而解。张良可以谋划一局战略，韩信可以打下一场战役，樊哙可以赢得一场战斗，而刘邦要做的就是把他们都编入自己的网中。抓住了用人这个关键，就抓住了对楚作战的总纲，“举一纲而万目皆张”，让一切工作都变得有声有色、有条不紊，最终获得胜利。“秉纲而目自张，执本而末自从”指的不仅仅是一种顾全大局的态度，也是一种把控大局的能力。而要拥有这种态度、获得这种能力，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要努力提升自己的格局。

　　让我们从经典回到现实。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要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好，我们党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而组织路线对于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做好党的组织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组织路线明确了，就能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坚决的组织保证。组织路线这条党建的总纲，我们必须牢牢抓住，不可放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