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时而制法，因事而制礼（详解版）

　　“观时而制法，因事而制礼”是2018年1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届二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引用的。习总书记说：“‘观时而制法，因事而制礼。’党中央考虑启动这次宪法修改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需要。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党中央决策和推进的重大政治体制改革，需要在国家机构顶层设计上作出重要调整和完善，涉及宪法修改问题。党中央决定先进行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全国人大常委会2016年、2017年先后作出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试点工作的决定和在全国各地推开试点工作的决定；同时积极准备和推进国家监察立法工作。现在，宪法修改和国家监察立法工作都在抓紧进行，拟依照法定程序提请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从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过程看，比较好地处理了深化改革和推进法治的关系，贯彻了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的要求，彰显了党坚持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的执政原则。”

　　“观时而制法，因事而制礼”，出自《战国策·赵策二》，意思是根据变化的时代来制定法令，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制定礼教。

　　《战国策》是西汉刘向整理的战国时期国别史料汇编，其主要内容，是战国时期纵横家们的谋略和论辩之辞。纵横家是战国时期的弄潮儿。当时天下局面复杂多变，形势波谲云诡，这就给了纵横家们以极大的驰骋空间；其中的翘楚如苏秦、张仪、范雎等人，朝秦暮楚、纵横捭阖，在战国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他们出奇制胜的谋略、游说诸侯的说词被记录下来，经西汉学者刘向的编辑和整理，就是《战国策》了。它以国为别，分东周、西周、秦、楚、齐、赵、魏、韩、燕、宋、魏、中山十二国，共三十三卷，是我们了解那一时代重要参考文献。

　　当时的纵横家，比较著名的有公孙衍、张仪、苏秦、虞卿等人，他们虽然在政治上的见解有所不同，却都有着渊博的学识，特别是对外交游说之术非常重视。为了切磋说动国君的技艺，展现自己的谋略和外交才能，他们不断地收集历史资料储以备用，并把自己在各国间从事的外交活动记录下来用以反思，有的甚至还亲自拟作，以练习雄辩的技能。《战国策》中的大多数文章就是这样产生的。

　　具体到“观时而制法，因事而制礼”的出处，则是《战国策》中《赵策》的第二篇。当然，赵武灵王是战国一代霸主，并非纵横家。但他为在赵国推行“胡服骑射”，与守旧大臣之间的对话中，却充满着纵横家般的智谋与雄辩，这应该是刘向将其言行编入《战国策》的重要原因。

　　文章写赵武灵王痛感中原传统的车战方式与宽袍大袖的服装在与胡人的武装对抗中处于极其不利的局面，于是就想在国内开展变法，推行胡服骑射。他已经料想到这样的行动会受到守旧贵族的反对，于是预先就进行了一些工作。因为叔叔公子成是德高望重的老臣，在赵国享有特别崇高的威望，所以他就自己先穿上胡人的衣服以为示范，而后派人到叔叔公子成那里去说明自己的意思。公子成果然表示反对，反对的理由，就是中原是文化昌明、财富集中的地方，先王传下来的衣冠文化，怎么能说改就改？历来只有少数民族学习中原，怎么能够发生中原向少数民族学习的事情呢？

　　赵武灵王听说公子成反对，于是亲自到公子成家中，就胡服骑射一事对公子成进行了说服。原文滔滔雄辩，篇幅很长，归纳而言，主要就是三条：

　　第一，礼教、风俗、法令之类，都是为了方便百姓和国家，时代变了，礼法就应当随之而改变。有人说这些东西是从前代圣王那里继承过来的，改变不得。可是，从伏羲、神农，到黄帝、尧、舜，礼法习俗都不相同，如果说从前代圣王那里继承来的就不能变，圣王之间又怎么会有所不同呢？

　　第二，人穿衣服是为了方便，各地的生活条件不同，所以衣服样式也都各不相同。吴国、越国穿着和中原不一样，但照样有不少贤才和道德高尚之士。所以穿什么衣服影响不了道德，没必要把什么道德礼教之类不相干的因素加入其中。

　　第三，胡人善于骑射，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威胁。与此同时，齐国、中山等国家也对我们构成威胁。我们在战争中屡屡败北，这是国家的耻辱。要想打败敌国，实现赵国的复兴，我们就必须学习骑射的技能。而要学习骑射，宽袍大袖的服饰就必须改变。谈话的最后，赵武灵王又把祖先搬了出来，说我之所以要胡服骑射，就是要继承祖先赵简子、赵襄子的意愿，实现先王的遗志。现在叔叔你因为怕承担改易服装的名声而不肯胡服骑射，使得赵国不能洗雪前耻，你觉得这样合适吗？公子成听了，再三礼拜谢罪，说：“我太愚蠢了，竟没有体会到大王的良苦用心，所以才冒昧地说了一些世俗的言论。现在大王想要继承简子、襄子的意愿，实现先王遗志，我怎么敢不服从命令呢!”

　　公子成之后，赵武灵王先后又与赵文、赵造等大臣就推行胡服骑射进行了讨论。他们反对胡服骑射的理由和公子成类似，赵武灵王说服他们的理由也与说服公子成大同小异，核心其实就是一句话：贤明的君主治理国家，就应该“观时而制法，因事而制礼”，用不变的礼法、习俗去面对变化了的实际情况，那就是胶柱鼓瑟、刻舟求剑。

　　赵武灵王的见解无疑是正确的。赵武灵王所在的战国时期，正是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战斗力发生此消彼长的关键时期。春秋时期，中原各诸侯国盛行车战，北方的少数民族采取步战，所以并没有构成对中原的真正威胁。但到了战国时期，北方出现了善于骑马作战的胡人，才构成了对中原各国的真正威胁。赵武灵王认识到：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被动局面，靠中原传统的步兵和战车配合作战的方式是不能成功的，只有学习胡人的长处，以骑兵对抗骑兵，才能增强赵国军事力量，彻底改变被动挨打的局面；而要骑马作战，就必须改中原地区宽袖长袍的服装为短衣紧袖的胡服。而胡服骑射实行的效果，也证明了赵武灵王的雄才大略与远见卓识。随着“胡服骑射”在赵国上下轰轰烈烈地展开，很快就取得了突出的效果。赵武灵王带着这支队伍，大败中山国，还向北方的匈奴侵略者出击，“攘地北至燕、代”；向西边林胡、楼烦用兵，到达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九原（今内蒙古包头市）。经过“胡服骑射”改革的赵国，成为当时除秦国外国力最强的国家。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意义，还不仅仅在于赵国借助这次行动实现了富国强兵、成为一时之霸主那么简单。在整个中国的历史文化长河中，这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原因有两点：

　　一是其“观时而制法，因事而制礼”的理念及其成功的变法实践，对于突破传统束缚、勇于开拓创新具有积极的意义。中国自古就是一个特别尊重传统的国家。这首先是由中国农业国度的性质决定的。一个地方的生产生活方式，对于他们的思维是有着重大的影响的。中国自古以农业立国，年复一年地春种夏播、秋收冬藏，永远的从种子到种子的循环轮回，很容易在人们的心中造成“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印象。对传统的尊重，也与统治者统治权力的合法性有着重要的关联。中国是一个宗法制的国家，统治权力合法性的最大来源就是他的血脉，“慎终追远”，对前代尊重，就是一件非常必然的情形。对传统的尊重，还与旧有礼法、制度的有效性有关。一切规章制度，究其实质而言，其实就是对以往有效经验的总结和积淀。在以往的历史中，它们已经被证明为有效的，所以在打破这些旧有制度之时，人们的疑虑也就格外严重。正是在这几种作用力的综合作用下，中国人对传统就格外尊重，传统是百科全书，不仅是人们的智慧之源，也是解决问题的思考方向，甚至有时就是现成答案。不效法前代的经验，意味着肆意妄为，祸乱四伏。这一切，都造成了中国人相对保守的观念。而赵武灵王“观时而制法，因事而制礼”“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袭，何礼之循？”的理念，其“胡服骑射”的成功，都雄辩地证明了在必要时打破传统、勇于创新的可贵与可行。

　　第二，放下中原文化优越感的架子，勇于向胡人学习，这种开放包容的心态，为后世树立了良好的典范。中原地区是传统的文化昌明之地，中原各国对于自己的文化是有着非常强烈的优越感的。这从公子成所说的：“中国者，聪明叡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以及赵造所说的：“今王易初不循俗，胡服不顾世，非所以教民而成礼也。且服奇者志淫，俗辟者乱民。是以莅国者不袭奇辟之服，中国不近蛮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礼者也。”都可以看出。我们更熟悉的可能还是孔子再三强调的“华夷之辨”，孟子再三强调的“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用夷变夏者”。所有这些，都说明中原人固有文化优越感之深、以及赵武灵王能突破这些传统观念勇于向胡人学习之难。

　　“观时而制法，因事而制礼”。这一传统的治理箴言，在今天也依然没有失去其积极意义。实际上，自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全面依法治国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提出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完善立法体制，加强重点领域立法，都是为了适应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要求，并且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必须长期坚持、不断丰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