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详解版）

　　“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这句名言是2018年6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加强党的政治建设，要紧扣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把赢得民心民意、汇集民智民力作为重要着力点。要站稳人民立场，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坚决反对“四风”特别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人民群众对我们拥护不拥护、支持不支持、满意不满意，不仅要看我们是怎么说的，更要看我们是怎么做的。实干方能兴邦、实干方能强国、实干方能富民。”

　　“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出自宋代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尽心章句下》。

　　关于朱熹，此前的内容已经有所介绍，兹不赘述。《四书章句集注》是朱熹最具代表性、影响最大的一部著作。在这部著作中，朱熹首次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从众多的儒家经典中抽出，将其并列，提出了“四书”的概念，并为之做注。《大学》《中庸》中的注释称为“章句”，《论语》《孟子》中的注释集合了众人说法，故而称为“集注”。

　　朱熹做《四书章句集注》的目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要使“圣贤传经之旨，灿然复明于世”。所谓“灿然复明”，其中的潜台词是很明显的，那就是“圣贤传经之旨”，在朱熹的时代已经没有那么灿烂光明了。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很复杂，但主要还是来自于佛、道二教，特别是佛教的冲击与挑战。对于这一点，宗皋禅师《宗门武库》中的一个典故堪称最好的说明。说王安石有一次与张方平聊天，王安石就问了张方平一个问题，说孔子死后百年有孟子，此后儒家就再也没出过什么特别厉害的人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张方平说有，然后就举了一大堆和尚的名字。王安石没听明白，就问张方平是什么意思。张方平的回答是：“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皆归释氏矣。”用现代话语来表述，就是儒家的那些东西缺乏吸引力，所以有才能的人都跑到佛家里去了。这样的情形，自然是让身为儒家虔诚信徒的朱熹非常忧虑。他要以自己的努力提振儒家，使其能在社会中恢复应有的地位，起到应有的作用。正是这个目的和潜台词，也就决定了朱熹在做《四书章句集注》的两个基本特点。一是经典的选择。朱熹选择《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是有其考虑的，《论语》《孟子》是反映孔孟二人思想的最直接的经典，自不必说。至于《大学》和《中庸》，朱熹认为，《大学》中“经”的部分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传”的部分是“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而由“子思笔之于书以授孟子”，四者上下连贯传承而为一体。二是注释的体例和特点。朱熹采用与汉唐学者注释截然不同的方法，由汉唐学者注重经书原本、文字训诂、名物考证转变为注重阐发义理，并加以引申与发挥，从而达到整理规范儒家思想，宣扬贯彻儒家精神，以“四书”之言，架构其理学主张的最终目的。《四书章句集注》完成之后，当时就受到思想界的普遍重视，特别是明清两朝，因为指定其为科举考试涉及到的儒家经典的权威解释而成为某种“金科玉律”，所以其传播也就更为广泛，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具体到“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它出自《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尽心章句下》，是对《孟子·尽心下》中“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句话而做的解释和说明。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孟子》中的一个非常著名的命题，翻译过来就是老百姓最尊贵，其次是社稷，最轻的是君王。社是土神，稷是谷神，只有君主才有祭祀社稷的资格，所以一般又用“社稷”来指代国家政权。江山社稷的重要性超过某一位具体君王，这道理容易懂，但老百姓居然比江山社稷还重要，这似乎与人们的日常感受不相符合。人们平时所看到的，难道不是君主高高在上，宗庙社稷巍然耸立，而百姓则是诚惶诚恐地匍匐在地吗？既然如此，为什么孟子会这么说呢？于是朱熹就做出了解释。他的解释是：“社，土神。稷，谷神。建国则立坛壝以祀之。盖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系于二者之存亡，故其轻重如此。”翻译过来就是：社是土神，稷是谷神。凡建立国家，就要造社稷坛来祭祀土神与谷神。但是，国家的根本是百姓，建立祭祀土神谷神的祭坛也是为了百姓。有百姓与江山社稷，君主才尊贵；没有了老百姓，没有了江山社稷，君主就什么也不是。正因为如此，孟子才说百姓最尊贵，社稷其次，君主最轻。

　　孟子和朱熹的话语，实际上都涉及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民本。“民本”这一观念由来已久，其最早的出处是《尚书·五子之歌》中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五子之歌》中的“五子”是夏启的五个儿子。我们知道，大禹死后，他的儿子夏启继承了部落联盟首领的位置，开启了夏王朝，从此中国就进入了“家天下”的时代。夏启死后，继承王位的是太康，太康无道，在外游乐时被后羿所困，夏启的五个儿子和母亲在洛水边等他，兄弟几个人回想起大禹的教导，于是唱了这首《五子之歌》。换言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思想渊源最早可以上溯到大禹，是大禹对后世子孙的谆谆教诲。

　　“民为邦本”的观念一经提出，就受到了开明的政治家、思想家的重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在客观上反映了这样两个基本事实：一是人是一切物质与精神财富的源泉，没有了人，一切就都是无本之木与无源之水；二是国家兴灭、君主变易实在是司空见惯，唯有人民长在。无民则无国，无民则无君。所有这些，无不提示着百姓的重要，故自从大禹之后，“民为邦本”思想就成为后世开明政治家、思想家的共同信条。它被代代继承并不断丰富、发展、完善，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一个核心内容。战国时期的儒家学者，除孟子的“民贵君轻”说之外，还有荀子的“立君为民”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上天养育百姓，不是为了满足君主统治的需要；恰恰相反，上天设立君主，是为了更好地养育百姓”，这就把君主与百姓的主客关系讲清楚了。到了汉代，著名政论家贾谊又提出“夫民者，万世之本也”的观点，他说“故夫民者，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老百姓的地位虽然卑微到了极点，但是却绝不可以被慢待；他们文化程度虽然不高，但是却绝不可以被愚弄。所以自古至今，与老百姓为敌的人，或快或慢，老百姓一定会战胜他。”唐太宗作为一代明君，经常对大臣们讲“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的道理，他的一段名言在中国可谓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民可载舟亦可覆舟，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水既能够托起舟船，也能够倾覆舟船。身为君王，首要的事情就是保全百姓。如果损害百姓来奉养自身，就像割自己腿上的肉来满足口腹之欲，肚子饱了，命也就没了。”宋代理学家二程（程颐、程颢）主张“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以安而不扰为本”。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治国理政的关键，就是要顺应百姓的意愿、厚待百姓的生计、安定百姓的生活。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的“天下为主，君为客”，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对于天下而言，人民是第一位的，君主只能排在第二。综上所述，民为邦本、天视民视、民贵君轻、载舟覆舟、立君为民，这些被现代人称为民本主义的思想和表述延续了三千年之久，成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主线之一。在漫长的历史时光中，它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皇权的任性，缓和了阶级矛盾，对大一统社会的形成和维护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直到今天，“民本”这一思想中所体现出的道德光芒与治理智慧依然有着重要的借鉴与启发意义。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一旦脱离群众，就会失去生命力。”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中国从近代百年的屈辱与苦难中挣脱出来，离不开人民的支持与力量，离不开人民的信任与担当。正是由于有这些不惜“用血肉筑起新长城”的人民，中国才能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走进和平安宁的新时代；正是由于有那些将青春甚至生命奉献给科技发展的人民，新中国才能在百年内取得如此突飞猛进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也就要求我们党要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始终坚持从严治党，我们党才能始终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与支持，人民群众才能在党的带领下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共同努力奋斗，中国才能在新时代更快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