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身使臂，如臂使指（详解版）

　　这段话是2018年7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引用的。习总书记说：“我们党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形成了包括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基层组织在内的严密组织体系。这是世界上任何其他政党都不具有的强大优势。党中央是大脑和中枢，党中央必须有定于一尊、一锤定音的权威，这样才能‘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叱咤变化，无有留难，则天下之势一矣’。党的地方组织的根本任务是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有令即行、有禁即止。党组在党的组织体系中具有特殊地位，要贯彻落实党中央和上级党组织决策部署，发挥好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重要作用。每个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强化党的意识和组织观念，自觉做到思想上认同组织、政治上依靠组织、工作上服从组织、感情上信赖组织。”

　　“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叱咤变化，无有留难，则天下之势一矣”这句话出自于宋代吕中的《类编皇朝大事讲义》的第二卷《太祖皇帝》，大意是政令执行如同身体驱使手臂，手臂驱使手指，指挥自如，没有困阻，这样一来全国上下便步调一致、行动统一。

　　吕中，南宋学者、官员。字时可，泉州晋江人。宋理宗淳祐七年（1247年）进士。教授肇庆府，除国史实录院检讨。后迁国子监丞兼崇政殿说书、秘书郎等。吕中著述颇多，有《演易十图》《论语讲义》《治迹要略》等，但多已亡佚，流传至今的，只有《类编皇朝大事讲义》一部。全书共二十三卷，第一卷为总论，余下的二十二卷，各以数卷记自太祖至钦宗九位皇帝之事，事以类叙，故曰“类编”。记事之外，间加论断，凡政事制度及百官贤否，俱载于编论中。其记事要言不烦，议论切中肯綮，对于了解宋朝的政治、经济、社会治理等有着很高的史料价值，是研究宋史的基本参考资料之一。

　　具体到习近平总书记所引用的这句话，则见于《类编皇朝大事讲义·太祖皇帝》中的《处藩镇、收兵权》篇。在此篇中，吕中集中记述了宋太祖削弱藩镇、将兵权收归中央的举措，比如杯酒释兵权、设立转运使、派遣文官但任知州等。对于宋太祖的这些举措，吕中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正是这些举措，彻底消除了地方不听令中央节制的乱象，确立了中央对地方的绝对权威，整个国家真正成为了一个有机的整体，所谓“朝廷以一纸下郡县，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叱咤变化，无有留难，则天下之势一矣”。

　　吕中对宋太祖在剥夺藩镇权力、解除武将兵权等举措的评价，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众所周知，唐朝之所以有安史之乱，归根结底就是因为藩镇的权力过大。这一情况在唐朝初建时就已经存在，但因为“出将入相”的政治传统以及唐初统治者个人的威望和手段，中央尚能对地方形成节制。随着玄宗晚年将国事交给李林甫、杨国忠，他们出于自己的私利而将唐初的一些优良传统加以破坏，这就导致了“安史之乱”的爆发。尽管后来安史之乱被平定，但这种平定并不是依靠中央的力量，而是依靠着郭子仪、李光弼为代表的西北藩镇力量而完成的，并且这个胜利，也不是彻底将叛乱藩镇击垮的压倒性胜利，而是双方都精疲力尽后的相互妥协，叛乱藩镇除表面上遵奉大唐国号之外，几乎保留了原来的一切权力。不但如此，平叛有功的藩镇取得了与原来叛乱藩镇相同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权力不必说，甚至一些并未参与平叛的藩镇也趁机坐地起价，从中央手中要走了不少权力，这就造成了中晚唐之后藩镇割据的乱象。藩镇割据不但是唐朝灭亡的主要原因，并且其后遗症一直延续到了五代十国。几十年间，骄兵悍将目空一切，动辄拥兵自立，皇帝如走马灯般转换，而所谓“乱离人不如太平犬”，百姓在战乱中自然也如置身水火，惨遭涂炭。

　　宋太祖最初的上位，其实也和五代的前几个皇帝一样，是靠着武力而君临天下的。不过和前几个皇帝不一样的，是他有着前几任皇帝所没有的雄才大略和创业垂统的深思熟虑。他下定决心，要将骄兵悍将、藩镇作乱的隐患彻底消除，给自己的后世子孙，也是天下百姓一个长治久安。而实现这一目的的根本，在赵匡胤看来，就是彻底解决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骄兵悍将的拥兵自重和地方藩镇的权力过大。对于这两个问题，宋太祖的举措主要是两点：一是“杯酒释兵权”，趁着自己在军队中有着绝对的权威，在觥筹交错间把包括地方节度使在内的悍将手中兵权收归中央所有；二是派文官但任知州，掌握地方的实权特别是财政和行政权，除极个别特别重要的地区（主要是边境地区）节度使仍保留一定的权力外，其他地方的节度使基本上成为虚职。

　　宋太祖的这些举措，对此后中国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中国在秦代就确立了郡县制，但这一制度的真正贯彻落实，长时间以来，却是受到了各种条件的制约。在秦代是六国的旧势力，在西汉是同姓诸侯，在东汉是地主豪强，在魏晋是世家大族，在唐代是地方节度，在五代是骄兵悍将。只有到了宋太祖，用文官代替了武将，用寒族出身的知识精英代替了门阀贵族，中央政府才算彻底确立了对地方的绝对权威，作为帝国神经中枢的中央政府才算真正完美地开始履行其职责。而宋朝的这些举措，也基本上被此后的王朝所继承，对于中国的治理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历来的史家无不对宋朝极为重视，将其作为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其治理方式的转变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

　　吕中是针对宋太祖“处藩镇、收兵权”的各种举措而发出这一番赞叹的，但这句话所蕴含的理念，却有着超越具体语境的意义与价值。就历时性而言，中国最早的国家形态开始于夏朝，而夏王朝的开创者夏启的父亲正是因为治水而彪炳史册的大禹。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中国最早的国家就是因为治水而产生的。而众所周知，在治水这件事情上，需要整体的规划和统一的部署，需要对上下游整个流域利益的协调，需要在关键节点的当机立断，等等，而所有这些，如果没有一个能够服众的权威，都是不可想象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从最初国家形态的起源，中国就是一个有着中央权威基因的国家。而在此后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对于这种权威的需要也一直存在。这种需要，包括对黄河、长江等流域广阔的河流治理的需要，包括对周边少数民族政权进行抗衡的需要，包括因气候地理条件复杂而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的抵御以及赈济灾民的需要，等等。就共时性而言，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幅员辽阔、民族众多、情况复杂的大国，要想让国家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有机体，则必要的威权和严密的组织形式是不可或缺的。离开了这些，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就很难有效地组织运转起来，就会在各自为政、各行其是中成为一团散沙。

　　而在当今的中国，中国共产党无疑就是这个“当然的威权”。这个威权，是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所决定的，也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中国共产党当然是政党，但又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有着本质的差别。现代意义上的政党起源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是议会斗争的产物。从词源上讲，“政党”（party）一词来源于拉丁文pars，意为“部分”，意味着政党是由政治主张相同的“一部分”国民自愿组成的政治团体。这样的性质，就决定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只能代表某一部分、某一阶层的利益；而在政治实践中，党派也往往或因代表特定的利益集团而损害社会公平，或因恶性竞争而造成民意的撕裂，损害社会的整体利益。这样的教训，在历史上、在当今社会中，都是一个非常普遍的存在。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作为某一阶层特殊利益的代表不同，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是全体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她把整个国家和中华民族的发展与繁荣作为自己的政治目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获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而共产党也成为新中国理所应当的执政党。此外，中国共产党又与国外一般意义上的执政党不同，她是内嵌在整个国家整体中的领导者，和整体不可分割，正如宪法所规定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的特征。”在党的领导下，新中国的事业不断向前迈进，特别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政府对内实行有利于资本和投资的市场友好型政策，对外实行开放型的经济政策，积极融入全球市场；在探索中发展出了一整套制度程度化很高的行政与法律体系，既限制了各级政府行使权力的随意性，又为社会、个人与资本提供了稳定的可预期性。正是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社会主义中国实现了长达四十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迹。历史和现实，都无可置疑地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明乎此，作为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就应当自觉维护共产党的权威，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只有这样，才能始终保持作为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跟上事业发展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