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为政者，弊则补之（详解版）

　　2019年1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二十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中引用了这一名言。在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对澳门特别行政区新一届政府和社会各界提出了四点希望，其中第一点就是：“坚持与时俱进，进一步提升特别行政区治理水平。古人说：‘善为政者，弊则补之，决则塞之。’要适应现代社会治理发展变化及其新要求，推进公共行政等制度改革，提高政府管治效能，促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把依法办事作为特别行政区治理的基本准则，不断健全完善依法治澳的制度体系。要善用科技，加快建设智慧城市，以大数据等信息化技术推进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模式创新，不断促进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

　　“善为政者，弊则补之，决则塞之”出自汉代桓宽的《盐铁论》。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善于治理国家的人，遇到弊害就去补救，遇到漏洞就去堵塞。

　　《盐铁论》是中国经济史上的一部非常重要的书籍。它是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那次著名的“盐铁之会”的会议整理记录。汉武帝时，因为与匈奴作战，为了筹措军费，采纳了盐铁专卖、均输、平准、酒榷等一系列经济政策。这些政策，虽然适应了当时巩固西汉政权的需要，却也给农业生产、中小工商业和百姓生活带来了某些不便与困难，因而引起了社会上的一些不满和反对。武帝死后，这些政策的兴废存留，就成为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主政的大司马大将军霍光下令召开会议。会上，以代表民间利益诉求的贤良、文学为一方，与以代表政府利益的御史大夫桑弘羊等，就西汉武帝一朝的内外政策得失，特别是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等经济政策展开了一场大辩论。会议历时四个月，对上述相关问题反复讨论。由于盐铁官营存废问题是其中最核心的内容，于是人们称其为“盐铁之议”或“盐铁会议”。 盐铁之会三十年后，桓宽根据当时的会议记录，并经与会儒生朱子伯的帮助，经过自己的润饰补充，整理成《盐铁论》。该书共60篇，虽以“盐铁”为名，但实际上涉及到了汉武一朝的经济政策及相关的政治、军事、文化思想等全部重大问题；每篇的篇幅均不甚长，但都要言不烦，直中肯綮，对于我们了解西汉乃至整个封建王朝的经济、政治运作都大有裨益。

　　具体到“善为政者，弊则补之，决则塞之”这句话，出于其第56篇《申韩》。题目中的“申”，指的是法家的先贤申不害；“韩”，指的是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韩非子。这一篇讨论的核心有两个：一是到底以儒家的仁爱治国，还是以法家的法术治国的问题；二是对待汉武帝的政治遗产，是基本予以否定，代之以周孔之道，还是查漏补缺、及时修补的问题。

　　对于第一个问题，也就是到底是以儒家的仁爱治国，还是以法家的法术治国，

　　贤良方正认为，汉武帝虽然表面上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实际上许多政策，比如盐铁专卖、比如对匈奴发动的长期而大规模的用兵，都有着太多法家的色彩，所以必须彻底加以否定，而全面代之以周公孔子的治国之道；而桑弘羊则认为，法家不可全盘否定，比如像魏国任用吴起、秦国任用商鞅，就都使各自的国家强盛起来。

　　对于第二个问题，贤良方正认为，国家之所以出了问题，就是因为周孔之道没有得到推行，修修补补是没有用的。只要全面推行周孔之道，就能天下大治，一切问题就能迎刃而解。而桑弘羊则认为，周公、孔子之道，太过迂阔而辽远，拿它们来进行国家治理，是远水解不了近渴。汉武帝时代的治理虽然有问题，但并不需要彻底否定，一个明智的管理者要做的事情，就是查漏补缺、修改完善，所谓“善为政者，弊则补之，决则塞之”，就是桑弘羊在这个语境下说出的。

　　那么，桑弘羊与贤良方正的意见，到底哪一方的见解更为正确呢？答案是毫无疑问的：桑弘羊的见解，无论是就当时的国情，还是其中所表现出来的治国理念，都是更为合理的。

　　贤良方正之所以用儒家的治国理念来反对申韩之术，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汉武帝已经明确地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是最讲究“正名”的，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民无所措手足”。在贤良方正看来，朝廷既然已经把儒学摆在了官学的位置上，那么就不应该再杂用王霸之术。而实际上，全然采用儒家的治国理念，在实际政治层面上是根本无法达到国家治理的目的的。原因很简单，先秦儒家的基本政治主张，就是以周礼治国，全面退回到西周的制度轨道上去。而实际上，周公所制定的那一整套制度，是与西周开国时期非常低下的发展力水平相适应的。儒家学说中一些合理的理念，比如仁爱等原则，当然是有其永恒的价值的，但认为只要把周礼那一套搬到现实中去，就能够使天下百姓各安其分，盗贼不起，刑法不用，垂拱而治，则无疑是过于天真的梦想。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国家的治理是一个超复杂事件，任何从单一的理念出发，希望一劳永逸地解决政治治理中的所有问题，都无疑是不切实际的空想。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桑弘羊为代表的政府官员。他们既不否定作为官方正统学说的儒家的基本理念，同时也强调法家学说在富国强兵等政治实践中的实际作用，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比起贤良方正的迂阔辽远，无疑要高明很多。

　　而拒绝桑弘羊“弊则补之，决则塞之”的方案，主张立刻改弦更张、全面推行儒家的礼仪制度，更显示出贤良方正的不切实际。以现在的眼光来看，一个制度所以是现在的样子，是多方博弈、综合演化的结果，而不是出于某种理念设计出来的结果。换言之，是一个国家、社会选择了某种文化理念，而不是这个理念创造了这个社会——当然，一个理念一旦被选择，它又会对这个社会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贤良方正认为汉武帝表面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实际上是杂用王霸，这个感觉是对的，实际上，“阳儒阴法”，也就是儒家为表、法家为里，才是汉武帝的本色。而这个治国策略的形成，是春秋战国、秦汉以来几百年社会实践选择的结果。在战国七雄的争霸中，法家、墨家、道家、兵家、儒家等都为结束纷争提出了自己的主张，最终是选择了法家主张的秦国获得了胜利。但秦国的二世而亡，也暴露出法家的严重不足，于是在汉朝初期，又转而在基本继承秦制的基础上加入了黄老之术。但随着时代的发展，黄老之术又暴露出一些不足，而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儒家学说就进入了汉武帝的视野，并在实际政治层面的操作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一个社会的内部，就已经够复杂了，如果再加上匈奴崛起等外部因素，那就更复杂了。一言以蔽之，汉武帝留下的政治遗产，是汉朝几代皇帝甚至是春秋战国以来数百年政治实践的积淀，是多方政治势力博弈、多年政治生态演化的结果。当然，随着匈奴被打败，休养生息、恢复国力成为当时的主要任务，随着主要任务的变化，国家的政策肯定要进行调整，但在调整绝不意味着割断数百年的历史发展而回到周朝。当此之时，一个优秀的治理者，最明智的做法，就是在丰富的思想资源中去选择最合适的方案来解决问题，而不是削足适履，割断历史，让社会回到周朝的样子。在这个意义上说，桑弘羊“弊则补之，决则塞之”的主张，无疑是更切合实际的主张。

　　可见，《盐铁论》一书系统概括了社会各个阶层所体现的利益观和经济思想，是我国古代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我们在处理现实经济问题时，应该全面把握，充分考虑如何正确处理好个人、集体、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我们每个人在追求物质利益之余，还要注重精神方面的素养；要建立正确的义利观和消费观，这对国家的富强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而后世历史的发展变化，也从实践层面上证明了“善为政者，弊则补之，决则塞之”这一主张的正确性。盐铁会议之后，霍光部分采纳了贤良方正的一些主张，比如免除部分赋税、徭役，降低盐价、取消酒榷等，但对盐铁专卖等政策还是予以了保留。因为内外措施都处理得当，霍光主政后的若干年，就出现了“百姓充实，四夷宾服”的局面，使得西汉王朝又出现了几十年和平兴旺的景象。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两汉之间的“王莽改制”。王莽信奉儒家的思想，他主政后，就以《周礼》为蓝图“托古改制”，在生产力、生产经济状况已经完全和周朝初年不一样的状况下，向着这部儒家经典所描绘的远古理想社会大踏步地倒退。他的做法，基本上就是贤良方正所鼓吹的。已经被历史淘汰的旧制度，怎么可能解决社会发展遇到的新问题？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王莽的改制，不仅没有挽救西汉末年的社会危机，反而使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最终导致天下大乱，自己也被杀身死。

　　今天看来，“善为政者，弊则补之，决则塞之”依然有着极其深远的现实意义。这就是，社会是发展变化的，特别是随着科技的进步，这种发展更是日新月异。优秀的社会管理者，当然要坚持与时俱进，绝不能胶柱鼓瑟、裹足不前；但这种与时俱进，绝不意味着对以往正确且已经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政策的轻易否定，而是要从实际出发，积极稳健地进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