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上有立德（详解版）

　　这段话是2019年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联组会时的讲话中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希望大家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左传》讲‘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立德是最高的境界。文化文艺工作者、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肩负着启迪思想、陶冶情操、温润心灵的重要职责，承担着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以文培元的使命。大家社会影响力大，理应以高远志向、良好品德、高尚情操为社会作出表率。”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这段话出自《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意思是第一等的不朽事业是成就美德，其次是建立功业，再次是著书立说。

　　《左传》的全名是《春秋左氏传》，也就是左丘明为《春秋》所做的“传”。所以，要说《左传》，就要先说《春秋》。《春秋》本是先秦时期各国史书的通称，它以编年体的形式记载历史大事。可惜的是，先秦国家的史书大多都已经亡佚，只有鲁国的《春秋》保存了下来。孔子在鲁《春秋》的基础上进行了修改加工，这就是我们今天见到的作为“经”的《春秋》。它按照鲁国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十二公的顺序，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至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间的历史，其内容以鲁国为主，兼及周王室和其他诸侯国。

　　然而，《春秋》总共只有一万六千多字，记事太过简略。要想对具体的历史事件和文字背后的深意有所了解，就必须借助解释文字。《春秋》是“经”，解释“经”的文字叫“传”，“左传”就是左丘明为《春秋》所做的传。和另外两部为《春秋》所做的传也就是《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相比，《春秋左氏传》史料翔实、叙事完备、文字精美，对春秋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情况进行了全景式的展现，对理解那个时代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极具史料与文化价值，所以最受后世重视。

　　《左传》中体现着“和谐”的思想。中国自古以来就重视和追求“和谐”之道。《左传》昭公二十年中晏子和齐景公的一段对话就是典型例子。晏子继承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思想，从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政治生活三个方面对“和”进行了论述，认为“和”既是一种境界，也是处理政务时应当遵循的原则。《左传》重视“和”，更体现在政治方面。像秦晋韩原之战后，秦穆公就问晋国使者说：“晋国和乎？”即用“和”来判断对方国家安定与否。又如，定公九年，阳虎请师伐鲁，齐国国君准备答应这一要求，大臣鲍文子却说：“鲁未可取也，上下犹和，众庶犹睦。”可见，国家内部的和谐、百姓的齐心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可以凝聚人心、抵御外辱。

　　具体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出自于《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其具体的语境是这样的：鲁襄公二十四年的春天，鲁国大夫叔孙豹到晋国。迎接他的是晋国大臣范宣子。范宣子本名祁匄（gai），因为封地在范，谥号为宣，所以后世称他为范宣子。范宣子见到叔孙豹，就问了他一个问题，说古人讲‘死而不朽’，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叔孙豹不知道他想说什么，就没有回答。范宣子自己接着说，从前我的祖先，从虞舜以上是陶唐氏，在夏朝是御龙氏，在商朝是豕韦氏，在周朝是唐杜氏，晋国主持中原的盟会的时候是范氏，恐怕所说的不朽就是这个吧！叔孙豹回答说：你说的这个恐怕只能叫富贵传家，不能叫不朽。我们鲁国从前有一位大夫叫臧文仲，他虽然死了，但所说的话却代代流传，这才叫不朽。我听说，有三样东西是不朽的：第一等是树立德行，第二等是建立功业，第三等是著书立说。有这三样，人虽然死了，影响却会长久地流传下去，这才能叫做不朽。

　　“三不朽”说法的由来，就是这样。叔孙豹这个人，在中国历史上算不上一个有什么影响的杰出人物，最后还死在自己的庶子竖牛手中，人生结局也很不美妙。但是，其“三不朽”的言论，却可以说是在中国文化中影响至深的言论之一。我们在很多场合，都能听到各种人在使用“三不朽”的标准，来评价一个人的成败得失。比如明代大儒王阳明死后，人们用一副楹联来评价他，说他是“立德立功立言真三不朽，明理明知明教乃万人师”；晚清名臣曾国藩死后，他的弟子写挽联凭吊他，也说他“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相为将一完人”。毫不夸张地说，“立德”“立功”“立言”这“三不朽”，自其产生之后，就成为那些志存高远的有识之士终生奋斗的目标，以及我们中国人对一个人的成败得失进行判断的重要标准。

　　那么，为什么这样一个在历史上微不足道的人物，说出的这番话，却能够对中国文化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它是以“最儒家”的方式，回答了一个所有人都必须面临的根本问题：如何面对生死。因为儒家自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就成为官方学说，《左传》也成为“十三经”之一，受到中国社会的广泛认可，所以这个说法也就日益深入人心。

　　我们说以“三不朽”来对抗死亡的方式“最儒家”，主要基于两点。

　　一是这个说法中所反映出来的现实理性精神。

　　生死是所有生物都会面临的问题，人也一样。但是，人又和其他的所有动物不一样，这个不一样，就是人是知道自己是会死的。正因为如此，人对于死亡，就有一种其他动物所没有的预见，并因为这个预见而对于死亡有着一种恒久的恐惧。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人们也曾经给出了很多答案。在科学不昌明的时代，宗教家们给出的答案是被接受程度最高的，那就是彼岸世界。当然，这个彼岸世界的途径，不同的宗教家所描绘出的具体图景是各不相同的。比如中国的道教描绘出的彼岸世界是海外仙山，是瑶池天宫；印度的佛教描绘出的是六道轮回，是西方极乐世界。

　　但是，这种答案却并没有被充满现实理性的儒家所接受。以孔子而言，他对鬼神、对彼岸世界持有的是一种很明显的理性怀疑态度。他很少谈论鬼神，所谓“子不语怪力乱神”；对于死后怎么办的问题，他的态度是存而不论，比如当学生问他人死后会如何时，孔子的回答是“未知生焉知死”。但是，人们对于死亡的恐惧是根深蒂固的，孔子的存而不论，没有也不可能消解人们因为这个问题而带来的疑虑和恐惧。那么，如何消解这种根深蒂固的恐惧呢？这是儒家所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明乎此，则叔孙豹“三不朽”说法意义，也就很清楚了。它非常坦诚地承认了人是会死去这个事实，但是，它也允诺了另一种意义的永生，这种永生，就是把自己的个体生命融汇到群体记忆的长河之中，在代代相传中成就精神的不死。这一回答，坦率而理性，与儒家重视现实人生、注重文化传承的态度不谋而合，所以受到后世儒家的推重，也就是一件理所应当的事情了。

　　二是这个说法中蕴含着“重德”的价值取向。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在这“三不朽”中，“立德”是排在第一位的。而这与儒家的立场也是一拍即合。

　　儒家是对伦理道德特别看重的学派。实际上，作为儒家学说核心观念的“仁”，就是各种美德的最高概括，这就是后世儒者一再强调的“仁统诸徳”。关于这一点，后世儒者多有论述，而在《论语》《中庸》等儒家元典中也有很多体现，比如《论语·学而》“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比如《论语·阳货》“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公，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又比如《论语·宪问》“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还比如《中庸》“知耻近乎勇”，等等。关于这一点，黑格尔对《论语》的观感可以对此进行很好的印证。他说，实际上在孔子那里，“只是一种常识道德……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黑格尔站在西方思辨哲学传统上看孔子，当然是所谓凿圆枘（rui4）方、格格不入，但站在异质文明的立场，最能看出其与本种文明的差异，则是毫无疑问的。黑格尔看《论语》，满眼看到的都是孔子对道德信条的强调，足见《论语》这一特征之明显。

　　综上所述，因为叔孙豹“三不朽”的表述载于《左传》，而后来《左传》被列为儒家“十三经”之一，得到了“经”的力量的加持，又因为这一表述完全符合儒家的立场并补充了先秦儒家对于生死问题存而不论所留下的理论空白，所以自产生之后就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时至今日，“三不朽”作为中国传统的人生价值衡量尺度之一，依然有着积极的意义。正如以色列著名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所说，人类是悬挂在意义之网上的动物，而意义的获得，基本的途径之一就是投身到一项大于个体生命的事业之中，按照英语的说法就是“be a part of something bigger than yourself”。就现阶段来说，投入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当中，就是每一个中华儿女能够获得的最天然的意义。而对于在新时代从事文化文艺、哲学社会科学的工作者而言，“立德”的问题又显得格外重要。这是因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不能没有灵魂的，而作为精神事业的文化文艺、哲学社会科学正关乎民族灵魂的塑造，所以意义重大。只有首先“立德”，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树立高远的理想追求和深厚的家国情怀，把个人的艺术追求、学术理想同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紧紧结合在一起，同人民福祉紧紧结合在一起，才能成为真正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有贡献的艺术家和学问家，才能在民族文化的永恒事业中留下闪光的印记，成就不朽的功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