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将降大任于斯人（详解版）

　　2019年4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引用了这一名言。习总书记说：“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在青年。今天，新时代中国青年处在中华民族发展的最好时期，既面临着难得的建功立业的人生际遇，也面临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时代使命。新时代中国青年要继续发扬五四精神，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不辜负党的期望、人民期待、民族重托，不辜负我们这个伟大时代。”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出自《孟子·告子下》。孟子，名轲，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被后世尊称为“亚圣”。

　　孟子的父亲早亡，他自幼便和母亲相依为命。孟子的母亲十分重视对孩子的教育，典籍中记载了不少孟母教子的故事，像“孟母三迁”“买豚不欺子”“断织劝学”等，都成为后世教育子女的典范。可以说，孟子后来的成就与其幼年时所受的家庭教育是分不开的。

　　大约十五六岁时，孟子受业于子思的门人。子思就是孔子的孙子孔伋，后被尊为“述圣”，而子思相传师从孔子的著名弟子曾参。由此看来，孟子的思想基础与孔子的学说是一脉相承的。

　　孟子本人对孔子也是十分崇拜，说孔子是“集大成者”，“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并认为自己是孔子的继承者，说“乃所愿，则学孔子也”。

　　学成后，孟子也像孔子一样开始收徒讲学，虽不及孔子当时之盛，但人数也有几百。他出生地邹国的国君还不时向他讨教。但邹国毕竟是小国，要想把自己的主张推行天下，就必须到各国尤其是大国中去游说。幸运的是，孟子所处的战国时期，正是各诸侯国进行激烈兼并战争的时代，各大诸侯国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各小诸侯国为了保住社稷不被消灭，都纷纷招揽人才，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力图实现富国强兵。于是，孟子在四十多岁时，开始带领弟子周游列国，欲施展自己的才华和抱负。据记载，他先后游历了鲁、齐、滕、宋、魏等国。

　　然而，当时的诸侯国，特别是较为强大的诸侯国所追求的并不是“仁政”，不是“民为贵”，不是“舍生取义”，更不是“养浩然之气”，而是眼下的争霸争利，所以孟子的学说并没有得到诸侯的普遍认可，只有滕国和宋国推行过孟子的主张，但影响都不大。司马迁评述孟子的政治思想在当时是“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受到冷落的现实自不待言。这一点和春秋时期孔子的境遇是很像的。

　　具体到这句话，其相对完整语境是：“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舜从田间劳动中成长起来，傅说从筑墙的工作中被选拔出来，胶鬲被选拔于贩卖鱼盐的买卖之中，管仲从囚犯中被提拔出来，孙叔敖被选拔出来之前是闲居海边的隐士，百里奚是作为奴隶被秦穆公用五张羊皮从楚国买回来而委以重任。所以，上天将要把重大使命降落到一个人身上，一定要先用苦难磨练他的意志，用劳累使他的筋骨得到锻炼，使他的身体忍受饥饿，使他备受穷困之苦，让他做事受到阻碍而不得顺利。用这样的方法让他的心灵受到震撼，让他的性格变得坚韧，让他的才能得到增长。

　　孟子这段话，意在说明一个道理，就是苦难和逆境，常常既是人才的试金石，也是成长的催化剂。为了说明这个道理，孟子列举了大量历史上受到种种苦难和逆境之后成长起来的杰出人物，比如舜、傅说、胶鬲、管仲、孙叔敖等。孟子因为文章篇幅的原因，对这些人物的苦难经历都是一带而过，几乎没有任何说明。其实，文中所举的每一个人物，其在成名前所受到的磨难，都足够写成一部曲折跌宕的传奇了。比如大舜，他所受到的苦难，可不仅是胼手胝足地在农田里干活而已。大舜成长在一个极其恶劣的家庭环境中。现在人们经常说家是一个人最温暖的港湾，但大舜的家给予他的却是凛冬般的严寒。大舜成年之后，因为优秀的品德和卓越的才能，得到了部落首领尧的肯定，还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他。一般的父母，都会为儿子的成就感到欣慰，但大舜的父母却不这样想。为了让小儿子象得到大舜的全部财产，他的父亲瞽叟和母亲几次三番地要置大舜于死地。比如他们让大舜去淘井，趁大舜在井底的时候，就把土推到井中，想将大舜活埋在井中。又比如借口房顶漏雨，让大舜到屋顶上修葺房屋，然后就在屋底下放火，想把大舜烧死。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试问这世界上还有什么痛苦，比得上来自亲生父母必欲置自己于死地的满满恶意呢？但经历过这些，大舜并没有被痛苦所压倒，也没有因此而仇恨父母，恰恰相反，他而因领受了恶意而对善良更加渴望，他努力化解这种仇恨，让自己的人品更加高洁，并且为躲避父母的伤害而变得更机警。又比如百里奚。他自幼家贫，在齐游学时曾乞食于人，为蹇叔收留，因得不到齐的任用，投奔虞国，为大夫。周惠王二十二年（公元前655年），虞国国君不听百里奚之言，为晋所灭，百里奚被俘。秦穆公求婚于晋，晋献公将百里奚作为陪嫁的家臣送给秦国。百里奚不堪其辱，逃回故乡南阳，被楚人所执，做了放牛的奴隶。秦穆公知百里奚的才干，于是以缉拿逃奴为由，用五张羊皮将百里奚赎回。从养尊处优的大夫，到地位卑贱的奴隶，换做一般人，恐怕从精神到肉体就都崩溃了。但百里奚没有。底层的经历使得他对百姓的疾苦感同身受，担任丞相后，他勤于政务，平易近人，生活俭朴，在他的治理下，秦国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为秦国后来的进一步崛起乃至统一天下打下了很好的基础。百里奚死后，秦国不论男女都痛哭流涕，连小孩子也不唱歌谣，正在舂米的人也因悲哀而不发出相应的号子。其他几个人物也与此二人类似，都有一种孔子所说的那种“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的经历磨难而品行愈加高洁、能力愈加完善的特点。

　　当然，历史上这样的人物远不止这些，发现这个道理的人也远不止孟子。比如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就有这样一段话，举出了很多这样的人物，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逆境中不消沉，历磨难而愈进。这段话是这样的：“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西伯姬昌被拘禁而扩写《周易》；孔子受困窘而作《春秋》；屈原被放逐，才写了《离骚》；左丘明失去视力，才有《国语》；孙膑被截去膝盖骨，《兵法》才撰写出来；吕不韦被贬谪蜀地，后世才流传着《吕氏春秋》；韩非被囚禁在秦国，写出《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都是一些圣贤们抒发愤慨而写作的。从司马迁的这番话里，人们甚至还总结出了一个规律，就是有名的“发愤著书说”。

　　这种情况，也不仅仅发生在中国，国外的类似情形也所在多有。国外甚至也有类似“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名言，比如罗马诗人奥鲁斯·弗利斯·安提亚斯就说过：“伤口能滋养心灵，强健身体。”德国哲学家尼采更有一句在引用率极高的格言，叫做“凡不能杀死我的，都将使我变得更加强大。”

　　那么，这背后的道理是什么呢？现代心理学已经将其机制揭示得比较清楚了，这个机制，就是所谓“反脆弱”。

　　反脆弱，其实本来就是我们身体固有的一种机制。举个例子，我们只要不是年龄太老，当我们受到肌肉撕裂、骨头折断之类的创伤（当然，严重粉碎性骨折、大规模肌肉永久性损伤等特别严重的伤害除外）等到创伤平复之后，受过伤的地方不但不会变弱，反而会比没有受过伤的部分更加粗壮结实，实际上，强度比较大的训练其实在本质上就是对肌肉的轻度撕裂，运动员正是在一次次肌肉轻度撕裂和恢复中变得更加强壮和敏捷的。

　　身体如此，精神上也是一样。研究表明，有相当比率的人，经历创伤后不但能够恢复，而且还会在创伤中成长。

　　当前，我国正处于中华民族伟大走向复兴的关键时期，改革发展正处在克难攻坚、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面对极其复杂的形式，国家对于锐意进取、奋发有为、关键时刻顶得住的人才有着极其迫切的需要。人才不是天生的，是在复杂的现实生活中经过艰苦的实践历练而成的，只有经过“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才能“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所以，对于广大的中国青年来说，大可不必在困难和挫折面前灰心丧气。要把苦难和挫折当作人生的砥砺。新时代中国青年在肩负使命的征程上任重道远。新时代中国青年应该做的，就是早日拥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觉悟，做好接受考验和磨练的准备，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永远不忘忧患意识，带着顽强的意志和上进的决心，不断强化自己，向着成为国之栋梁的目标进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