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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言不如观事,观事不如观行(详解版)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的传统文化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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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言不如观事,观事不如观行”这句名言是2019年10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引用的。习总书记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丰富的实践成果。‘听言不如观事,观事不如观行。’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管不管用、有没有效,实践是最好的试金石。”

  “听言不如观事,观事不如观行”出自晋代傅玄《傅子·通志》,意思是要想甄别一个人,与其听他说话,不如看他做事;与其看他做事,不如观察他的行为。

  傅玄(217年-278年),字休奕,魏晋名臣、文学家、思想家。北地郡泥阳县(今陕西铜川耀州区东南)人,其父为魏国扶风太守傅干,祖父是中平四年凉州叛乱中坚守凉州,以死殉国的“壮节侯”傅燮。以秀才举于州里,除郎中。后参安东、卫将军军事,转温县令,再迁弘农太守,领典农校尉。司马炎为晋王,以傅玄为散骑常侍,加附马都尉,后升任太仆,转司隶校尉。咸宁四年(278年)去世,年六十二,谥号“刚”。后追封清泉侯。傅玄著述颇丰,诗赋、散文、史传、政论无不擅长,而以乐府诗成就最高。

  《傅子》是傅玄政论方面的代表作。据《晋书·傅玄传》记载,《傅子》其书“为内、外、中篇,凡有四部、六录,合一百四十首,数十万言” 。但唐宋之间内容已多有散佚,《宋史·艺文志》仅著录五卷。明清之际,原本已佚失不存。《四库全书》所载之《傅子》,是四库馆臣自《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其中文义完具、文义未完者各有有十二篇。全书以儒家思想为主,提倡正心、去私,以息欲、明制为经国立世之道。《四库全书总目》赞其:“皆关切治道,阐启儒风,精意名言,往往而在,以视《论衡》《昌言》,皆当逊之。”充分肯定了此书的社会与文学价值。

  具体到“听言不如观事,观事不如观行”这句话,出自《傅子》的《通志》篇,其相对完整的上下文是:“君人者,将和众定民,而殊其善恶,以通天下之志者也,闻言不可不审也。闻言未审,而以定善恶,则是非有错,而饰辩巧言之流起矣。故听言不如观事,观事不如观行。听言必审其本,观事必校其实,观行必考其迹。参三者而详之,近少失矣。”翻译成现代汉语大意是说,君王要和睦众人,安定百姓,明辨是非善恶,通达天下人的心志,所以君王听到任何言论都不能不审慎判断。如果听了某些言论,而不加审查就相信,凭借这些言论以确定是非善恶,很可能致使判断失误。且君王如果轻信一人之词,那么巧言令辩之风将会兴起。所以听人的言论不如观察他做事,观察人的做事不如观察他的行为。听他说话,要仔细探究它的目的和用心;看他做事,要认真考察是否真实;观察他的行为,要注意留心他的行为轨迹。将这三者综合起来考虑,就能减少判断的过失。

  很明显,这是傅玄在为君主如何准确地甄别人才而提出的建议。傅玄提出了三种考察方式:听言、观事、观行。具体来说就是:“听言必审其本”,也就是听他说话,要仔细探究他的目的和用心;“观事必校其实”,也就是看他做事,要认真考察是否真实;“观行必考其迹”,也就是观察他的行为,要注意留心他的行为轨迹。这三种方式综合使用,对一个人的判断也就八九不离十了。不过,这三种方法虽然都重要,但等级并不相同,可信度由低向高的排列,依次应该是听言、观事、观行。特别是对于“听言”,傅玄主张应该慎之又慎。那么,傅玄的见解有没有道理呢?

  答案是:很有道理。在“言”“事”“行”三者中,“言”是最容易伪装的,因而也是最富于遮蔽性的,“口是心非”“口蜜腹剑”“巧言令色”“花言巧语”等一系列成语、俗语,都说明了人们对这一事实的深刻体会。因此,在听一个人的言辞时,就要“审其本”。这个“审其本”,既包括他所说的话是否与事实相符,也包括考察他所说的话与其动机之间的微妙关联。如果在这方面不加小心,就可能会犯下很严重的错误。典型的例子就是唐玄宗重用以“口蜜腹剑”而闻名的李林甫。有一次李林甫主持科举考试,录取率竟然是零。唐玄宗问他原因,他的回答是“野无遗贤”,也就是说凡是像点样的人才,都被陛下您搜罗到朝堂里来了。玄宗听后大喜,而就在这种喜悦中,他渐渐放松了对朝政的把控,种下了安史之乱的祸根。如果唐玄宗能够“审其本”的话,就很难被李林甫所蒙蔽:堂堂大唐,怎么会一个像样的人才都没有?既然不可能一个像样的人才都没有,那么李林甫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很容易就推知李林甫的动机:一是嫉贤妒能,不希望有新的人才进入玄宗的视野;二是阿谀奉承,讨玄宗的欢心。李林甫不是唯一的例子。历史上哪一个佞臣不是巧舌如簧、巧言令色?所以傅玄特别地强调“听言必审其本”,是有其道理的。

  相对于“听言”,“观事”和“观行”就要靠谱很多。那么,为什么傅玄又把“观行”放在“观事”之上呢?这是因为,“事”是孤立的,而“行”则是连续的。一个孤立的事件,当然能反映出一定的问题,但毕竟带有很大的偶然性;相对而言,“行”也就是过往行为的综合,就更能体现出某些稳定的、可预期的、规律性的东西。一个人能够做好一件事情,可能是出于他的能力或品行,但也很有可能是出于天时、地利、人和等各种机缘凑泊的偶然。假如是出于偶然的话,当那种偶然性的因素不在了,再面临类似的事情,他肯定是无法胜任的。但是,假如能够把许多同类或不同类的事情都办好,那么他一定是发现了某些规律性的东西,有处理各种同类或不同类问题的方法与能力。古代,尧帝对于大舜的考察就是这样。别人向他推荐了大舜,尧帝并没有把帝位贸然地交给他。他亲自到历山一带观察他做事,又走访方圆百里的人民,访问大舜以往的行为,结果都令他满意。但尧帝仍不放心。他又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他,让两个女儿观察他的德行;又组成了一个九人的考察小组和舜在一起对他进行观察,结果舜的品德完全把他们折服;又把舜独自放进深山之中,结果舜头脑清醒、临危不乱,成功地从深山中走了出来。通过长达数年的考验,尧帝这才放心地把天下交给了大舜。尧对舜的考验,就是所谓“观行必考其迹”,他不是对某一件事进行考察,而是把考察线放得很长,这样一件件不同的事情就形成了一个轨迹,而这个轨迹就清晰地勾勒出了大舜的品德和能力的轮廓。

  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立场上来看,实践是认识的出发点、动力、条件和归宿。从过程上看,“知”与“行”二者,也就是认知与实践,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但这二者的重要和难易程度并非是等同的。我们从实践中获得真知,用真知指导实践,而后在实践中获得对真知的进一步理解并获得更多的真知。实践既是真知的起点,又是真知的落脚点,并且,“真知”是否称其为“真知”,以及在何等范围、何种程度上称其为“真知”,也依然离不开实践的检验和判断。从二者实现的条件来看,认知所受到的条件限制较少,可以超越时空;实践所受到的条件限制较多,只能在现实的局限中进行。二者相较,“行”无疑是更艰难,也是更加重要的。

  “知”与“行”,也就是认识与实践的关系,是中国哲学史上经常被讨论的话题,更是传统儒学的核心话题之一。除了流行久远、深入人心的“知易行难”外,关于这二者关系的说法,还有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以及近代孙中山先生的“知难行易”。这虽然不是我们所要讲述的重点,但是,如果不把这些问题说清楚,还是会影响我们的认知,对我们造成一定程度的困扰。

  考察一个人是如此,考察一个政党、一个国家,又何尝不是如此。正如习总书记所指出的,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管不管用、有没有效,实践是最好的试金石。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两大奇迹。一是经济快速发展的奇迹。我国大踏步赶上时代,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进程,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文化影响力、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人民生活显著改善,中华民族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二是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我国长期保持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安居乐业,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最有安全感的国家之一。可以说,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除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外,没有任何一种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能够在这样短的历史时期内创造出我国取得的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这样的奇迹。而2020年,面对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所作出的出色应对,更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具有的显著优势,是抵御风险挑战、提高国家治理效能的根本保证。

  “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从实践探索中而来的,是经过历史实践考验的,在中国未来的发展实践中起着重要作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重大问题。我们应当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正确道路引领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发布时间:2021年04月08日 14:16      来源:共产党员网 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