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语不能践，万卷徒空虚（详解版）

　　2019年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引用了这一名句。习总书记说：“‘一语不能践，万卷徒空虚。’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了解民情、掌握实情，搞清楚问题是什么、症结在哪里，拿出破解难题的实招、硬招。调查研究要注重实效，使调研的过程成为加深对党的创新理论领悟的过程，成为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过程，成为推动事业发展的过程。要防止为调研而调研，防止搞‘出发一车子、开会一屋子、发言念稿子’式的调研，防止扎堆调研、‘作秀式’调研。”

　　“一语不能践，万卷徒空虚”出自明初诗人林鸿的《饮酒》。翻译成现代语就是：如果一句话都不能落到实处，就算读书再多也都是空的。

　　林鸿，字子羽，约生于1340年，福建福清县城宏（横）街人，明初著名诗人，为“闽中十才子”之首。洪武初年，因为《龙池春晓》和《孤雁》两诗得到明太祖朱元璋赏识，荐授将乐训导，洪武七年（1374年）拜礼部精膳司员外郎。能够得到最高统治者的赏识，在一般人看来，林鸿的仕进之路应该是稳了。不过，事实证明，拘束的官场生涯，并不适合他潇洒的个性，所以不到四十他就辞别了官场，在诗酒优游中度过了余生。林鸿的一些诗文被整理成集，题为《鸣盛集》（四卷），于1467年刊刻，后被收入《四库全书》。

　　具体到“一语不能践，万卷徒空虚”这句话，则见于其《饮酒》一诗。全诗是这样的：

　　儒生好奇古，出口谈唐虞。

　　倘生羲皇前，所谈意何如？

　　古人既已死，古道存遗书。

　　一语不能践，万卷徒空虚。

　　我愿常饮酒，不复知其余。

　　君看醉乡人，乃在天地初。

　　诗歌大意是：儒生们都喜欢谈论古代，一说话就是尧舜的时候如何如何。这就让我很好奇：假如他们生在伏羲、神农、黄帝之前，他们又该谈论谁呢？古人已经死了，他们的见解留存在书籍之中，假如读了书却不能付诸实践，就算书读得再多也都是空谈而已。我的愿望就是经常喝酒，别的东西都不去管他。你看我这醉酒之人，仿佛在天地生成之前的混沌之中，是多么地惬意逍遥。

　　就整首诗而言，表现的是林鸿对那些整天引经据典、三句话不离古书、但在现实中百无一能的书生的不屑，以及自己诗酒优游、潇洒出尘的超脱。就整首诗而言，格调其实算不上很高，如果真的有人按照这首诗标榜的那种方式去生活，每天沉迷于醉乡之中，那肯定是大成问题的。但是，这首格调并不算太高的诗，却也有两个极大的亮点。这两个亮点，就是揭示出了古代的儒生特别是宋代之后的儒生普遍存在的两大缺点：一是厚古薄今，二是脱离实践。

　　我们先说第一点：厚古薄今。

　　儒生的厚古薄今是出了名的。有个流行的笑话就是针对儒生这一特点的绝妙讽刺。说秦地有个读书人喜欢古代的东西，特别是和古代圣贤有关的东西，那更是不惜一切代价也要买到手。一天有人拿着一片破烂席子来找他，说这是以前鲁哀公有事请教孔子时，赐孔子的座席。秦士很高兴，认为这是难得的古物，就用靠近城墙的田地交换它。过了些时候，又有一个人手持一把拐杖找上门来卖给他，说：“这是周文王为了避开狄人的侵扰离开邠地时所拄的手杖，比孔子所坐的席子还要早几百年呢。”秦士大喜，就倾尽家中资财买了下来。没过多久，又有一个人手捧一只朽烂的漆碗来兜售，对秦士说：“您买的席和杖都算不上古物。这个漆碗是舜帝造漆器时做的，这比周还远。”秦士更认为这个东西古老，就把正住着的宅院作价买下了这只木碗。秦士三件古物到手，却落得田资用尽，无衣无食，然而好古之心却使他始终不忍丢弃古物。因此秦士就披上“哀公之席”，拿着“太王之杖”，捧着“舜帝之碗”，在集市乞讨，口中喊着：“衣食父母们啊，您若有太公时的九府钱，就行行好，给我一文吧。”

　　这虽然是个笑话，但是却把古代儒生普遍存在的那种崇古之风表现得淋漓尽致。翻阅古代的文化典籍，我们就会发现，从先秦开始，儒家就喜欢动辄称引尧舜、周公，孔子本人就说自己是“好古，敏而求之者也”，到了后代，这种好古之风乃愈演愈烈，不过又把孔子本人放在更突出的位置而已，所谓“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这种“今不如昔”的观念，成为中国的一种传统的思想观念，影响巨大且深远。在封建时代，一种新的学说出现了，一般都要与古人特别是古圣先贤的名字联系起来，按照《淮南子·修务》中说的“高远其所从来”，才能得到社会民众的接受和认同。

　　对于有这种情况，不少有识之士就提出过反对和怀疑。比如针对“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的话，有人就提出了异议。明代有个叫刘谐的读书人，非常聪明。有个迂腐的道学家对孔子非常崇拜，但凡言语行事，皆以孔子门徒自居。刘谐就和这个道学先生开玩笑，说我看你这个样子，对我仲尼兄并不真的了解。那人勃然大怒，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入长夜”，你算哪根葱，敢和孔夫子称兄道弟？刘谐于是反唇相讥，说如果你说的“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是真的的话，那么古代圣贤们一定是整天都点着灯笼在黑夜里摸索吧。大思想家李贽听说之后，对刘谐赞不绝口，说刘谐这话虽然是在开玩笑，但玩笑之中却点明了一个真理，那就是所谓“今不如昔”的观点是多么的可笑。林鸿的“儒生好奇古，出口谈唐虞。倘生羲皇前，所谈意何如？”和刘谐、李贽的话语，其实是一个意思，不过以诗歌出之，就显得更加凝练而典雅。

　　再说第二点：脱离实践。

　　清代诗人黄仲则有两句诗特别有名，叫做“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这两句诗是黄仲则的自我嘲讽之语，但在某种程度上，却也符合很多人对书生的刻板印象，所以才能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在具体生活中，儒生们往往会因为生活技能欠缺而被老百姓讽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在政治实践中，儒生也往往已经为处事迂阔辽远、过于理想主义而受到人们的批评。典型的案例就是晚明时期，内有流贼作乱，外有女真强逼，而此时的士人却仍沉迷于阳明心学，日以讲论良知为事。崇祯元年时，心学大儒刘宗周向皇帝上奏了一篇《面恩预矢责难之义以致君尧舜疏》，说皇上现在过于急功近利，想要迅速克复辽东，是计策之误。要想治国，就不应“见小利而慕近功”，而是要先“致良知”——“默正此心，使心之所发，悉皆仁义之良”，然后再“以尧舜之学，行尧舜之道”，本着良知去治理天下。崇祯在读到这种不识时务的书生之见后，无奈地说这是“迂阔之言”。清代大儒颜元说他们“平日袖手谈心性，临事一死报君王”，确实不是对明代儒生的污蔑。实际上，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清初才有对心性之学的反思，以及“实学”思潮的兴起。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的出现呢？主要原因有两点。

　　一是孔子去世之后儒家的分化和发展。孔子时代的儒学，本来是很有务实精神的。这从孔子教学生的“礼”“乐”“射”“御”“书”“数”几门功课就可以看出。但是，孔子死后，儒家就开始了分化，孔子学说本来浑然一体的“内圣”之学与“外王”之学就发生了分离。荀子一系侧重发展“外王”之学，而子思—孟子一系则侧重发展“内圣”之学。唐代，韩愈将强调“内圣”之学的子思—孟子一系定位正统。至宋代，儒学深受佛学的影响，形成了理学与心学这两大流派，但理学也好，心学也好，也都是属于孟子以来的内圣之学，虽然他们也还是不时会强调一下“经世致用”，但无可争辩的是，他们的主要精力，是花在了对于宇宙本体的思考和个人修养的完善上，其务实风格必然会淡化。

　　二是隋唐以来兴起的科举制度，也强化了儒生侧重知识而轻视实践的倾向。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打破了世袭贵族对社会资源的垄断，成为社会成员实现阶层垂直流动的重要渠道，这当然是富有积极意义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科举制度在世界上广受称赞，人们甚至将其称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认为是中国对人类制度文化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但是，它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所指出的，“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隋唐时期，科举尚处于萌芽，所取进士数量很少，对社会上产生的影响还比较小；到了宋代，科举取士人数既多，制度也日益成熟，对读书人发生的影响也就越来越大。既然科举考的是儒家经典而并非有关社会实践的内容，儒生就必然将绝大部分的精力花费在对儒家经义的研读上，对社会的实践和体验必然会进一步削弱。

　　林鸿发出的这一番议论，当然针对的是古代特别是宋明以来儒生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但是，今天，我们仍要避免厚古薄今、轻视实践的现象发生。应该说，社会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从历史中汲取智慧是正确的，但过分美化过去，甚至用过去否定现在、框定未来，则是胶柱鼓瑟、刻舟求剑。理论和书本上的知识当然要重视，但前提是它们必须来自于实践，而且它们也一定要经过社会实践的检验。须知，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只有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