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很早就提出了选才用人的管理思想,认识到“知人善任,礼贤下士”的重要性。古人治国用人的聪明智慧，足以让后人从中受到“知兴替”的有益启发。共产党员网制作“中国古代用人思想”系列文章，从历史中选取若干典型故事，从用人的重要性、用人标准、用人方法三个方面阐述中国古代用人思想、经验、观点和做法。
战国时期，周威王的老师宁越给周威王讲贤士的重要性与打击排挤贤士的危险性时，就讲了楚国在春秋时期曾排挤迫害贤士而招致重大损失的故事：楚成王时，要杀掉楚傒胥、丘负客两位士人，两位士人就逃离楚国而投奔晋国，晋国重用他们，结果在晋楚城濮之战中，楚国大败；楚共王时，要杀掉一位叫苗贲皇的士人，苗贲皇逃到晋国而受重用，结果在两国鄢陵之战中，楚国再次大败；还有一位名叫上解于的士人，因楚王要杀他而逃亡晋国，晋国又用之，导致在两棠之战中楚军又一次大败。[详细]
刘邦在“用干部”方面的明显特点主要表现在：大胆使用，驭人有术。刘邦要壮大自己的队伍，就免不了“招降纳叛”。像韩信、陈平等，都是从项羽那边跑过来的，刘邦对他们给以信任，大胆使用。刘邦有两大明显优点：一是从谏如流，集思广益；二是重视招揽人才，使用人才。这正是他能夺取政权并巩固政权的重要原因。而项羽正好相反，只能落得“别姬”和“自刎”的下场。[详细]
中国历史上，那些身处乱世、心怀大志，以平定天下为己任的政治家，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重视招揽人才和使用人才。东汉末年，政治动乱，群雄并起。斗来斗去，最后剩下三家：魏、蜀、吴，史称“三国”。曹操最会用人，所以曹操最强大。再看朱元璋。在中国历史上，地道的“土包子”出身，而能在农民起义的浪潮中脱颖而出，最后统一天下坐上皇帝宝座的，除了刘邦，另一位就是朱元璋了。而朱元璋取得天下的法宝不是别的，仍然是招揽和重用优秀人才，大批英雄豪杰、贤人名士因而投到他的门下。[详细]
中国历史上的治世盛世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这些时期政治比较清明，有一批贤才活跃在政治舞台上，从而使国家安定，百姓安居乐业。在用贤致治方面，“贞观之治”留给后人的经验相对更多，因为唐太宗是一位头脑清醒、重视用人、从谏如流、善于总结历史经验的政治家。他周围聚集着一大批在历史上知名的人才，他们有的出身士族，有的出身贫贱；有的是自己的老部下，有的则是从敌对势力中归顺过来的，有的还是曾参与谋害自己的东宫旧臣。[详细]
朱元璋对于访求治国贤才的重要性，认识得比较早，抓得也比较早。他虽然在争夺天下时，已经笼络了一批优秀人才，但他明白，胜利之后要管理好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些人才还远远不够。打天下需要贤才，治天下同样需要贤才，而且需要更多的各类贤才。朱元璋在做皇帝前夕，就派人带着钱和帛“求贤于四方”。即位后，“洪武元年征天下贤才至京，授以守令（地方长官）”。同年冬天，又派一些官员“分行天下，访求贤才”。洪武六年（1373年）又设置许多科目，令有关部门“察举贤才”，首重德行，次重才学，不论出身贵贱，“由布衣而登大僚者不可胜数”。很多原来是普通百姓但有才的人也做上了大官。洪武十七年（1384年）重新实行科举制度，选拔录用工作逐步走上制度化。[详细]
战国思想家墨子较早地提出了尊贤用贤是为政之本的思想。他说：“为政者的根本任务，不是别的，只是大量地吸收和使用贤才而已。”他又说：“如果想继承尧、舜、禹、汤四位仁君的治国之道，就不可以不尊贤用贤。尊贤用贤，是为政之本啊！”尧、舜、禹、汤这四位帝王的共同特点是尊重贤人，共同做法是选贤任能。所以墨子说，要想学习他们的治国之道，就是要尊贤用贤，这才是处理国政的根本。[详细]
历史告诉我们，在治国实践中，并不是所有君主都能明白君主主政与大臣理政之间的关系。有的君主，事无巨细都揽在自己手里，只有亲自处理才放心，结果事倍功半，费力不讨好；有的君主善于抓大事，尤其注重用人，注意发现、识别和任用各类优秀人才，给每个重要岗位都安上合适的人选，结果事半功倍，天下大治，自己也做到了应付自如，游刃有余。[详细]
正确认识君主主政同贤才理政的关系之后，还要正确认识用人同其他重要工作的关系。如何看待用人与这些重要工作的关系，同样在考验着古人的智慧。难能可贵的是，古人没有用对立思维去考虑用人与其他工作的关系，而是把用人看作是开展其他工作的前提条件和成败关键。道理很简单，任何事情都是人干的，没有合适的人，什么事情都是办不成的。仁义治国也好，惠及民生也好，实行法治也好，巩固国防也好，治理地方也好，各项工作无不体现“为政在于用人”这一思想的正确性。 [详细]
“任人唯贤，德才兼备”，作为党和国家干部选拔的标准和原则，现在已是众所周知、耳熟能详的事情。但这一用人思想，并不是现代才有的，而是古已有之。从先秦开始，古人在论述人才的素质条件时，就已注意从品德和才能两方面来考虑问题了，并相继提出了“既知（智）且仁”、“才行俱兼”、“才行兼备”、“才德兼优”等概念。不仅如此，古人还非常明确，并相当科学地论述了“德”与“才”之间的关系，先后提出了“德”为“才之帅”，用人以“德行为先”、“德行为首”、“以德为本”等概念。[详细]
司马光曾按德才差别将人分为四类：“才德全尽（完美无缺）谓之‘圣人’，才德兼亡（都没有）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他认为，用人时要想办法得到圣人和君子；如果得不到圣人和君子的话，那么“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司马光强调有才无德者断不可用。那么，为什么有才无德者就不能用呢？古人有几种说法。（[详细]
经验告诉人们，人才出问题往往出在德上，而对人求全责备也往往表现在对德的要求过于死板，不能辩证对待，只揪住人的一时一事，不看人的全部历史和一贯表现，不看是大节还是小节，不分主次、不分轻重、不分客观还是主观。正确的用人方法是：广招人才，合理使用。对德才兼备者，要加以重用，重点培养；对有才能而德不足或者犯过错误的人，也要根据情况合理使用，并在使用中教育、锻炼和培养，争取使他们逐步成长为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详细]
公元227年，诸葛亮给后主刘禅上过一道非常有名的奏疏，即《出师表》。在《出师表》中，诸葛亮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此话一出，一直被后世奉为治国和用人的至理名言。这一思想以其独特的视角，成为我国古代用人思想中的一大亮点。（[详细]
奸邪小人的各种危害都是相互联系的，误君主、害忠良，自然也就给国家和百姓带来祸患。小人直接祸害国家的事例也比比皆是。小人一旦得势，便趾高气扬、盲目自大、目空一切，因而决策轻率，行事任意，往往给国家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详细]
做人有君子小人之分，做官有忠臣奸臣之别。忠臣，泛指德行好的一类臣子；奸臣，泛指德行坏的一类臣子。忠臣，虽然由于各人性格、职务、时代、环境等的不同，表现各有不同，但他们同属君子，因而有君子的共同特点；同样，奸臣，虽各有不同，但他们同属小人，因而具有小人的共同特点。君子与小人之间，却是有着迥然不同的各自特点。（[详细]
亲君子远小人实际是用人唯贤、德才兼备原则在实践中的具体运用，它强调并突出了“以德为先”“德行为本”的用人理念。无数历史事实证明：坚持亲君子远小人，用人方向就正确，就会出现贤人在朝、国家兴隆、百姓安定的政治局面；反之，则是奸邪当道、国家混乱、民不聊生。经过历代政治家、思想家的不断充实和发展，亲君子远小人的用人思想不断丰富，实际已成为我国古代一项重要的用人原则，在古代用人思想里占有重要地位。[详细]
治国理政，必依赖贤才；凡一心求治的君主，必求贤若渴。一提到求贤若渴，人们马上就会联想到刘备的“三顾茅庐”。诸葛亮在《出师表》里说：“我本来是一个布衣百姓，在南阳自己耕田种地”，“先帝（指刘备）不嫌我身份低贱，放低身份委屈自己，三次到草庐之中去看我，向我咨询当下国家大事，我因此而受到感动和激励，所以才答应追随先帝为他效劳。”如果刘备只是一般地希望得到人才，一般地做到谦虚待人，那他就做不到“三顾茅庐”。三顾而不厌，那必须是非常希望得到人才，招揽人才需要的正是这种求贤若渴的精神。[详细]
从文化建设的角度看，我国古代这种广泛吸收人才、不计贫富贵贱的思想观念，确实对我国政治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因为这种思想观念向后世传递了这样的信息：第一，要想使国家繁荣昌盛，就要重用德才兼备的贤才，舍此别无良法。第二，人才不论贫富贵贱，虽出身低贱，身居穷乡僻壤，经过修身苦读，励志奋斗，皆有可能成才，德才兼备即是贤才。所以，“将相本无种，男儿须自强”的观念深入人心，激发各类人才不断涌现。[详细]
国家用人，当然是希望贤能之人越多越好，那用什么办法才能使贤能之人增多呢？墨子说：“贤能之人是国家的珍贵财富和社稷的辅佐之才，‘必且富之、贵之、敬之、誉之’，然后国家的贤能之士才能得到并逐渐增多。”就是说，要想得到贤士并使之越来越多，必须做到使他们富有，使他们地位尊贵，使他们受到尊敬，使他们享有荣誉。[详细]
识才的重要性，彰显了识才者的宝贵。识才者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在人才的才能尚未充分表现出来之前，在人才未发达之时，能够透视人才的内质，发现人才的潜能，预测人才的发展。凡属真正的人才，凡是怀珠抱玉者，都希望用人者是识才者，能够慧眼识珠，拔识自己于未显之时。[详细]
孔子的学生樊迟，有一次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回答道：“爱人。”又问什么是“智”，孔子回答说：“知人。”这里的“知人”，就是“善于识别人”的意思。一个领导者如果不善识人，贤愚不分，善恶不辨，那肯定做不成大事，甚至坏了大事，所以在识人用人上的糊涂是领导者最大的糊涂。[详细]
古语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又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一般而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人的一生也总有成绩和不足，有功劳和过错。这些是非功过、优劣短长，有时复杂交错，常常弄得领导者眼迷心乱，说不清自己面对的人究竟是贤是愚，该不该用。看人确实有个方法问题，而掌握方法要有一定智慧。[详细]
识别人才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这不仅仅是因为有的人口是心非，善于伪装；还在于，即使是真实的表现，有时也会令人难以判断是好是坏。通过实际考察、实践检验来辨识人才，而不是单凭主观印象，更不凭道听途说或者请托介绍，这是古人辨识人才的基本方法。许多古代政治家、思想家对此都有明确的论述。[详细]
古人喜欢以木匠善用木材的道理来说明用人如器的思想，他们把心灵手巧的木匠称为“巧工”或“巧匠”，把木匠善于使用木材称为“巧匠（巧工）制木”。西汉淮南王刘安与门客共著的《淮南子》一书中有这样的论述：“贤明的君主使用人才，就好像巧工制木的道理一样，用大木料制造舟船、房柱房梁等，用小木料制造船桨，做木楔子等；用长木料做屋檩房椽，用短木料做柱子上的横木。木料不论大小长短各得其所，不管方的圆的各有所用……因此说山林荒野中的材料尚无可弃之物，何况于人呢？”[详细]
西汉大儒董仲舒提出：“量材（才）而授官，录德而定位。”即根据才能大小来授予合适的官职，根据品德高下来确定适当的地位。“量才授官”一直是古人公认的一条用人原则。“量才授官”的目的是为了求得“人事相宜”。所谓“人事相宜”，就是用人和治事相适应、相协调，职得其人，人称其职，人尽其才，事竟其功。围绕“量才授官”“人事相宜”的用人原则和用人目标，古人亦有不少的精彩论述。[详细]
公平公正是治国要略之一。房玄龄在与唐太宗的一段对话中说：“我听说治国理政最要紧的道理，确实在于‘公平正直’。所以《尚书》说：‘不偏私不结党，帝王之道坦坦荡荡；不结党不偏私，帝王之道平平安安。’”[详细]
用人不疑的意思，并不是说可以随便用人，并且用了就不能怀疑，而是说，用人是一件严肃认真的事情，如果还没考虑清楚，还有怀疑，那就先不要任用，特别是一些重要岗位，不能“带病上岗”。但一经任用，就要放手使用，使其有职有权有责，而不要无端怀疑，听信谗言，将其随意调职、降职、免职，或者虽未去职，却多方掣肘，让他干不成事。当然，若在使用中发现被任用者确实有问题，有证据证明当初任用不当，或者被任用之后产生了新问题，那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这与用人不疑是两码事。[详细]
领导者要提高识别人才的能力和明辨是非的能力，并克服喜欢阿谀奉承的毛病。能做到这些的领导者，就是明智的领导者，这样的君主就是英明的君主。历史上，能够不为谗佞小人所迷惑，对优秀人才信任不疑的君主（领导者）亦不乏例证。[详细]
爱护人才，所希望达到的效果就是充分调动人才的积极性，让人才干得舒心，干得放心，能在没有任何顾虑的情况下，将自己的所知所能毫无保留地贡献出来。而要达到这一效果，创造一种能够使人才贡献才智的宽松环境就自然成为现实的需要。明智的领导者在给优秀人才营造宽松工作环境方面都是尽全力而为，有的还考虑得比较细致。[详细]
无论是君主，还是其他领导者，凡是爱才惜才者，大都对优秀人才关爱有加。优秀人才往往勤勉，勤于读书，勤于政务，勤于思考，其中废寝忘食、积劳成疾者并不鲜见。他们的身体状况直接影响到他们的服务效率和服务时间的长短，因而不能不引起领导者的关注。[详细]
对于大多数犯错误者而言，应该是“犯错误不要紧，改了就是好同志”。这些都是现代人们很熟悉的对待犯错误者的正确态度。古代一些明智的用人者，在对待下属犯错误的态度上，同样有着不俗的表现，他们不以一眚掩大德，不以小过废人才，体现了对人才特别是优秀人才的关心和爱护。[详细]
中国古代考核制度源远流长。古人在长期的用人实践中，创造了若干不同的考核形式：有结合任期的定期全面考核，称为“考课”“考绩”“上计”“考满”等；有以廉政、整顿官员队伍为目的的考核，称为“考察”、“刺察”、“访察”、“京察”、“外察”等；有以选拔任用为目的的考核，一般称为“考察”等。这些考核形式相辅相成，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考核体系。[详细]
古人非常看重赏罚，认为赏罚是治国理政不可缺少、不可替代的重要手段，舍此不能正确用人，整顿吏治；舍此也不能引导社会风气，管理百姓。历代政治家、思想家对赏罚多有论述，其中有些可谓高屋建瓴。[详细]
说到培育人才的重要意义，人们会很自然地想到管子的一段话：“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这讲的是一种策略学：如作一年的打算，种谷比较合算；如作十年的打算，种树合算；如作一辈子的打算，或者说“百年之计”，那还是培育人才最合算。种谷子是种一获一的收益，种树是种一获十的收益，而如果培育人才则是百倍的收益。[详细]
培养接班人的问题历来特别重要。凡是做君主的，莫不欲自己的基业世代相传，因此他们首先会想到将来自己的江山交给谁，他能否保住并将之传下去；还有那些贤臣们，他们都希望社会能够安定，国家能够长治久安，因此也都希望有个圣明君主来接班。由于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的制约，选接班人的空间受到严格限制，所以明君贤臣们只能寄希望于对接班人的培养，因而对培养接班人问题倍加重视。[详细]
诸葛亮告诫儿子说：“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其才。”要想增加才能，除了学习没有别的途径。不光诸葛亮这么认为，古代的政治家、思想家也都是这么认为的，所以他们重视教育，把督促激励学习、创造学习条件和自己带头学习看作是培育人才的重要手段。[详细]
古代主流思想认为：立人先立德；德不立，终不能立人。这一思想与使用人才的德才观是一致的。古往今来的成才和用人经验都说明，培养人才既要重视对文化知识和才能的培养，更要重视对品德的培养，而且要把品德教育放在首位。[详细]
古代所谓培养人才，主要是指培养治国理政人才。以培养治国理政人才而言，读书在于明理；而明理必以对现实社会的广见博闻、对实际生活的切身体会为基础，否则，即使对书本词句烂熟于心，也不能深刻理解，不能深切领悟，因而也就不能将书本知识转化为自己的知识和才能。实际上，只要具有一定的社会实践经验和实际生活经验，而不必凡事亲力亲为，那读书的效果就与死读书大不相同了；如果在有了一定知识和能力之后，再有目的地到实践中去进一步体会和锻炼，那就更是如虎添翼，学识和能力大增。[详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