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探索实践——来自基层的中国改革报告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发展不平衡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瓶颈”之一，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刻不容缓。

　　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加强社会建设，必须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

　　记者最近在多地采访中发现，针对现行社会体制的“短板”，我国一些先行先试的地区也已经在涉“深水”，探路径，并逐渐积累经验。

　　向社会转移部分行政职能

　　今年7月，“顺德社会创新中心”在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成立并投入运营。

　　“顺德社会创新中心作为法定机构是政、社协同提供公共服务的一个平台，借此将部分行政职能转移给法定机构来承担，同时培育公民的社会责任和参与意识。这是顺德建设‘大社会’的重要举措。”顺德区委副书记刘光大说。

　　在顺德公园边缘一座颇具民族特色的建筑内，伴着晨练市民的阵阵乐声，中心负责人贾洪权说：“我们经常举办各种市民沙龙和论坛、社会问题圆桌会议，作参与式预算，让居民提意见修改。”

　　贾洪权解释说：“不在机关大楼办公，利用公园的一角，为的是亲近市民，融入社会。”

　　记者了解到，顺德社会创新中心成立后工作已初见成效，一部分公共管理性质很强的政府职能，如社会项目发包、公共服务项目的招标等交由法定机构运作，效率明显提高。

　　贾洪权举了一个例子：河流的包段治理长期以来多头负责，城管、水务、环保、工商都管，但都管不好。交给法定机构公开招标后，给企业一个标准，治污到什么程度就给企业多少钱。“政府不会夜里去执法，企业为了自己‘活得好’，绝对会半夜三更去查哪家厂子在偷排。”贾洪权说。

　　“搞社会体制改革，最本质的还是要向社会转移职能。在社会领域简政放权这方面我们是滞后的。在新加坡、香港，很多行政审批职能都让法定机构承担了。”刘光大说。

　　“有限政府是市场经济的精髓之一。社会发展相对滞后，最典型的就是无限责任政府（全能政府），所有事务都要管控起来，行政触角伸张得多，自治的空间就小，社会的活力、创造力就会出问题。”浙江大学教授郁建兴说。

　　郁建兴认为，这样不但可以让政府“省力”，还能让老百姓更有社会责任感，“政府公共服务领域，能采取购买服务的，就不要自己养人、养机构。”

　　将政府的公共服务平台“沉”到基层去

　　记者在采访时听到这样一个故事。在深圳市福田区，有一个80多岁老太太，每个季度去区社保分局按一次指纹，证明自己还健在（才能领社保金）。由于路途远，家人清早陪护她开车过去，到了分局从后备箱取出轮椅，三个人抬进去排队，前后用上半天时间。上个月福田区基层服务工作站开放后，老太太家人带她到最近的一个服务窗口，5分钟就办完“社保指纹证明”回家了。

　　“看不到政府的大楼而能享受到政府的服务，这才是高水平的服务。”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王敏说，“政府要尽量下沉服务，延伸到社区。”

　　安徽铜陵市是全国第一个全部撤销街道办事处的地级市。自2010年7月以来，该市先后撤销了市辖区的10个街道办事处，从原来的“市－区－街道－社区”四级管理调整为“市－区－社区”三级服务，并把原来的61个社区整合为23个。

　　铜陵市委书记姚玉舟认为，撤销街道办成立“大社区”，有利于减少管理层级，加强基层力量和提高居民自治水平。

　　街道撤销后，原有的经济发展、城管执法等职能收归区相关职能部门，计划生育、民政、社保等服务职能被全部下放到社区，原有的街道办公用房无偿提供给社区使用。

　　“小社区变为大社区，办个证、做个事方便多了！”铜陵市铜官山区繇山社区79岁的田贵成说，“像办低保，过去麻烦。社区收了申请再送街道，每个环节都得等，现在省了20天时间。”

　　“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是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中的积弊。一些专家认为，由“街居制”向“社区制”转变，社区的自治权和服务功能增强，是适应越来越多的“单位人”向“社区人”转变趋势和“小政府、大社会”建设目标的一种变革。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构建和谐社会，基层是关键。”温州市委常委、鹿城区委书记王立彤认为，打造一个公共服务型的“有限政府”，当务之急就是搭建城乡一体的高水准的新社区服务平台。

　　鹿城区春秋等22个社区因此推出了整合民政、就业、新居民服务管理、治安等项目于一体的“一站式”社区服务，“居家养老服务平台”等也在全区范围内渐次搭建。

　　让社会组织在“原子化时代”发挥作用

　　广东省社会工作委员会专职副主任刘润华认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单位人”社会体制的解体，原来高度紧密型社会结构瓦解，从高度组织化走向“原子化”，变得非常松散。这个时候如果无相应的社会组织参与，社会难以有效治理。

　　刘润华举例说，外来务工人员服务组织是广泛存在的社会需求，我们借助“异地商会”这样一个合法的社会组织，为同乡服务，与政府沟通，解决了“两难”的问题。

　　“如同市场领域的企业，社会组织就是社会的主体。深圳常住人口300万、外来人口1100万，它的稳定繁荣、创新活力离不开大批社会组织发挥的作用。”深圳市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马宏说。

　　到2011年底全国各类社会组织达到45万多个，在提供公共服务、解决就业、维护群众正当权益、协调社会关系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我国的社会组织发展还是处在初级阶段：能力弱、规模小、结构不合理、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行政化倾向比较严重。

　　推进社会组织建设，岭南开风气之先。2012年7月1日起，除了特别规定和特殊领域，广东省将社会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改为业务指导单位，社会组织可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成立，无须业务主管单位前置审批。

　　截至今年10月1日，深圳市社会组织总量已达5353家，其中直接登记占到14%，范围扩大到公益慈善、社会服务、生态环境等8大类，并拥有一批如壹基金、残友集团、自闭症研究会、红树林保护基金会、蓝色海洋保护协会等有影响的品牌社会组织。

　　“时代发展了，很多新的公共服务产品政府无法提供，社会组织则是对政府公共服务的有效补充。”马宏说。（记者沈锡权、谭飞、李柯勇、詹奕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