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朝晖：测绘人的故事
编者按：无论是在高高的山岗上，还是在密密的丛林里，有国测一大队队员的地方，就有党旗高高飘扬，就有党员凝聚的强大力量。雪峰之巅有他们拼搏的印迹，火舞黄沙有他们挥洒的汗水，巍巍青山有他们攀爬的身影。
薪火传递于手，旗帜飘扬在心。这是他们的信仰，更是他们传承的“法宝”。他们的义无反顾，他们的勇于担当，就是坚守不变的衷情。以下为测绘人张朝晖讲述的国测一大队的初心和使命。
不忘初心 方得始终
我叫张朝晖，是国测一大队外业队员。
作为一个基层测绘工作者、一名普通共产党员，我在国测一大队生活工作了30多个春秋。30多年来，我亲身经历或耳闻目睹了一大队测绘队员，用汗水和意志、用鲜血和生命，测天量地，绘制出祖国的版图。队员们朴实、平凡，但却有热爱祖国、忠诚事业的初心，有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下面，我就讲一讲他们的故事。
1959年7月，在执行国家一等三角锁联测任务时，组长宋泽盛带领刘明、常虎来到新疆阿尔泰山，准备开展尖山点的大地控制测量。尖山壁立千仞、怪石嶙峋，突兀凌空的山顶巨石，有如一把刺天利剑，令人望而生畏，不要说攀登，看一眼都让人心悸。
在宋泽盛的带领下，三名测绘队员身负沉重的仪器装备，一步一步地在光滑陡峭的岩石上爬行，经过一番艰难的攀登，终于到达山顶。连续两个昼夜，他们一边观测、记录，一边计算成果、整理资料。任务完成后，疲惫不堪的测绘队员在尖山顶上，背靠石墩，各据一方，昏然入睡，完全忘了近在咫尺的深渊，直到黎明前被一阵冰雹打醒。
随后，他们开始收拾东西下山，年轻队员常虎主动背起了四、五十斤重的仪器箱。上山不易、下山更难。尤其是冰雹将地面打得湿漉漉的，石上的苔藓又软又滑。常虎被仪器压得伸着脖子直喘气，额头上的汗珠子不断往下流淌。突然，常虎的脚下一滑，仪器箱撞到了身边的峭壁，整个人被反弹向悬崖一方，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宋泽盛一个箭步上前，用双手抓住队友往回拉，队友和仪器保住了，宋泽盛却因身体失去平衡，跌落深达几十米的悬崖，壮烈牺牲。
那一年，宋泽盛只有29岁。面对队友的险情，他毫不犹豫地用自己年轻的生命，换来了他人的平安，也将自己平凡而绚丽的生命之花，绽放在新疆的阿尔泰山麓。
时隔一年，同样的热血青春，同样的年轻生命，又陨落在了另一个测区。那一年，国测一大队承担了国家坐标控制网布测任务。4月底，31岁的共产党员、技术员吴昭璞，带领一个水准测量小组，来到新疆南湖无边无垠的戈壁沙漠腹地。蓝天高远而深邃，空气炙热，沙石烫脚，小组携带的一箱蜡烛已融化成了液体。在到达测量点后，第二天早晨，吴昭璞照例去给同伴们的水囊灌水。可当他走到水桶跟前时，发现盛满清水的水桶漏了，珍贵的水悄无声息地渗入到了戈壁沙地中。在沙漠戈壁没有水，就意味着死亡，每个人心里都非常清楚。沉默了一会儿，吴昭璞果断地对大家说：“没有水了，必须尽快撤离。你们两人一组，确定好路线赶紧往外撤，我留下来看守仪器和资料。”年轻队员不愿接受这样的安排：“怎么能这样，要走大家一起走！”吴昭璞看着队友们坚定地说：“大家一起走不行，一来这里的作业任务还没有结束，二是这么多宝贵的仪器和资料也带不出去，仪器在人就在。你们轻装走出戈壁，我等你们回来。”
三天后，队员们带着清水艰难返地回工作地点，当他们看到茫茫戈壁深处的景象时，全都惊呆了：吴昭璞静静地趴在戈壁上，头朝着队员们离开的方向，他的嘴里、鼻孔里全是黄沙，双手深深地插在沙子里。持续高温的烘烤，身高一米七五的汉子，身躯已干缩到不足四尺。一切仿佛都凝固了。他们不能相信眼前的场景，绘图的墨水被喝干了，队员的牙膏被吃光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年轻生命被无情的戈壁吞噬了。更没人相信，似自己兄弟一般的战友，被大自然定格为如此悲壮的画面！而在他的身后，所有的仪器和资料都用自己的工作服包裹得严严实实、完好无损。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吴昭璞仍没忘记保护好这些让他视为比生命更重要的宝贝。“兄弟啊，你不是说要等我们回来吗？你不说好完成任务后一起回家吗？”队友们大声呼喊、放声痛哭，但回答他们的只有沙漠里呼啸的风声。吴昭璞就这样长眠于大漠之中，没有青冢，没有墓碑，唯一留给他的是一只装满清水的军用水壶。
一个年轻的大学毕业生，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就这样坚决地把生的机会献给了别人，把死的绝望留给了自己！就这样坚定地把他对同志的情、对事业的忠、对祖国的爱，无私地奉献给了这片广袤大地！
出测前的那年春节，吴昭璞回家探亲，他第一次见到了刚刚4个月大的儿子，可儿子还不能叫他一声“爸爸”。然而，这次短暂的时光便成了他唯一一次见到孩子、也是最后一次见到妻子的诀别。多年以后，吴昭璞的儿子继承父业，来到了国测一大队。在小吴的记忆里，自然没有父亲的印象，但他最遗憾和痛苦的是，每年清明节，他不知道在哪里给父亲磕上一个头、添上一掊土。
小吴第一次去野外执行任务，就申请去了父亲曾经战斗过的新疆南湖。在茫茫沙漠，小吴没能找到父亲的墓地，由于风沙侵蚀，当年埋葬父亲遗体的地方，已经没有任何踪迹。小吴买了两个塑料桶，装上满满的清水，他面对苍天，大声哭喊着“爸爸，我给您送水来啦”。
像吴昭璞这样冲锋在前，不惜牺牲个人幸福乃至生命，用鲜血和汗水丈量祖国锦绣山河的测绘队员，国测一大队有很多很多。他们的名字永远镌刻在每一个国测一大队队员的心里；他们的音容笑貌永远珍藏在每一位队员的记忆中；他们的精神永远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测绘人！
在国测一大队这个集体里，几乎每个外业队员都会面临艰苦、但没有人犹豫，都会饱含辛酸、但没有人放弃，都有无私奉献、但没有人埋怨。都食人间烟火，谁不儿女情长？在每次队员外出测量时，留在身后的都是妻子的思念、儿女的盼望、父母的牵挂。他们有对妻子、对儿女、对父母的深深愧疚，但更有对党、对事业、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就是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们无私奉献，为祖国的建设和发展默默地贡献着测绘人的力量。
大队的老工程师邵世坤曾说：“大地测量是党交给我们的事，是个严实活、良心活，你必须用心、必须热爱、必须把它干好。”老队员郁期清也说过：“国家的任务，豁出命也必须完成好，否则就是丢国测一大队的脸！”他们的话虽然朴实无华，但却能感受到那强烈的使命感和集体荣誉感。这质朴的话语饱含着对测绘的热爱；饱含着做人做事的担当，也饱含着对党和国家的忠诚。
力量来自于信念，成绩来源于坚持。正如总书记在回信中所言：“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国测一大队的队员们，将始终牢记党的根本宗旨，传承党的优良传统，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弘扬测绘精神，甘洒热血测神州，殚精竭虑绘蓝图！
徐玮：我嫁给了测绘队员
编者按：院里的枣花开了，他义无反顾地远行；红红的枣子落了；他满身疲惫地归来。作为测绘队员的妻子，爱情常常是苦涩的甜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她们将心中那一份柔情付诸于对爱和家的守护。“亲爱的，这是你第三次进藏了，临走时，你说这次的作业区是可可西里，你们的工作还顺利吧？寒时记得添衣，背包里有我给你新织的毛衣。家里老人孩子一切安好，有我在，你尽管放心。”这是国测一大队队员妻子写给丈夫的家书。“我嫁的就是一个测绘队员啊”，这是测绘人妻子对爱人的守护和支持。
平凡的爱守护不平凡的事业
我叫徐玮，是国测一大队队员任秀波的妻子，一名普通的小学教师。
我跟任秀波谈恋爱的时候，由于他一年里有十个多月在测绘一线奔波，不管是情人节还是生日，我都见不到他的身影。那会儿，看着身边同学、朋友成双成对，而我却形单影只，也经常不开心，跟他闹别扭，还差点因此分手。
12年前的夏天，任秀波在天津执行控制测量任务，我趁暑假去看他，也想理清楚我们之后的路怎么走。在天津测区的4天，彻底改变了我的看法。在这里，我看到他在炎炎烈日的炙烤下挥汗如雨，看到他晚上回到帐篷还要整理数据、挑灯计算，看到他三餐不能按时、经常以方便面充饥，最关键的是，我看到了他和队友们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下，仍然不改对工作的认真、负责和执着的时候，他的头上就像有了一个美丽的光环，让我发自内心的敬佩和感动。就是在这里的最后一个晚上，我忽然间想通了，这样的男人就算不能常伴身边，却最能给我安全感，也最值得我托付终身。不能一起过节没关系，他在身边的每一天就都是情人节！
于是，他从天津回来，我们就做好了一切结婚的准备。可恰在这个时候，他接到了测量珠峰的任务，还是登顶队员。于是，他对我说，“等我回来再结婚吧，珠峰地区环境恶劣、非常危险，如果我有个三长两短，会耽误你的。”所以，他坚持要推迟婚期。我开始不同意，可还是拗不过他。后来才知道，珠峰登顶的死亡率在30%以上。也正因为如此，从他出发的那天起，我就一直提心吊胆。珠峰地区打不通电话，我就天天守着电视、不断调台看新闻，每天第一个去买报纸、找信息，神经质一样关注有关他们的一切情况。
有一天，我听队里的人说，在登顶测量过程中，任秀波为了操作仪器，脱掉了手套，我瞬间大脑一片空白。在极度高寒低压、零下40多度的环境里，没有手套的保护，双手会冻坏死的。他现在怎么样？手有没有受伤？这样的问题一直在我脑海里盘旋，我四处打听，却没有任何消息传回来。我急得直掉眼泪，好几天吃不下、睡不着。当时，我在日记里写到：“我愿用自己的一切换得你平安归来，手坏了没关系，只要人没事，以后我就是你的双手”。最终，队员们不负众望，将重力测量推进到了7790米这一前所未有的高度，成功测出了珠峰的新高程，而他也安然无恙。这时，我一颗悬着的心才终于放下来。
我的丈夫虽然常常不在身边，但他只要一回家，总是带着天南海北的特产，只要别人说好，他就买下来，好让我和孩子尝一尝。有时，我累了、烦了、病了，也对他有怨言。可是，当他完成任务、风尘仆仆赶回家、完好无损地站在我面前时，我这心里就只剩下高兴了，一句埋怨的话也说不出口。他在野外是一个铁骨铮铮的男子汉，可在家里，他又是一个柔情似水的好丈夫、好父亲。他总觉得，常年在外作业，不能陪伴我在身边，亏欠于我和孩子。我劝他，这是你的工作、你的事业，我嫁的就是一个测绘队员啊！
其实，在国测一大队，有很多队员的妻子，几十年如一日，默默支持着丈夫，用瘦弱的肩膀扛起家庭的重担；有很多队员的父母，常年只能见到孩子寥寥几次，无数个日夜在牵肠挂肚中度过；有很多队员的孩子，他们的出生和成长少有父亲的陪伴，却一直被父亲的爱包围、被父亲的精神感召。他们都是国测一大队队员的家属，虽然默默无闻，却是这个集体坚强的后盾。
老队员焦天孝的妻子潘西琴大姐，是队里出了名的好媳妇。潘大姐性格开朗，为人热情。队里谁家有困难，她都全力帮忙。在丈夫跑外业的几十年里，她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常年生病的公婆，抚养年幼的孩子，其中的艰辛难以想象。可她经常挂在嘴边上的话却是：“老焦他们干的是大事，国家的建设和发展离不了他们，我不能让他因为家里的事分心。”朴素的话语，饱含着她对丈夫的理解、对测绘的深情。
潘大姐的婆婆去世时，丈夫正在新疆茫茫的戈壁地区开展作业，没能回来送送母亲。老人家弥留之际，含糊不清地喊着天孝的名字。潘大姐拉着婆婆的手，边哭边说：“妈，我知道您是在等天孝，可他因为工作赶不回来，他有他的责任啊。您别怪他，媳妇替他送您了，你就放心吧”。
1991年，国测一大队因为功绩卓著，受到国务院通令嘉奖，潘大姐作为家属代表也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这可让潘大姐在朋友中出了名，人人都羡慕她，她也感到莫大的荣耀。她总是说：“我找了老焦这个测绘丈夫，虽然辛苦，却也有很多你们不知道的幸福。只要他一回来，我就会受到女皇般的待遇呢，啥都不让我干，接送孩子，买菜做饭，甚至于做针线活，他全包了。我们一家老小都爱吃他烧的糖醋鱼、小酥肉，很有饭店大厨师的水平呢”。
测绘队员高付才的女儿，出生不久就被确诊为“脑瘫儿”。高付才对妻子王锦说：“也许康复的机会很渺茫，但是，只要有万分之一的希望，我们就不放弃”。从此，这对普通的夫妻患难与共，各自承担起超出常人几倍的重任。女儿一岁前天天打吊瓶，孩子幼小的身体上布满了针眼。就在这个时候，丈夫接到了出测任务。两难之际，王锦坚定地对丈夫说：“孩子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好的，工作却不能等，家里有我呢，组织上也一直在照顾我们，你就放心走吧。”就这样，丈夫强忍心痛、饱含泪水，奔赴到了测绘一线。
2009年的冬天，由于孩子的严重病情，王锦每天夜里都要两三点去医院挂专家号，再回家和70多岁的老父亲一起，带着孩子去看病。那段时间，她的丈夫在执行港珠澳大桥施工测量的紧张任务，一直坚守在作业现场、无法离开，连春节都没能回家。在给妻子的电话中，丈夫的话语满是愧疚、满是感激、满是爱意。高付才强忍着心底深深的伤痛，把全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这些年，在妻子的全力支持下，他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2011年，他获得全国测绘职业技能大赛第4名的好成绩，并被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授予“全国技术能手”的光荣称号。王锦说，“测绘队员虽然大多数时间在野外作业，但他们责任心强，诚实可靠。嫁给他们，再苦再累也心甘。”
作为女人，谁不向往丈夫在身边无微不至的呵护？作为父母，谁不希望自己的儿子常伴左右？作为孩子,谁不渴望在父亲的陪伴中长大？可外业测绘队员经年累月远离亲人、风餐露宿，用双脚丈量祖国大地，用仪器测绘秀美山河，舍小家、为国家，付出了全部青春和热血。他们的家人也在经历了埋怨、无奈、理解之后，终被他们的敬业精神和崇高品格所感动，终将不满和埋怨都化作了全心全意的支持！
今年“七一”，习近平总书记给国测一大队六位老队员回信，身为队员家属的我们，也非常激动。这不仅是对国测一大队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褒奖，也是对我们多年来任劳任怨、默默坚守的肯定。这一刻，我们从内心深处升腾起无限的荣光，我们觉得，付出和守候得到了最丰厚的回报。身为测绘队员的家人，我无怨无悔，作为测绘队员背后的女人，我倍感骄傲！
赵越：我的第一志愿
编者按：无论是辗转于雪域高原，还是穿梭于大漠戈壁；无论是匍匐在热带丛林，还是奔波于冰寒南极，国测一大队的年轻人们青春绘制图卷，勾勒出勇敢者胸中的丘壑；用科技遥感苍穹，照亮着智慧者眼中的梦想。
他们将测绘的荣耀从大地飞跃天空，让身披五星红旗的遥感卫星，俯瞰生机勃勃的神州大地；他们用青春继续书写新的荣光，让古老璀璨的东方中国，向测绘地理信息强国迈进。下文是国测一大队的青年职工赵越讲述的新一代测绘工作者的青春与智慧，热血与激情。
我自豪，我是新时代测绘人
我叫赵越，是国测一大队的一名青年职工。
我对测绘有着与生俱来的特殊感情。因为我的爷爷和父亲都是干测绘的，从小我就经常坐在爷爷、父亲的身边，听他们讲野外出测的故事，那茫茫戈壁，雪域高原，还有工作中的兄弟情深，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对测绘深深的热爱，所以在填报高考志愿时，我的第一志愿就是测绘专业。大学毕业后，我没有去待遇丰厚的外企，没有去环境优越的沿海地区，而是选择了在父辈们心中，在测绘人心中的尖兵铁旅——国测一大队。
父辈的言传身教，让我知道，选择了国测一大队，就选择了一份责任、一种奉献。而今，我已在国测一大队工作了近10个春秋。10年走过来，我才知道，原来茫茫戈壁，雪域高原不只有壮美的景色，还有漫天的风沙、致命的雪崩和难以言表的孤寂。但越是体味到了这些酸楚与豪迈，我就越敬佩老一辈测绘人，就越热爱所从事的测绘工作，就越要把这份事业继承好，把国测一大队的精神传承好。
在国测一大队，35岁以下的年轻人占了60%。别看我们年纪小，但是对工作、对现代科学技术更有着一种执着和不服输的劲儿。在执行港珠澳大桥控制测量中，为了使长达29.6公里的大桥精准对接，需要进行海上长距离、毫米级精度的高程传递，这可一直是测绘行业难啃的硬骨头，这在世界测量史上还没有先例。面对这一难题，我们年轻的技术人员无惧无畏，创新技术方法、优化观测设计，经过一系列艰苦努力，使最终的测量成果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填补了建设现代特大型桥梁的测量空白。前来“观战”的香港同行深有感触地说：“这么高的精度、这么快的速度，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在国测一大队，党员永远冲锋在前，吃苦在前，在艰苦的作业环境中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让外国人连声惊叹。在实施阿尔及利亚高速公路项目的测量任务时，由于大多数地方车辆无法通行，70多名以年轻测绘队员为骨干的队伍在非洲的深山密林、烂泥沼泽、荆棘丛中艰难行进，每走一步，都要耗费很大的力气，选点、埋石、测量等工作更是举步维艰。在项目实施中，党员组成“突击队”，充分利用先进测量仪器，连续奋战3个多月，提前完成了任务。几个月下来，负责保护我们的阿尔及利亚武装军警竖起大拇指，敬佩地对我们说：“中国人，了不起！”
2004年，队友何志堂与张世伟承担了南极地区的绝对重力测量任务。在南极近4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常常身背几十斤的重力仪，凌晨4点出发，踏着没膝的积雪，顶着七、八级的狂风，跋涉五、六个小时，找到测量点。有一个观测点在长城湾对面的韩国考察站，必须乘坐橡皮艇穿越14公里的海面才能到达。海上风大浪高，水手们轻易不愿出海。何志堂耐心做工作，置危险于脑后，义无反顾带头跳上小艇。水手长被打动了，协助他们三次出艇执行任务。最后一次返回时，橡皮艇几次差点倾覆。完成计划任务后，何志堂说：“来一趟南极不容易，测量数据只有不足、不会多余，我们利用这段时间再建一个绝对重力点吧”。尽管这意味着工作量将增加一倍，但两人立刻行动起来，他们抢时间进行设计、选点、搬运仪器、测量计算。就这样，通过他们的不懈努力，首次建立了我国南极高精度重力基准，为南极科考提供了重要科学数据。
2006年，为了填补我国西部无人区1:5万地形图的空白，大队深入西藏、新疆、青海，纵横于大漠戈壁，奋战在雪域高原。这片广袤大地，由于自然环境极其恶劣，曾经淹没了我们的多位前辈。尽管现在的装备比过去先进，但队员们还是要时刻面对大自然的严酷挑战。小组长周喜峰说：“经常是刚搭起帐篷，准备在里面做饭，结果一阵狂风过来，帐篷瞬间被掀翻。睡袋也常被浇得又湿又凉。”环顾四周，不是茫茫的戈壁，就是荒芜的山野。队员王涛说，那是一种无法想象的孤独和寂寞。两个人一组，一开始还能说说话、聊聊天，到后来便无话可说，坐着就默默发呆。早上起来要是能看见一只动物，也会欣喜若狂。
尽管环境恶劣、条件艰苦，大队年轻技术人员和参与西部测图工程的科研人员一道，想方设法，创新技术手段，攻克技术难关，首次采用卫星遥感影像、实施大规模数字化测图，首次采用干涉测图技术、开展多云雾高山区地形图测绘，首次建立测绘生产安全监控系统，最终实现了工程建设“零伤亡”。2014年，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世界地理信息论坛上，西部测图工程荣获世界地理空间信息杰出工程奖。
千年古塔——西安大雁塔，塔顶至今已偏移约1米。为了保护大雁塔，西安市政府对大雁塔变形监测与保护进行招标，并提出了测量精度1毫米的严格要求。之前从没有哪家单位在高层建筑物变形监测中突破3毫米的精度，史无前例并不代表无法超越。中标后，大队技术人员废寝忘食、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实验，首创了微分观测方案和全新数学模型。为这位“千岁老人”进行“体检”，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想在塔上安置测量觇标和棱镜，测绘队员需要像壁虎一样，身体紧贴塔身，踩着窄窄的砖檐，一点一点挪步。惊险的动作让游人都不禁发出惊呼。盛夏的正午，太阳晒得人的头皮发烫，而我们要在炎炎烈日下进行持续观测，往往一待就是一整天。目前，西安市政府根据我们的观测成果，采取有效措施，已经使大雁塔在经过近300年的倾斜后，开始缓慢回正。
8月12日，陕西省商洛市山阳县突发特大山体滑坡灾害，65人失踪。大队长肖学年带领8名新生代测绘队员，组成监测分队星夜赶赴滑坡核心区域，冒着落石危险，快速获取了滑坡土方量及被毁建筑等重要信息，并利用三维实景和0.01毫米精度的合成孔径雷达技术，实时监测山体稳定性。队员们不分昼夜，紧张观测，认真计算，随时报告山体形变数据及任何可能发生的紧急状况。为现场数百人员、大量工程设备以及救援工作保驾护航，避免了可能的次生灾害带来的更大损失。
作为年轻人，谁不向往五彩斑斓的都市生活，谁不留恋花前月下的浪漫时光？当在一天的测量任务结束后，吃着高原永远烧不开的水泡出的硬硬的方便面的时候，我也想念妈妈煮的热气腾腾的臊子面；当在荒无人烟的野外，寂寞笼罩，电脑里储存的电视剧我能够背下来每一句台词的时候，我也想跟家人围坐在餐桌旁吃饭、聊天；当在繁华的都市，浑身泥土，一身汗臭地施测于车水马龙中的时候，我也羡慕从身旁走过的一对对情侣，能够手挽着手去看一场电影。但我知道，我不能！因为我是测绘人，我是国测一大队的一名队员，我的岗位脚下的大地，我的责任是记录好成千上万个数据、分毫不差地读取每一个坐标，为国家重大工程建设、航空航天、国防安全贡献我的绵薄之力。
经过61年的不懈努力，如今的国测一大队拥有了一大批现代大地测量科研成果、高素质工程技术人才和高精尖装备的现代化队伍，形成了天空地一体化作业的信息化测绘能力，服务保障作用日益彰显。
看今朝，中国测绘成功打造了国家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天地图”，全面开展了数字城市、智慧城市建设，第一次全国地理国情普查工作，开启了以资源三号测绘卫星为核心的自主航天测绘新时代，发展了以位置服务、互联网地图、北斗导航应用、先进测绘装备制造为代表的地理信息战略性新兴产业，为西气东输、南水北调、抢险救灾、城市建设、社会管理和人民生活提供了有力保障，并在国际测绘地理信息舞台上发出了中国最强音！
作为新时期的测绘人，我们不仅需要攀登大自然的峻岭险峰，更需要攀登测绘科技的高峰。我们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教导，传承“热爱祖国、忠诚事业、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测绘精神，不负重托、不辱使命，再立新功、再创辉煌！让国测一大队这面英雄的旗帜高高飘扬、永远飘扬！
汤一亮：难忘的采访经历
编者按：2009年，在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汤一亮作为中央新闻单位采访团成员，采访国测一大队。什么是测绘？画地图的？和建筑有关的？带着这样的疑问他和他的伙伴们开始了十几天的深入采访。行走唐古拉山，问答测绘队员，并被他们的精神深深震撼。下文是汤一亮讲述采访过程中所感受到的来自灵魂深处的感动与鞭策！
灵魂深处的感动与鞭策
我叫汤一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名记者。
今年7月2号晚上，我像往常一样收看《新闻联播》，一条消息瞬间吸引了我：习近平总书记给国测一大队的6位老队员、老党员回信。这则消息将我的思绪一下子带回到那段难忘的采访经历。
2009年，在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我参加了中央新闻单位采访团，采访对象就是国测一大队。采访之前，我问了身边的人：什么是测绘？——“画地图的？”“和建筑有关吧？”10个人中没有一个说得清，确实，这是一个离普通人太过遥远的名词。
带着太多的疑问我们开始了十几天的深入采访。十几天的采访下来，我深深地意识到，如果说有的英雄从枪林弹雨中走来，有的英雄在朴实无华的工作中默默奉献，无疑，他们属于后者。
在国测一大队所在地西安，我见到了71岁的老测绘队员段学清爷爷，他向我讲述了一段埋藏在心底40年的秘密：那是1959年，刚到国测一大队第二年，段学清到新疆出测，这趟测量任务要在外工作9个月。但是，刚到测区不久，安徽老家就传来噩耗——两岁的儿子因病夭折。为了不耽误全队的工作，他瞒下了这个消息，没有对任何人说起，强忍着悲痛继续工作。过了一个月，老家来信，他的妻子因为丧子之痛，积郁成疾，已经卧床不起，他又瞒下了。当段学清完成任务赶回老家时，妻子已经去世。转年3月，他还没有从失去妻儿的悲痛中缓过来，噩耗却再次传来，他的老父亲过世了，然而已经受命进入测区的段学清再次瞒下了这一消息，作为家中唯一的儿子，他没能尽孝送终，而是义无反顾地踏进了测区。
也许因为这段伤痛在心中埋藏的时间太久太久，老人说完已经泪流满面，我也跟着掉泪，我问段爷爷：您后悔过吗？老人用布满皱纹的手擦擦眼泪，声音不大，但却异常清晰、坚定地说：不后悔。我爱测绘，只有干测绘，我的人生才有价值。对于亲人，我无比愧疚，也无比心痛，但我相信他们在天之灵如若有知的话，一定能够理解我。
国测一大队有许许多多像郁期青、段学清爷爷这样的硬汉，他们都有着铮铮铁骨，但他们也是血肉之躯，也有儿女情长，在荒无人烟的野外，当通信不方便，手机没有信号，寂寞无奈时，他们多想知道家人的消息，然而又害怕知道家人的消息。
采访中，记者希望多听到队员们讲述他们在高原戈壁、严寒酷暑环境下遇到的各种艰难险阻。然而挖掘素材并不容易，如果不是一再追问，队员们很少主动描述野外的工作和生活。他们肯主动讲的大多是工作中的趣事。例如，有队员说，在一大队有一个顺口溜：远看像拾破烂的，近看像要饭的，证件一掏，哦，搞测绘的。在野外工作时，队员们已经习惯了衣服上的汗渍和盐渍，一次一位测绘队员观测完后回到驻地，在路边坐着休息，身旁放着大包小包的行李，浑身脏兮兮的，面前还放着他的脸盆，结果过来一个人，“咣当”扔了一枚5毛钱的硬币。说完这则趣事，测绘队员和采访团的记者们哄堂大笑，但是笑声过后，我们心中五味杂陈，更体味到了测绘队员不诉苦不喊累，将苦难化作了幽默的境界。
丈天量地，每一项重大工程都离不开测绘人的前期工作。然而当工程竣工后，他们早已默默离开，庆功的功劳簿上也鲜有他们的名字。
2008年，国测一大队精密测量中队中队长段同林想亲眼看看建成的杭州湾大桥。当旅游团的车辆行驶到大桥上时，导游问大家：谁知道大桥的长度？全车只有段同林答得出来，而且分毫不差。导游非常惊讶，但她不知道，不仅大桥的长度、方位，甚至每个桥墩的点位都是段同林和他的队友们测量出来的，他怎能不清楚。
当记者们问段中队长，会不会觉得很失落时，他说，咱测绘人就是做这个工作的，从来没争过，也没想过去争。
行程刚开始的时候，第一次到高原的我，还有一些激动和兴奋，但没过多久，高原反应就凶猛地袭来，最难忍受的是头疼，越往高处走头越疼，像是有人用两块铁板使劲地夹着脑袋，头痛欲裂。由于缺氧胸口憋闷，不由地大口喘气，每走一步都觉得用尽了全身的力气，身上被的小背包，手中的采访机都有如千斤重。一位身材魁梧的男记者不停地用手猛敲自己的脑袋，只能靠吸氧坚持采访。而我们身边的测绘队员，他们不仅要登山，还要背负沉重的仪器，每到一处就要测量、作业，一上高原工作就是三四个月。
在那曲，我们遇到了国测一大队三中队副中队长柏华岗带领的9人水准测量队，水准测量要一步一步地走，是测绘中最艰苦的工作。9个人，一辆蓝色东风卡车，一些测量仪器，就是展现在记者面前的全部。
个子不高、黑黑瘦瘦的柏华岗，因为高原缺氧，日光直射，双眼已经布满红血丝，为了西部测图工程，他已经离家4个月了。他身边年轻的测绘队员张伟为人憨厚不善言辞，与记者聊天时，有些紧张，每说一句话，发紫的嘴唇都有些微微的“颤抖”，而当他站在测绘仪器旁，用手轻轻地抚摸时，整个人则透露出一种安宁。
整整一个多小时，我们一直跟随在测绘队员们旁边，看着他们娴熟地打桩、立标、测绘、读数、记录数据。然而，每天要行程近8公里，连续作业四天四夜，就是这么几个简单的动作，整个过程不断地重复，单调而乏味。
青藏高原上，一天之中跨越四季，开始还是温暖的艳阳天，转眼间就风雨交加、狂风卷着沙土漫天飞舞，裹着雨粒扫在脸上刀割般的疼痛，温度从十几度骤然下降到5度，太阳不见踪影，傍晚5点左右的高原，已如黑夜。记者随着队员回到他们在野外的“家”——宿营地，而所谓的宿营地，不过是离测绘点稍远一些的一个相对平坦的山坳，临时搭建的两个帐篷，一个用来睡觉，一个用来做饭。
走进用来休息的帐篷，可以看到几张一米宽的折叠床整齐地摆放在其中，除此之外别无他物，帐篷在狂风中呼啦啦作响，就在前一天，由于风大雨急，帐篷里倒灌进了雨水，所有的被褥被打湿，坐在床上，手摸被褥，潮湿而冰冷。宿营地里猛的增加了10多个人，显得热闹了很多，帐篷内升起炊烟，气氛一下子透着温暖。
张伟不停地说，“我太高兴了，我太高兴了，出测快6年，从来没在测点上见过这么多人，说过这么多话，今天好像在做梦”。忽然，他用那双已经被紫外线晒得黝黑的手捂住脸，肩膀微微地颤动，周围其他的测绘队员，眼圈红了，眼角湿润了，颤抖的手指夹着香烟拼命地吸，眼睛望着远处的根本看不见的雪山。
从进入观测点到离开，我的泪水一直没有停止过，刚刚擦干了，又被感动而落泪。从观测点离开时，我们与队员们挥手告别，走出很远了，还能看到几个小黑影站在那里冲我们挥手。直到看不见那些身影，几位一直控制着自己情绪的年轻男记者开始嚎啕大哭，作为年龄稍长一点点的姐姐，我安慰他们。他们说，姐，我真的忍不住，测绘队员太不容易了，都是同龄人，都是家里的独生子，都是象牙塔里出来的天之骄子，都是家里的宝贝，我们每天是什么样的工作环境，他们在这样恶劣的自然条件下工作，这么默默无闻地奉献……
作为同龄人，采访中，我几次忍不住问他们，后不后悔选择这份工作？他们不假思索地回答我：老队员都是这样过来的。
在国测一大队采访的日子里，我找到了测绘人和记者职业的相似点：都是一个命令扛起背包就走，同时也要面对各种艰险。但我们也有不同，记者的体验往往比较短暂，而测绘人是长期生活在艰苦的环境里，他们要面对更多的艰辛和挑战。我告诉自己，作为记者要走进基层，用良心写稿，这样才能无愧于心。
当我们习惯了在对物质的追求中体现自己的价值；当我们习惯了将金钱当作生活中所有选择和行动的标尺；当我们习惯了将利己视为理所当然，而又心安理得地指责社会的冷漠。当集体主义、奉献精神、牺牲精神被摒弃嘲笑的时候，从这支队伍身上，我们看到了太多应该坚守的东西，他们那样敬业、质朴、严谨、不惧艰辛、不计回报，英雄的国测一大队，默默无闻的测绘人，他们不仅是祖国大地的守护者，更是民族精神的守护者。他们传承的“热爱祖国、忠诚事业、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测绘精神，必将激励着我，激励着更多的人，为实现中国梦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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