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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也,观俗立法则治,察国事本则宜(详解版)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的传统文化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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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也,观俗立法则治,察国事本则宜

  “为国也,观俗立法则治,察国事本则宜。不观时俗,不察国本,则其法立而民乱,事剧而功寡”,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提到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时引用的经典名句。习总书记指出:“必须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走什么样的法治道路、建设什么样的法治体系,是由一个国家的基本国情决定的。‘为国也,观俗立法则治,察国事本则宜。不观时俗,不察国本,则其法立而民乱,事剧而功寡。’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从我国实际出发,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适应,既不能罔顾国情、超越阶段,也不能因循守旧、墨守成规。”

  “为国也,观俗立法则治,察国事本则宜。不观时俗,不察国本,则其法立而民乱,事剧而功寡”的出处,是《商君书》的《算地》篇,其大概意思就是,治理国家,只有在充分考察风俗的基础上,才能制定合适的法规;只有在弄清国情的基础上,才能抓住国家的根本任务。如果不观察当时的风俗,不抓住国家的根本任务,那么法令制定后民众就会混乱,政务再繁忙也没有什么效果。

中华书局出版的《商君书》

中华书局出版的《商君书》

  商鞅是对中国历史文化影响最为重大的人物之一。“商鞅变法”奠定了秦国强盛的基础,为后来吞并六国、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不过,商鞅的改革,也因触动了秦国一大批旧贵族的观念和利益而受到他们的切齿痛恨,所以,等到信任商鞅的秦孝公一死,旧贵族们就对商鞅群起而攻之。商鞅最后的结局,是受到车裂,也就是“五马分尸”的酷刑而死。

  商鞅虽死,但他所创制的一系列制度却被后世秦王所继承,其中包括处死他的秦惠文王在内,而其思想也完整地保留在了商鞅及其后学所著的《商君书》中。《商君书》总共26篇,《算地》是其中的第六篇。这篇文章谈到的问题很多,而其核心思想,就是要清算国家的各类土地资源并充分利用之,刺激百姓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同时堵住工商业等其他一切财富出口,让农业生产成为百姓致富的唯一手段,只有如此,国家才能实现富足。而要做到这些,就必须要对本国的民情、国情有充分的了解,所谓“为国也,观俗立法则治,察国事本则宜。不观时俗,不察国本,则其法立而民乱,事剧而功寡”。

  商鞅改革的成功,本身就证明了“观俗立法则治,察国事本则宜”这一主张的正确性。

  对于当时的风俗人心,商鞅有着极其客观冷静的观察。在商鞅看来,人最基本的特点,就是饿了要寻找食物,劳累了要寻求安逸,痛苦了要寻找欢乐,屈辱了要追求荣耀。一言以蔽之,无非是“名”与“利”两个字罢了。如果国家的法律政策不能满足百姓对于利益与功名的追求,那么法律政策就会成为一纸空文。所以,国家要做的,就是要因势利导,把百姓对于名利的追求引导到对国家有利的方向上来。

  对于战国时期包括秦国在内的各国国情,商鞅也有着清晰的认识。在商鞅看来,诸侯们拥有广阔的国土,但粮食的储备却明显不足;国君们并非不聪明,但建立的功业却远远不能与他们本身所具有的才能相配。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政策出了问题。国家的根本是农业,但国君们重视的却不是农民,而是儒生、隐士、商贾、勇士、工匠这五类人。儒生的资本在于巧言善辩,隐士的资本在于他的高洁心志,勇士的资本在于勇气,手工业者的资本在于一双巧手,商人的资本在于他自身。这些人的资本随身携带,以四海为家,所以是不会替某个国家卖命的。重视任用这五类人,以他们为表率,百姓就不会安于务农,也不会为国家卖命,国家自然就难于治理。

  正是在对当时的风俗人心及秦国国情了解的基础上,商鞅提出了自己的改革主张。既然原有的井田制已经妨碍了对土地的充分利用,不利于发挥人们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那么就废除井田制,承认土地私有;既然交纳赋税是以家庭为单位的,那么就把大家庭打碎,分化出更多的小家庭,家里如果有两个以上的成年男子,必须加倍交税;既然农业是国家的根本,那么就大力奖励农业生产,同时对工商娱乐等影响百姓从事农业生产积极性的行业,进行严格的抑制;既然百姓有对荣誉地位的渴望,那么就奖励军功,废除原有的世卿世禄制。而其核心理念,就是所谓“利出一孔”“驱农归战”——把其他所有利益的出口全部堵死,只给百姓提供一个与国家利益一致的出口,这个出口就是“农战”:要想获得财富,你就得努力耕地;要想获得荣誉地位,你就得走向战场。老百姓在内竭力种地,国家就会富足;对外拼死作战,就能战胜敌国。这样,就把国家的目的和百姓对于功利的追求紧紧地结合在了一起。

  对于商鞅及其主张,历史上的评价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化态势。赞同他的,说他的改革顺应了历史的潮流,不仅功在当时,并且利在千秋,影响了中国几千年;批判他的,则说他“内行刀锯,外用甲兵”,加剧了人民的痛苦,造成了文化的倒退。但不管怎样说,都无法否定这样一个事实:商鞅变法之前,秦国只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商鞅变法之后,秦国则一跃成为当时最强盛的国家。它不仅彻底改变了当时的政治格局,也改变了此后中国历史的走向,后来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行政框架,基本上是以商鞅的架构为基础的。所以,站在一个改革家的立场上,他无疑是非常成功的。

  其实,“观俗立法则治,察国事本则宜”并非商鞅一人的洞见。历史上那些成熟的政治家,都对此有着深刻的体察和理解。比如春秋时期的齐相管仲就说:“古之欲正世调天下者,必先观国政,料事务,察民俗,本治乱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后从事。故法可立而治可行。”历史也证明,任何一次成功的变革,任何一项合理政策的推出,都是建立在对当时风俗人情仔细考察、对本国国情充分了解的基础之上的。

  比如汉武帝的“推恩令”。汉朝初年,诸侯国土地辽阔、实力强大,是朝廷中央的一个心腹大患。汉景帝时,既没有考虑到人类害怕失去的天性,也没有考虑到诸侯国强大的武力,于是简单粗暴地采用“削藩”的政策,结果激起了“七国之乱”。汉武帝则不然。他采纳了主父偃的建议,将汉朝原来的各诸侯国土地由嫡长子单独继承的制度,改为所有的诸侯子弟均有权继承。明眼人一望而知,所谓“推恩”,其实也是“削藩”,但这个“削藩”是由各诸侯那些原本没有继承权的非嫡长子来完成的,这既符合了朝廷巩固中央集权的需要,又避免了诸侯国武装反抗的可能。所以在汉武帝实行“推恩令”的过程中,几乎没有受到什么阻力。“推恩令”颁布后不久,诸侯王的支庶得以受封为列侯,不少王国也先后分为若干侯国。这样,汉武帝不用使用武力,各诸侯国自己就分崩离析了,朝廷的心腹大患,在不长的时间里便烟消云散、化为乌有了。

  “观俗立法,察国事本”的反面,当然就是“不观时俗,不察国本”,而其结果,就是“法立而民乱,事剧而功寡”。

  比如“王莽改制”。尽管王莽因为改革失败而受到种种诟病,但翻阅史料,我们其实还是能发现,站在目的上来讲,王莽也是要通过改革来化解西汉末年出现的种种严重的社会矛盾。但是,他最大的问题,就是过于理想主义,既对世态人心缺乏深入的洞见,又对当时的国情缺乏真实的了解,心中怀着对周公之道的由衷敬仰,就要把这一套东西完整地再现人间。他仿照《周礼》的制度推行新政,屡次改变币制,更改官制与官名,以王田制为名恢复“井田制”,把盐、铁、酒、币、山林川泽收归国有,耕地重新分配,又建立五均赊贷(贷款制度)、六筦政策,以权力平衡物价,防止商人剥削,增加国库收入。王莽施行的各种政治、经济措施,虽然目的是要解决社会危机,维护其统治,但这些严重脱离实际的措施,既触动了豪强地主、富商大贾乃至一部分官僚的既得利益,也给广大下层百姓带来了巨大的干扰,从而进一步激化了西汉后期以来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使王莽成为社会各个集团、各个阶层的众矢之的,而其改革的失败乃至身死国灭,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鉴古是为了知今。习近平总书记是在谈到中国的法治建设时引用“观俗立法则治,察国事本则宜”这句名言的,但其意义,却不仅仅局限于法治建设。这就是,中国的事,是由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的,所以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必须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既不能罔顾国情、超越阶段,也不能因循守旧、墨守成规。因时因地制宜,实事求是,才能富有成效地解决问题。国家如此,地方如此,部门如此,具体到我们个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专栏: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的传统文化智慧

专栏: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的传统文化智慧

发布时间:2019年03月10日 17:59      来源:共产党员网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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