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这句名言，是2016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讲话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今天，我们回顾历史，不是为了从成功中寻求慰藉，更不是为了躺在功劳簿上、为回避今天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寻找借口，而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
中华书局出版的《三国志》
“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的出处，是陈寿《三国志》的《吴书·孙奋传》。其具体的语境是这样的：当年孙权有七个儿子，孙奋排行第五，封为齐王，居住在武昌。孙权死后，他的幼子孙亮即位。丞相诸葛恪担心孙亮那些兄长们权势太盛，威胁到孙亮的地位，所以就将孙奋迁往豫章，也就是今天的南昌。孙奋本来就是个颇有野心的人，如今从富庶显要、兵马聚集之地被迁往不那么重要的豫章，自然心有不满，不但抗命不遵，而且时有违背礼法的行为。此前，孙奋的哥哥孙霸因为桀骜不驯，争夺太子之位，已经被孙权赐死。诸葛恪于是就给孙奋写了一封信，结合历史，特别是孙霸的反面教训，给孙奋讲了一通身为帝胄子孙当以大局为重的道理，劝孙奋以往事为鉴，所谓“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如此才能不负身份，不但可以保身，而且有利于天下国家。
不过，孙奋并没有完全听从诸葛恪的劝告，当时虽然迁往豫章之地，但他仍然桀骜不驯，多行不法。其最终的结局，是被后来的吴主孙皓赐死。其实，也不仅仅是孙奋，孙权的七个儿子，最后的人生结局都不太好，基本上都死在皇室的残酷内斗之中了。这真是令人感慨。当年曹操看到年轻英俊、神采飞扬的孙权，想到自己的老对手孙坚竟然有这么优秀的儿子，不由得感叹了一句：“生子当如孙仲谋。”古代汉语的表达比现代汉语有更多的模糊性，要是不看上下文，这句话既可以翻译成“好想生个孙仲谋那样的儿子”，也可以翻译成“好想像孙仲谋那样生儿子”。现在看来，“生个像孙仲谋那样的儿子”是令人羡慕的，但是如果“像孙仲谋那样生儿子”可真的就是人间的悲剧了。
这句话的原文出处以及上下文的语境就是这样。不过，要说到把历史当作镜子，这个提法的专利权可不在《三国志》；而这句话所具有的意义，就更不局限于孙奋不听规劝、最后身死的一人一事了。查找史籍，其实不少古人都有过类似的说法。早于《三国志》的，比如汉代贾谊的《新书》就说：“明鉴所以照形也，往古所以知今也。”晚于《三国志》的，比如《后汉书?冯异列传》也有这样的话：“明镜所以照形，往古所以知今。”而让“镜子说”闻名天下的，莫过于《旧唐书·魏徵传》，根据文中的记载，当魏徵死后，唐太宗说了一段无限感伤而又意味深长的话：“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所有这些，都说明了一点：以史为镜，乃是受到中国社会广泛认可的一种共识。
从历史上来看，使用“以史为鉴”这句话的语境，大多是在庙堂之上，又特别集中在和帝王这一级别相关的场景中。为什么会这样？我们至少可以举出两大理由。
第一，前代的历史能够给君王治理国家提供最直接而生动的参考例证。个中道理显而易见，咱们打个比方，这就好比一个军事将领要学习战争的艺术，《孙子兵法》之类讲述战争基本规律的兵书固然重要，但比这更重要的其实还是以往的战例，因为战例的生动性和丰富性要远远超过几句干巴巴的大原则，将领们可以从中学习到更多具体可用、行之有效的技法。对于君王来说，历史的作用就好比战例对于军事家。中国的正史，都是以帝王为主线写成的，记载了历代君王治乱兴衰的实例，可以给君王的学习提供具体的实例；人物传记中，半数以上是大臣，内有忠奸善恶，各色人等，它又可以供君王揣摩鉴别选拔人才的具体方法。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就是最好的帝王教科书。我们知道，北宋历史学家司马光有一部历史名著叫《资治通鉴》，而多数人不知道的是，《资治通鉴》原来并不叫这个名字，而是叫做《通志》，通达的通，志向的志，书写成以后，引起了宋神宗的高度重视，他认为这部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这部书以往事为鉴，对于治理天下大有好处，于是赐名《资治通鉴》，神宗的话实在是把历史书对于君王的意义说到家了。我们经常听到有人抱怨，说中国的正史，无异于帝王将相的家谱，像关汉卿、王实甫这样闪闪发光的名字是找不到的，一大堆庸庸碌碌的官员甚至是贪官污吏反倒名列其中。这个抱怨说的是实情，但他们忘记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中国的历史特别是正史，在其编撰者看来，最重要的或者说第一假想读者不是学者而是帝王，编撰的第一要义并不在于铭记那些优秀人物，而在于为帝王治理天下提供一面镜子。
第二，是给君王一个强有力的约束。之所以如此，有中国特别的历史文化原因。从周朝开始，中国人对鬼神的崇拜就远较商朝为弱，神权对于政权的约束力，就不像古代的欧洲等地那么强烈；到了秦汉以后，君主专制愈演愈烈，人间就更没有什么权力能够与君主相抗衡了。而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在君主制的国家里，君主既是整个国家制度中最为关键的一环，又是最为任性的一环，一旦出了问题，对整个国家的影响就是极其严重的。那么，究竟怎样才能对人间君主的行为有所约束、有所引导呢？中国的政治哲学家也找到了一些途径，比如“天命观”，比如“天人感应”、谏官制度等，而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举措，就是史官制度。在中国古代，史官是不离君王左右的，一切言行，均由史官记录在案，这就是所谓的“起居注”，并且按照规矩，君主本人是没有查阅自己起居注的权利的；而一旦旧王朝终结，新王朝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撰写前朝的历史，总结前朝的经验教训，给前朝的人物特别是君王盖棺定论。因为所有的历史都是以帝王为主线的，这就把所有的君王都纳入到了历史的统绪之中。这也给了君王一个强烈的提示：好的君王可以流芳百世，不好的则会留下骂名。一般而言，人总不愿意给后人，特别是自己的后世子孙留下骂名。而要留下好的名声，就要约束自己的欲望，注意自己的言行。历史对于在上位者的作用大体就是这样。
那么，是不是说它对于我们普通人就没有什么参考意义了呢？绝对不是。一方面，大到国家也好，小到企业、单位、甚至是家庭也好，规模不同，但有一些基本的规律还是相同的。通过历史，可以为我们、特别是肩负各种领导职责的人们，处理自己工作生活中的各种事务提供可资参考的借鉴。另一方面，也是对我们普通人更有意义的，是历史为我们的人生选择提供了丰富的榜样。人的成长是需要榜样的，榜样明晰了，我们就可以对标学习，更好地成为我们想要成为的那种人。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的交游、视野是有限的，有时很难找到令我们心仪的榜样。这时，历史就可以助我们一臂之力。太阳底下无新事，人类所能出现的各色人等，在历史中基本都能找到。放眼历史，通过对历史人物的甄别、反思，就能够开阔我们的视野，视野开阔了，人生格局往往也就会随之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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