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这句名言，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讲话时引用的。
中华书局出版的《吕氏春秋》
这句话的出处，是《吕氏春秋·孝行览》部分中的《义赏》篇。
“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的上下文，讲的是晋楚城濮之战的一段插曲。大战之前，晋文公招来大臣咎犯，说如今敌众我寡，咱们该怎么办。咎犯主张使用诡计战胜楚国。晋文公拿咎犯的话去询问雍季，雍季不同意，然后说出了这句非常有名的话。意思是你用把水池排干的办法来捉鱼，眼下当然有收获，但明年就无鱼可捕了；你用把树林烧光的办法来打猎，眼下当然有收获，但明年就无兽可打了。我们这次就算用诡计战胜了楚国，但以后呢？这不是长久之计，最好不要用吧。晋文公最终还是用了咎犯的建议，使用骄兵之计麻痹对方，而后诱敌深入，将楚国打败。胜利之后，晋文公论功行赏，雍季得到的赏赐在咎犯之上。众人不解，晋文公于是做出了解释，说雍季的建议图的是长久之计，咎犯的建议为的只是一时之利。这次虽然我不得已采用了咎犯的建议，但不能因此就将咎犯置于雍季之前。
“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的出处与上下文情况就是如此。
对于这句话，我们需要理解的有两点：第一，为什么雍季会用“竭泽而渔”“焚薮而田”来比喻在战争中使用诈伪的手段呢？第二，在反对“竭泽而渔”“焚薮而田”的主张中，包含着哪些可以为现代所用的宝贵思想？
咱们先说第一点：为什么雍季会用“竭泽而渔”“焚薮而田”来比喻战争中使用诈伪的手段呢？
毫无疑问，“竭泽而渔”“焚薮而田”都是只顾眼前利益、缺乏长期打算的短视行为。雍季用这两件事情做比方，表达的是对晋文公在战争中使用诈伪之术的反对。他的意思很明显：这一次你使用了诈伪之术，获胜大概不难。但是以后呢？你还打算不打算和楚国交往了？天下人又会怎么看你？用一次的诈伪失去了天下人的信任，值得吗？那么晋文公的态度呢？从他给雍季高于咎犯的赏赐来看，他虽然从战争胜负的角度考虑采纳了咎犯的建议，但对雍季的看法，也是非常认同的。
雍季、晋文公的逻辑，现代人理解起来可能有些困难。《孙子兵法》不是说了，“兵者诡道”吗？打仗而不能用诡计，这还叫打仗吗？这仗还能打吗？
回答是：当然能打。实际上，在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之间打仗而不用阴谋诡计，并且尽量少地杀伤对手，乃是当时的共识。原因也很简单，向上追溯的话，诸侯们的祖先要么是周朝的王室子孙，要么是当年跟着周武王打天下的功臣，本来就是自己人。春秋时期，距离当年武王和周公分封天下的时间还不太久远，彼此还是有些情分的，所以那个时候诸侯之间的战争，基本上都还是讲规矩的，阴谋诡计和一些残忍的手段基本上是不能用的，并且只要对方认输，战争也就结束了。这么说吧，春秋时期诸侯之间的战争，很有点竞技体育的意思，虽然激烈，但背后是有规则、有底线的。
这种状况到了战国时期，就彻底改变了。此时距离周朝开国的时间已经比较遥远了，当年老祖宗那一辈的交情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此时兵戎相见，目的就是要消灭对方，获得对方的土地和人民。换句话说，这时争的已经不是你高我低，而是你死我活了。目的改变了，手段和规则也就变了。只要能消灭对手，多么残忍狡诈的手段都可以用，战争于是就成为一种完全没有底线和下限的行动了。
所以，作为春秋时期的霸主，晋文公对于自己在战争中使用了诡计感到有些不好意思，并在封赏的时候将雍季置于咎犯之前，是合乎那个时候的普遍观念的。
再说第二点：在反对“竭泽而渔”“焚薮而田”的主张中，包含着哪些可以为现代所用的宝贵思想呢？
简单来说，这段话包含着一个极其重要的理念，这个理念，用现代话语来表述，就是“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是个现代名词。它最早是在1980年，由国际自然保护同盟在《世界自然资源保护大纲》中提出的：“必须研究自然的、社会的、经济的以及利用自然资源过程中的基本关系，以确保全球的可持续发展。”而其最广为接受的含义，就是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出版的《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所说的：“既能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
“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概念进入中国人的视野是很晚的，不过，它的一些具体内涵，却很早就出现在我国的一些典籍之中了。除了我们今天所学习到的这句话之外，类似的表述，我们还能够找到很多。比如《逸周书》中记载大禹就曾颁布过保护野生环境、野生动物的诏令：“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礼记·月令》中，“仲春之月”中有这样一条：“是月也，毋竭川泽，毋漉陂池，毋焚山林。”“月令”是上古的一种文章体裁，按照一年十二个月的时令，讲述朝廷在每个月应当注意的各种事项。仲春，也就是春季的第二个月，正是捕鱼打猎的好时机，那么在捕鱼打猎时要注意什么呢？就是要有所节制，不要用排干江河池沼的方式捕鱼，不要用焚烧山林的方式来打猎。
更有意思的是，中国的典籍中也记载了一些人物的环保事迹。
知名度最高的，当然非孔子莫属。《论语·述而》记载：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意思是孔子用鱼竿钓鱼而不用渔网捕鱼，用弋射的方式获取猎物，但是从来不射休息的鸟兽。
孟子也有“数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时入山林”的话，反对无限度地捕捞鱼类，无节制地砍伐树木。
如果说孔子、孟子是以身作则的“环保君子”，那么鲁国大夫里格，就称得上是个不折不扣的“环保斗士”了。根据《国语·鲁语上》的记载，鲁宣公在夏天到泗水（即今天的泗水河，山东中部的一条河流）的深潭下网捕鱼，里格当场就把渔网割断并丢到一边，并给鲁宣公讲了一通道理，说古时候，到大寒之后，冬眠的动物开始活动，政府相关部门才允许大家用渔网、鱼笥捕捉鱼类。到了春天，鸟兽进入受孕期，鱼鳖已经长大的时候，相关部门就禁止用网捕捉鸟兽，只准用矛刺取鱼鳖。夏天，当鸟兽已经成长，鱼鳖开始孕育的时候，政府就禁止用网捕捞鱼鳖，而只准设置陷阱来捕捉野兽。除此之外，古人还有许多规矩，比如砍柴不砍新生的幼枝，捕鱼禁止捕捞幼鱼，打猎禁止捕捉幼兽，捕鸟禁止捕捉幼鸟等等。现在鱼刚刚怀子，你就用网去捕捉它，不给鱼成长的机会，实在是贪得无厌。听了里格的话，鲁宣公立刻认错，并下令把割断的渔网收藏在身边，随时提醒自己不要忘记里格的规劝。
古代典籍所记载的关于政府的诏令也好，还是如孔子、里格这样以自己的言行保护环境的个人也好，都说明了一点，就是我们的古人已经明确地意识到，自然资源是有限的，人类向自然索取是要有一定限度的，超过了这个限度，就会造成自然资源的匮乏，反过来也就危害了人类本身的生存。
古人保护环境的思想，对于今天的我们，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从客观上说，人类的发展，离不开对自然的开发利用，因此对自然的索取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但是，这种索取必须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之内，否则，当索取变成了一种无节制的掠夺，就会造成环境不可逆的恶化，人类自身的生存也就受到了威胁。特别是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对自然的开采力达到惊人程度的时候，人类在向自然索取时就更应该有所节制。在这一点上，中国一度对自然是有所亏欠的。好在我们已经意识到了以杀鸡取卵的方式对待自然的错误，并且在政策层面及时做出了纠正。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多次强调：“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绝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我们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的战略任务，给子孙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在生态环境保护建设上，一定要树立大局观、长远观、整体观，坚持保护优先，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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