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知之难，行之惟难”这句名言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讲话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古人说：‘非知之难，行之惟难。’知行合一，贵在行动。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涉及发展观念转变和知识能力提升，也涉及利益关系调整和体制机制创新。要把新发展理念贯穿领导活动全过程，落实到决策、执行、检查各项工作中，努力提高统筹贯彻新发展理念能力和水平，不断开拓发展新境界。不能讲得头头是道，做起来轻轻飘飘。要增强大局意识、战略意识，善于算大账、总账、长远账，不能只算地方账、部门账、眼前账，更不能为了局部利益损害全局利益、为了暂时利益损害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
魏徵像
“非知之难，行之惟难”的出处，是唐代政治家魏徵的《十渐不克终疏》。其完整的上下文是：“非知之难，行之惟难；非行之难，终之斯难。”大意就是：知道一件事不难，难在实行；实行不难，难 在始终如一地坚持。
《十渐不克终疏》是唐代的政治家魏徵写给唐太宗李世民的一封奏疏。
魏徵和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很完美的一次君臣际遇。唐太宗是中国的明君之一，他将儒家的理念贯达到统治之中，使得以往仅仅活在人们观念中的“仁政”在人间成为现实，不但开创了“贞观之治”的盛世局面，而且对后世的政治、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这一切，离不开魏徵的功劳。
唐太宗即位之初，曾召集群臣讨论国事，希望为未来的发展奠定一个基本的理念与方针。我们知道，从汉末到魏晋南北朝，中国一直处于乱世之中。唐初，社会还未完全稳定，很多大臣提出乱世当用重典，但魏徵坚决反对。他鼓励唐太宗建立一个仁政的社会，唐太宗则欣然采纳。君臣约定，一个做良臣，一个做明君，而此后他们也果然信守了这个约定，一个知无不言，一个从谏如流，成就了一段千古佳话，树立了万世的典范。
《十渐不克终疏》就是这段千古佳话中的一个环节。贞观十三年，随着社会的安定和国家的日益富强，唐太宗开始自满，喜欢听一些阿谀奉承的言论，搞一些奢侈浮华的享受。魏徵怕太宗的德政不能善始善终，于是写下了这篇奏疏。在这封奏疏中，魏徵首先指出，历史上的那些昏君，对于治国安邦的道理，比如应该摒弃奢侈而倡导简约、应该亲近君子而疏远小人等，他们其实都懂；受命之初，他们也都想奋发图强，也都能有模有样地实行一阵子。但因为君王掌握大权、富有四海，说话没人敢不听，做事没人敢违抗，逢迎的人多了，规矩就被逐渐抛在脑后，而政治也就日益腐败。所谓“非知之难，行之惟难；非行之难，终之斯难”，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在把道理讲清楚之后，魏徵就详细地列举了唐太宗执政之初到当前不能善始善终的十个方面缺点，比如过去无为无欲，现在迷恋财物；过去“求贤若渴”，现在用人不当；过去损己以利物，现在纵欲劳人；过去为政勤勉，现在志在嬉游等，希望他能改正这些缺点，继续保持贞观之初的优良作风。
中华书局出版的《贞观政要》
奏疏上达天听，受到了唐太宗的重视。他称赞这篇文章是“词强理直”（《贞观政要·慎终》），下令把这封奏疏“录付史司，冀千载之下，识君臣之义”，后来还“赐黄金十斤，厩马二匹”，以奖励魏徵的直谏。此后，唐太宗也吸纳了魏徵的意见，让自己的统治做到了善始善终。
“非知之难，行之惟难”这句话虽然出自魏徵之手，但反映的却是中国古代早已有之且深入人心的一个认知论观点。它的源头，是中国最早的政令文集《尚书》。在《尚书·说命》中，名臣傅说向开创了“武丁盛世”的商王武丁述说了一些治国安邦的道理，武丁表示一定照做，并鼓励傅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傅说听了武丁的表态，就说了这样一段话：“非知之艰，行之惟艰。王忱不艰，允协于先王成德，惟说不言，有厥咎。”意思是知道一件事不难，难在实行。大王您如果真心不以实行为难，就真的合于先王的盛德了，我傅说如果有话不说，那就真是罪过了。
在《尚书》之后，类似的表述也所在多有。比如《左传·昭公十年》中，有“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的话。《荀子·儒效》说：“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陆游教育儿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朱子语类》则说：“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都说明了“非知之难，行之惟难”乃是古人普遍的共识。
在今天看来，“非知之难，行之惟难”，也就是“知易行难”，是有着很高的认识论价值的。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立场上来看，实践是认识的出发点、动力、条件和归宿。从过程上看，“知”与“行”二者，也就是认知与实践，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但这二者的重要和难易程度并非是等同的。我们从实践中获得真知，用真知指导实践，而后在实践中获得对真知的进一步理解并获得更多的真知。实践既是真知的起点，又是真知的落脚点，并且，“真知”是否称其为“真知”，以及在何等范围、何种程度上称其为“真知”，也依然离不开实践的检验和判断。从二者实现的条件来看，认知所受到的条件限制较少，可以超越时空；实践所受到的条件限制较多，只能在现实的局限中进行。二者相较，“行”无疑是更艰难，也是更加重要的。
“知”与“行”，也就是认识与实践的关系，是中国哲学史上经常被讨论的话题，更是传统儒学的核心话题之一。除了流行久远、深入人心的“知易行难”外，关于这二者关系的说法，还有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以及近代孙中山先生的“知难行易”。这虽然不是我们所要讲述的重点，但是，如果不把这些问题说清楚，还是会影响我们的认知，对我们造成一定程度的困扰。
先说“知行合一”。“知行合一”与“知易行难”不矛盾。“知行合一”最简单的解释就是“知而不行，等于不知”，知道了就要去做，不要只停留在认知的层面上。它强调的是把认识落实于实践的态度，所以它在本质上和“知易行难”是一回事。习近平总书记在引用“非知之难，行之惟难”之后，接着就说“知行合一，贵在行动”，要把新发展理念贯穿于领导实践活动之中，就是对二者关系的一个很好的说明和应用。
再说“知难行易”。“知难行易”是孙中山先生提出来的，其提出的具体语境是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当时国民党内观念不统一，“信仰不笃，奉行不力”，他所领导的事业一再受挫。孙先生提出“知难行易”，是有感于旧观念之顽固，转化观念之艰难，所以特别强调转变观念的重要性，只要观念转变了，落实起来就相对容易了，所谓“行之非艰，知之惟难”。孙先生的话语，是为了发起民众，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关于认知论的探讨。实际上，他针对国民党内有些人缺乏实践勇气、不敢放手去做的情况，还说过“不知亦能行”的话。所以现在看来，孙先生“知难行易”这一说法的价值主要是在解放思想上，其认识论的价值是有限的。
理解了“知易行难”的道理，无论对于社会各项工作，还是我们个人的发展，都是大有好处的。
先说社会工作。因为习总书记是在强调把新发展的理念落到实处的时候引用这句话的，所以我们就以新发展理念的知与行为例来加以说明。所谓“新发展理念”，就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绿水青山胜过满目疮痍，竭泽而渔等于饮鸩止渴，这个浅显的道理谁都懂得，这是“知易”。但要将这一理念落到实处，就难免会遇到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冲突，实践起来就会有很多难处，这是“行难”。正确的态度，就是服从大局、立足长远，把新发展理念贯穿领导活动全过程，落实到决策、执行、检查各项工作中，努力提高统筹贯彻新发展理念能力和水平，不断开拓发展新境界，坚定不移地将国家部署落到实处。
对于个人来说，“知易行难”也是很多人共有的感受。最近有一句流行的话“为什么知道那么多道理，还是过不好这一生”，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知道道理并不难，难就难在将道理付之于行动。它需要克服惰性，走出那些有害的习惯和已经习惯的舒适区，需要克服把认知落实到实际行动中的一系列具体问题，所以格外艰难。而我们要做的，就是以热情和果决的行动突破惰性，“知行合一”，为之付出真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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