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这首诗，是2014年5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兰考指导兰考县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的讲话中引用的。习总书记说：“清代郑板桥，以画家、文学家著称于世，长期在河南范县、山东潍县担任知县。他重视农桑、赈济灾民，案无留牍、室无贿赂、清正廉明，深得百姓拥戴，其诗句‘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成为千古流传的爱民心声。陶渊明、狄仁杰、包拯、海瑞等很多人都当过知县，类似例子不胜枚举。”
“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是一首题画诗，诗题是《潍县署中画竹呈年伯包大中丞括》。诗的大意是：我在衙署房间里休息，窗外的风吹动竹叶的声音传进耳朵，让我怀疑是百姓啼饥号寒的疾苦之声。身为县令，级别低微，但民间的一切都与我息息相关，我又怎么敢怠慢呢？
从诗的题目《潍县署中画竹呈年伯包大中丞括》就可以知道，这幅画和这首诗是赠给山东巡抚包括的。古代的读书人，同一年考上举人或进士的叫“同年”。在封建官场，“同年”是最重要、最核心的社会关系之一，为了表示亲热，彼此间就以“年兄”相称，而同年的父亲，就称之为“年伯”。“中丞”在明代以前原是“御史中丞”的简称，明朝废御史台，改设都察院，御史中丞遂废。清朝，督抚常带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衔，当时以为副都御史可比此前的御史中丞，故习称督抚为中丞。郑板桥当时画竹子就已经很有名气了，他画一幅画给自己的长辈兼上司是很正常的一件事。但一般来说，送给长辈、上司的书画基本上都是些吉祥美好的内容，而郑板桥送给包括的这幅画却是几支非常萧瑟的竹子，再配上这么一首“疑是民间疾苦声”的诗歌，明显有些不太正常。
何以如此呢？
这就要从郑板桥在潍县县令任上赶上的山东特大水灾说起了。
诗歌的创作时间大约是乾隆十二年（1747），当时郑板桥正在山东潍县担任县令。
这期间，正是山东的多事之秋。此前的乾隆八年、乾隆九年，山东大旱，导致百姓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到了乾隆十年后，气候又转而一变，接连几年发生涝灾，其情况尤以鲁西南和鲁西北为甚。特别是乾隆十二年，山东省竟然有98个州县都被大水所淹。灾害程度之烈，在整个山东历史上都是非常罕见的。严重的自然灾害，导致了农作物的减产乃至绝产。古代医疗条件极差，严重的自然灾害之后，往往就是疾病的大流行。那几年的山东，可以说是惨到了极点，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吃人的惨剧。
而潍县的情况尤为严重。作为县令的郑板桥，心情是可想而知的。人们经常说杜甫的诗是所谓“诗史”，其实郑板桥的也差不多。《逃荒行》里，他叙写潍县大灾期间居民纷纷外逃的惨状：“道旁见遗婴，怜拾置担釜。卖尽自家儿，反为他人抚。路妇有同伴，怜而与之乳。咽咽怀中声，咿咿口中语。似欲呼爷娘，言笑令人楚。”除《逃荒行》外，他还写了《还家行》《思归行》等诗歌，都对这场灾害做出了如实的反映。
郑板桥书画
当然，作为一个爱民如子的县令，他的行动可不是只停留在写几首诗上，而是采取了现代叫做“以工代赈”的方法，大力兴修水利工程，打开粮仓，招募远近的饥民到工地就食，这不但救活了大量的百姓，也避免了饥民四处流亡带来的社会动荡；他还下令县里的大户轮流开设粥厂，供应饥民喝粥；调查到谁家有余粮，就令其平价售出，不许借机发财，更不许有所隐瞒。郑板桥的所作所为，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县令的权力范围。有人建议他先上报朝廷，等朝廷允许后再做行动，郑板桥断然拒绝了这种明哲保身的建议，说“此何时？俟辗转申报，民无孑遗矣，有谴，我任之”。意思是，这都什么时候了，转转上报需要时间，等到批复下来，老百姓也就死光了。假如上面怪罪下来，我一个人承担就是。好在他的顶头上司是开通的，对他的行为表示了赞许。这个上司，《清史稿·郑燮传》没有记载，但按照时间来推定，应该就是包括。
郑板桥能够如此，绝非出于偶然。他出身寒微，深谙百姓之难；对民间疾苦，他从来是感同身受。他在家书中说：“我想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而士为四民之末。”“使天下无农夫，举世皆饿死矣！”所以，他做了12年“县太爷”，从不摆官架子，夜间出巡，不鸣锣喝道，也不打“回避”“肃静”的牌子，只以小吏提的写有“板桥”二字的灯笼作为前导，悄然而行，以致被人视为怪诞。按照史籍的记载，他“官东省先后十二载，无留牍，亦无冤民。乞休归，囊橐萧然，卖书画以自给。”
在中国历史上，像郑板桥这样爱民如子的父母官是不少的，比如陶渊明、狄仁杰、包拯、海瑞等。和郑板桥一样，很多人都当过知州、知府、知县这样的地方基层官员，他们“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在地方留下了自己的德政，也为此后更广阔的政治生涯积累了经验，打下了基础。
还有一点也是值得注意的，就是习总书记提到郑板桥的这首诗，有两次都是在县一级党委政府视察指导工作的场合。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县一级治理在中国国家治理中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县级领导，虽然官职不高，职责却很重。追述县的历史，正如清代《问樵山人诗稿》说的：“一县三千年，百代无更改。”县设于春秋而定于秦，中华帝国政权历朝历代更迭频繁,而“县”从未变更。在行政和司法合一的皇权体制中，县官（知县）是一县的行政长官，也是司法长官，县内事务，举凡征税纳粮、教化百姓、听讼断案、劝民农桑、灾荒赈济、兴学科举等，几乎无所不管。有一句俗语，叫“郡县治，天下安”，将县一级工作的重要性表述得非常清楚。正因为如此，历朝历代都高度重视县级官员的选拔任用。正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在古代，县令是名副其实的“中管干部”，他们的选任都由吏部直接任命，而且赴任前必须到朝廷报到，皇帝要亲自过问，如发现有不适合或出格之人，立即更换；任期结束，也要到吏部述职。
新中国成立后，县一级的治理仍然在国家治理中承担着重要职责。用习总书记的话来表述，就是县一级在中国的政治构架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层级，在国家治理体系中起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一级领导要谋几十万、上百万人的生计，管千头万绪的事务，承担着非常重要的职责。数据显示，我国有2800多个县（市、区）委书记，不到中国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总数的１％，但他们主政一方，所产生的影响远非这一比例可以衡量，是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一方面意味着县一级领导的责任大、担子重；另一方面，县一级单位的要素完整、功能齐备，党把干部放在这样一个岗位，也意味着党的信任，意味着前景广阔，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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