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讲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儒家“十三经”之一，也是古代“三礼”中的一部，名字叫《礼记》。
我们现在说的《礼记》，是指《小戴礼记》，按照一般的观点，认为是西汉戴圣所编。那与《小戴礼记》相对的是什么呢？就是《大戴礼记》，一般认为是戴圣的叔叔戴德所编。
这个说法出自汉代经学家郑玄的《六艺论》：“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则《大戴礼》是也；戴圣传《礼》四十九篇，则此《礼记》是也。”晋司空长史陈邵应和郑玄的这个说法，进而提出“大戴删古《礼》为八十五篇，小戴又删为四十九篇”的说法。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隋书·经籍志》《通典》等都沿袭了这个说法。
但是，这种说法疑点很多：大、小戴是西汉时期的著名学者，如果真的编撰过《礼记》，《汉书》中应该有所记载。但是，《汉书·艺文志》所列《礼》十三家著作，并无片语涉及此事。清代学者对此辩难尤多。戴震就指出，《哀公问》《投壶》两篇，大、小戴《礼记》中都有，若是小戴删大戴，就不应出现这种现象。
此外，《大戴礼记》中《曾子大孝》《诸侯衅庙》两篇分别见于《小戴礼记》的《祭义》《杂记》；《大戴礼记》的《朝事》篇从“相厉以礼”至“诸侯务焉”一段，见于《小戴礼记》的《聘义》；《大戴礼记》的《本命》篇从“有恩有义”至“圣人因杀以节制”一段，见于《小戴礼记》的《丧服四制》。需要指出的是，以上两书互见的文字多有歧异，如果是小戴删大戴之书，是不应出现这种现象的。
据学者洪业考证，刘向《别录》中并没有关于《小戴礼记》四十九篇的记载，而且《礼记·乐记》中“君子曰：‘礼乐不可斯须去身’以下三百字与《礼记？祭义》中一段几乎完全相同；《王制》篇“凡养老有虞氏以燕礼”以下约四百字与《内则》篇一段大致相同。至于各篇中零碎文句彼此相同的，更是不胜枚举。沈钦韩《汉书疏证》指出，大、小戴为武帝、宣帝时人，刘向校书则晚在成帝时，大、小戴怎么能预删刘向所校之书呢？可以肯定，四十九篇的《小戴礼记》不是从八十五篇的《大戴礼记》删削而成的。
应该说，《礼记》各篇不成于一人之手。孔颖达《礼记正义》说，“《礼记》之作，出自孔氏”，“七十二之徒共撰所闻，以为此《记》”。“《中庸》是子思所作，《缁衣》是公孙尼子所撰”。郑玄说“《月令》吕不韦所撰”，卢植说“《王制》谓汉文帝时博士所录”，等等。考古工作者在湖北荆门郭店出土了一批战国中期的楚简，其中有包括《缁衣》在内的儒家著作多篇，据专家研究，是《子思子》的佚文。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它们与《礼记》的风格相似。因此，可以说，《礼记》四十九篇中的绝大部分应该作于先秦时期。戴圣、戴德二人，只是编辑者，而不是作者，这一点是必须指出来的。
关于《礼记》的篇数，也有不同的说法。据《隋书·经籍志》记载：“汉初，河间献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后学者所记一百三十一篇献之，时亦无传之者。至刘向考校经籍，检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叙之。而又得《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氏史记》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凡五种，合二百十四篇。……汉末马融，遂传小戴之学。融又定《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乐记》一篇，合四十九篇。”这种说法不知所本。据此，则《礼记》本为四十六篇，后由马融增入《月令》《明堂位》《乐记》三篇而为四十九篇。
但这个说法也颇有问题。《后汉书·桥玄传》云：“七世祖仁，从同郡戴德学，著《礼记章句》四十九篇，号曰‘桥君学’。”文中的“仁”即桥仁，也就是班固所说的受《礼》于小戴的“梁人桥季卿”。由此可见，当时通行的《礼记》已经是四十九篇，而不是四十六篇。又据孔颖达《礼记疏》说：“《礼记》四十九篇，《乐记》第十九。”孔颖达在《礼记》每篇之首，都要引郑玄的《礼记目录》，而《礼记目录》对各篇在刘向《别录》中属于某门，都一一加以记载。如《月令》篇引《礼记目录》云“此于《别录》属《明堂阴阳记》”，《明堂位》篇引《礼记目录》云“此于《别录》属《明堂阴阳》”，《乐记目录》云“此于《别录》属《乐记》”，可见，这三篇在刘向的《别录》中都有，不可能是马融所增。郑玄是马融的弟子，如果这三篇真是马融所增，郑玄不会不知道。因此，四十九篇实际上就是小戴的原书。
那么，《礼记》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一般来说，《礼记》即《礼经》之“记”，“记”是对《礼经》的补充或阐发，是从属于《礼经》的。《记》的种类有很多，但最初未必都称为“记”。《汉书·艺文志》所列《礼》十三家，除《礼经》之外，明确称为“记”的，只有七十子后学所作的“《记》百三十一篇”，其余如《王史氏》《中庸说》《明堂阴阳说》《军礼司马法》等，都不以“记”为名。此外，《乐》家的《乐记》二十三篇，《论语》家的《孔子三朝》七篇也都属于“记”。汉代学者称引的“礼记”，既有见于《礼记》或《大戴礼记》的，也有不见于这两部书的，如《白虎通》所引“礼记”，仅见于《尔雅》。更有甚者，其辞有出于《礼纬》《乐纬》的。可见“记”的范围很广。
《礼记》四十九篇的编次比较杂乱，据郑玄《三礼目录》，刘向《别录》曾将《礼记》各篇按内容分为八类：
第一类，“通论”十六篇：包括《檀弓》上下、《礼运》《玉藻》《大传》《学记》《经解》《哀公问》《仲尼燕居》《孔子闲居》《坊记》《中庸》《表记》《缁衣》《儒行》《大学》；
第二类，“制度”五篇：包括《曲礼》上下、《王制》《礼器》、《少仪》；
第三类，“明堂阴阳”二篇：即《月令》《明堂位》；
第四类，“丧服”十二篇：包括《曾子问》《丧服小记》《杂记》上下、《丧大记》《丧服大记》《奔丧》《问丧》《服问》《间传》《三年问》《丧服四制》；
第五类，“家庭内部父子、男女所应遵行的规则”二篇：即《文王世子》《内则》；
第六类，“祭祀”四篇：包括《郊特牲》《祭法》《祭义》《祭统》；
第七类，“吉事”七篇：包括《投壶》《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
第八类，“乐记”一篇：即《乐记》。
后来的学者也有按自己的理解对《礼记》进行分类的，如郑玄的门人孙炎的《礼记类钞》、唐魏徵的《礼类》、朱熹的《仪礼经传通解》、梁启超的《礼记解题》等都是。
对于《礼记》中的篇名，我想大家最熟悉的莫过于《大学》《中庸》了。的确，《大学》《中庸》本为《礼记》中的两篇，宋代的朱熹，为两篇作注，并将它们单独提出来，作为“四书”中的两种。《大学》《中庸》我们已经单独讲过，这里就不多做介绍了。
汉代经学最重要的特点是所谓今古文问题，西汉所立《五经》十四博士，都是今文经，《仪礼》就是其中之一。后来，刘歆又推崇《周礼》。只是《礼记》在汉代尚未取得“经”的地位，所以没有师承关系可述。
到了南朝，有儒学家为《礼记》作义疏，像贺循、沈重、皇侃等。沈重曾为梁武帝的《五经》博士，精于《三礼》之学，撰有《礼记义疏》。皇侃撰有《礼记讲疏》九十九卷、《礼记义疏》四十八卷。皇氏之疏，章句详正，敢于在有争议的难点上推出新说，代表了南朝经学的特色。北周武帝颇重礼学，曾亲自为群臣讲论《礼记》。
到了唐代，由孔颖达领衔，国子司业朱子奢，国子助教李善信、贾公彦、柳士宣等撰作了《礼记正义》，此书以皇侃的义疏为主、熊安生的义疏为辅，集南学与北学之长，广采旧文，对于研究者来说，犹如依山铸铜，煮海为盐，提供了极其丰富的材料。
清代研究《礼记》较有影响的著作有朱轼的《礼记纂言》、朱彬的《礼记训纂》、孙希旦的《礼记集解》等，其中以孙氏《礼记集解》成就最高。这部书共六十一卷，每篇均作“题解”，叙述篇义。每节除沿用旧注外，又博参宋、元以来各家之说，以明古义。凡有歧见异说之处，或析疑折中，或推阐辩难，时有新见。这部书在训诂方面也以详备著称，历来为学者所重。
总体而言，《礼记》的文字较为简明，便于记诵，很受人们的欢迎。从唐代起，《礼记》取代了《仪礼》的地位，成为科举考试的主要科目之一，其社会影响越来越大。当然，《礼记》的文字看似浅近，但其所讨论的内容却是深藏于礼经之中的奥旨大义，如宗法制度、明堂制度、封国制度、巡狩制度、丧祭制度等等，礼经或语焉不详，或不能确解，凡此种种，《礼记》都有进一步的论述，这对于研究古代之“礼”有着重要的参考作用。因此，《礼记》成为历代学者所必须熟读的书。
此外，《礼记》中还有不少有关儿童和妇女之礼的规定，由于这些内容不见于礼经，因而对我们了解古代妇女、儿童的行为准则等内容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更重要的是，《礼记》一书中有很多寓言、格言和警句。寓言如孔子过泰山侧，感叹“苛政猛于虎”，已是家喻户晓。可以作为座右铭或终身行动指南的格言、警句就更多了，如“敖不可长，欲不可从，志不可满，乐不可极”意思是，傲慢之心不可产生，欲望不可放纵无拘，志气不可自满，享乐不可无度。还有“临财毋苟得，临危毋苟免”等，至今仍闪耀着智慧的光辉。许多人尽管没有通读过《礼记》，却能脱口说出许多《礼记》中的文句，这也说明《礼记》不仅广为流传，而且对民族性格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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