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讲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儒家“十三经”之一，书名叫《周礼》。
“礼”是古代最重要的文化范畴之一，大凡哲学、宗教、典制、职官、兵刑、财赋、祭祀、婚丧、聘迎、宫室、服饰等等，无所不包，因此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周礼》原名《周官》，《汉书·艺文志》六艺类有“《周官经》六篇”，就是此书。班固注说：“王莽时刘歆置博士。”荀悦《汉纪》云：“歆以《周官》十六篇为《周礼》，王莽时，歆奏以为《礼经》。”这里要说明一下，《周官》十六篇中的“十”字为衍文，应该是《周官》六篇。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说：“王莽时，刘歆为国师，始建立《周官经》，以为《周礼》。”可见，刘歆上奏《七略》时，还沿用《周官》的旧名，王莽时才更名为《周礼》，并列入礼经，时间约在平帝元始五年，即公元5年，至王莽居摄三年，即公元8年之间。其中的《冬官》已佚，汉代儒学家用《考工记》补其缺。
《尚书》中原有《周官》一篇，记述的是西周设官务职的大要，已亡佚，今天我们看到的《尚书·周官》为伪古文。有人认为《周礼》就是《尚书》的佚篇《周官》，这是毫无根据的。《尚书》各篇的篇幅都很短，只有几百字，从西周青铜器铭文看，当时官方文诰的字数确实不过如此。而《周礼》有四五万字，绝不可能是《尚书》中的一篇。
《周礼》所记是一宏大的官制体系。此书虽然名为《周官》，但全书却并无一字提及它是哪朝哪代的典制。自从刘歆将此书指定为周公之典，学者多将《周礼》之“周”理解为“西周”之“周”。其实，这只是想当然而已。《周礼》分为《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六篇。六篇的布局有明显的“以人法天”的思想。天、地、春、夏、秋、冬六官，象征天地四方六合。六官中，每官各下辖六十官，共三百六十官，象征周天三百六十度。故“周官”一名，当为“周天之官”之意。
《周礼》的职官体系相当详密。六官分掌宫廷、民政、宗庙、军事、刑罚、营造。每官之内又有分工，如地官司徒之下有乡师统掌六乡之教，其下又有州长、党正、族师、闾胥、比长等职，分掌州、党、族、闾、比等行政单位的教令政治。
关于《周礼》的发现、作者和成书年代，是一个颇为有趣又存在争议的话题。
《周礼》的发现经过，不见于刘歆的《移太常博士书》，以及《汉书》的《儒林传》《艺文志》，唯有《汉书·景十三王传》中说，河间献王所得古文先秦旧书中有《周官》。献王立于汉景帝即位前二年，即公元前158年，死于汉武帝元光五年，即公元前130年，如此算来，此书当出于景帝和武帝年间。
但是，《史记·五宗世家》中并没有献王得《周礼》的记载。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云：“河间献王开献书之路，时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失《事官》一篇，乃购千金不得，取《考工记》以补之。”认为《周礼》是献王得之于李氏，《隋书·经籍志》的说法与此书相同。贾公彦《周礼正义序》引《马融传》说：“孝武帝始除挟书之律，开献书之路，既出于山岩屋壁，复入于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见焉。”认为此书得自山岩屋壁。《礼记·礼器》孔颖达疏则又有新说，“至汉孝文帝时，求得此书，不见《冬官》一篇，乃使博士作《考工记》补之”，不仅将《周官》发现的年代提前到了文帝时期，而且《考工记》变成了博士所作。《后汉书·儒林列传》说孔安国献“《礼古经》五十六篇及《周官经》六篇”，但是，《汉书》的《艺文志》《楚元王传》以及许慎的《说文解字叙》列举孔壁中所得古文，都没有提到《周官》。纷纷之论，殊难调停。
《周札》是古文经，在群经中，其出最晚，又无传授，发现的经过也人人言殊，成为著名的学术公案。论战的序幕，早在《周礼》面世之初就已揭开。当时的今文经学者，出于对古文经的敌忾心理，“众儒并出共排，以为非是”，论战的焦点就是成书的年代问题。林孝存作《十论》《七难》加以抨击，郑玄则作书答其难。其后，诘难《周礼》者史不绝书，歧见迭出。
关于《周礼》的成书年代，目前至少有以下几种说法：
其一，周公手作说。此说为刘歆所创，他认定《周礼》为“周公致大平之迹”。东汉郑玄同意其说，认为《周礼》即周公为成王所制定的官政之法。历代研究《周礼》的著作堪称浩繁，而以持此说者最众。唐代贾公彦的《周礼疏》，宋代王安石的《周官新义》、叶时的《礼经会元》、郑伯谦的《太平经国之书》、杨杰的《周礼讲义》、黄度的《周礼五官说》，元代毛应龙的《周官集传》吴澄的《周礼考注》，明代王应电的《周礼传》、陈凤梧的《周礼合训》、金瑶的《周礼述注》、徐即登的《周礼说》、张采的《周礼合解》，清代李钟伦的《周礼训纂》、惠士奇的《礼说》、江永的《周礼疑义举要》、孙诒让的《周礼正义》等均赞同此说法。
其二，作于西周说。日本学者林泰辅详细分析了《周礼》所见天神、地祗、人鬼，以及伦理思想、政治制度等，认为此书作于西周末期的厉王、宣王、幽王时期。蒙文通的《从社会制度及政治制度论周官成书年代》认为，《周礼》“虽未必即周公之书，然必为西周主要制度，而非东迁以下之治”。
其三，作于春秋说。著名历史学家刘起釪的《洪范成书时代考》认为，《周礼》一书所载官制材料，都不出春秋之世周、鲁、卫、郑四国官制的范围，没有受战国官制的影响。
其四，作于战国说。东汉儒学家何休认为《周礼》是“六国阴谋之书”，张禹、包咸同意这个说法。明季本《读礼疑图》、清崔述《丰镐考信录》、皮锡瑞《经学通论》，近代学者钱穆《著作时代考》、郭沫若《周官质疑》、顾颉刚《“周公制礼”的传说和一书的出现》、范文澜《经学讲演录》、杨向奎《周礼内容的分析及其制作时代》等也持此说。
其五，作于周秦之际。宋儒魏了翁认为，《周礼》为“秦汉间所附会之书”。清初经学家、文学家毛奇龄则说：“此书系周末秦初儒者所作”。梁启超的《古书真伪及其年代》说：“这书总是战国、秦汉之间，一二人或多数人根据从前短篇讲制度的书，借来发表个人的主张。”现代学者陈连庆的《成书年代的新探索》认为，“《周礼》成书年代的最大可能，是在秦始皇帝之世”。学者史景成的《周礼成书年代考》也认为《周礼》作于《吕氏春秋》以后、秦统一天下之前。日本学者池田温的《中国古代籍账研究》提出，“《周礼》基本上为战国时代思想家的构想，至汉代始以今日所见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书”。
其六，作于汉初说。胡适因《周礼》中屡有“祀五帝”之语，故而推定“其为汉人所作之书似无可疑”。彭林《主体思想与成书年代研究》一书提出，《周礼》的主体思想是由儒、法、阴阳五行三家复合而成的，这种“多元一体”的特点，正是汉初学术思潮打下的时代印记，此书当成书于汉初。
最后，刘歆伪造说。此说始倡于宋儒胡安国、胡宏父子，其直接目的是借此反对王安石借助《周礼》来实行变法。胡宏说，刘歆伪造《周礼》，是为“附会王莽，变乱旧章，残贼本宗，以趋荣利”，故“假托《周官》之名，剿入私说，希合贼莽之所为”。洪迈《容斋随笔》、清末学者廖平《古学考》、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等力主此说。
虽然对于《周礼》的相关问题争论不休，但丝毫不影响这本书的价值。
《周礼》一书，体大思精，文繁事富，治术、学术无所不包，历来受到学者和统治者的重视。所谓“治术”，指的是此书所载的治国制度，宏博详密，为上古时期典籍所仅见。孙诒让说自黄帝、颛顼以至西周文、武二王的“经世大法，咸粹于是”，认为它集中了五帝三代的为政精华。孙说虽不免有夸大之处，但此书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于此可见一斑。《周礼》对古代中国的官制产生的影响也是很大的。自南北朝时期开始萌生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之制，就脱胎于《周礼》六官，其后沿用千年。此外，《周礼》的许多规制，也被后世所遵奉，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王宫“面朝后市，左祖右社”的设计格局，这一点我们在今天的故宫还能看到，所谓面朝，是指宫殿的前面是百官议政的朝堂；后市，是指皇宫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交易市场，以满足宫廷生活的需要；左祖，指的是皇宫的左面，是皇帝祭祀祖先的太庙，就是今天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右社，指皇宫的右面，是皇帝祭祀土地神、谷物神的社稷坛，就是今天的中山公园。
此外，历史上试图借助《周礼》典制和建国思想推行变法的也不乏其人，如新朝的王莽、北宋的王安石等。近代学者孙诒让在内忧外患之际，作《周官政要》，试图借用《周礼》重振国政。《周礼》的声教还远达海外，朝鲜近代著名学者丁若镛的代表作《经世遗表》，就是以《周礼》为依据提出的革除弊政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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