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①：照金纪念馆外景。图②：陈家坡会议纪念馆马灯广场。图③：复建后的陈家坡会议旧址。图④：薛家寨景色。
行走在陕西铜川市耀州区的山区，到处是纵横沟壑、石峰千仞，斧劈刀削苍山骨，曾经硝烟远，如今醉游人。吸引人们前来的不只是奇绝的丹霞风光，更是那段激情澎湃的革命岁月。
瑞金在南，照金居北。习近平总书记说：“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上世纪30年代初，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将红旗插在了陕西照金的深山之中，创建了以照金为中心的西北地区第一个山区革命根据地——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山木无言，艰苦卓绝的革命故事穿越历史，熠熠生辉。
“最根本的是要有根据地”
山间清晨，汽车翻过一道道川沟，抵达照金芋园村，这里便是田发义的家。
79岁的田发义身穿灰棉袄，头戴蓝布帽，精神矍铄。进了屋，围着滋滋响的火炉，老人家打开了话匣子：“额大（父亲）开始在芋园闹革命时，还是个十几岁的娃娃。”说起父亲田德法，老人家一脸自豪。
芋园，是照金东北的一个偏僻小村落，西上党家山，可通薛家寨。当年，这里是照金最早闹革命的地方之一，骁勇善战的芋园游击队随后上了薛家寨，参与了根据地“大本营”的建设。
习仲勋第一次见到刘志丹时，刘志丹分析形势：“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70多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现在最根本的是要有根据地。”
为什么选择照金？一是山高林密、便于隐藏，二是百姓困苦、革命热情高涨。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照金纪念馆，陈列着大小两个粮食斗，讲解员介绍：“当地的土豪劣绅压迫百姓，大斗收粮、小斗出粮，广大贫苦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1932年2月20日元宵夜，枪声在照金街头打响，刘志丹和谢子长率领的红军陕甘游击队奇袭当地民团，照金革命的烽火就此点燃。
同年12月，红军陕甘游击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这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建立的最早的正规红军。建军之初，几个人分不到一杆枪，连土枪都稀罕，大刀长矛甚至农具都成了红军战士手中的武器。首战焦家坪、火烧香山寺、鏖战庙湾镇……红二团转战照金各处，让当地民众欢欣鼓舞，敌人闻风丧胆。
前线战斗遍地开花，后方群众工作如火如荼。1933年4月，陕甘边革命委员会成立，不少参会代表不识字，就采取投豆得票的办法。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革命的种子在照金扎根出苗，当地群众说：“人们都愿意跟着共产党走。”
“没有老百姓，就没有红军寨”
在薛家寨一号寨洞的山坡上，许多游客都会在一方墓碑前驻足凭吊，烈士李妙斋长眠于此。
1933年9月，国民党反动派纠集部队围攻薛家寨，陕甘游击队总指挥李妙斋指挥部队奋力反击，在追击逃敌时中了冷枪，与警卫员一起英勇牺牲。
照金镇田峪村村民祁志华说：“我爷爷祁振海是红军联络员，把给家里老人准备的两口棺材偷偷拉上山，才把两位烈士安葬。”薛家寨失守后，土匪民团把两位烈士的棺木挖了出来，后来，附近村民又秘密将两位烈士重新入殓下葬。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土地革命运动废除了强加于农民的佃租、欠债和苛捐杂税，极大地调动了照金苏区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据统计，30多名优秀子弟加入主力红军，百余名热血青年参加地方游击队。
如今，在薛家寨的红军寨洞，依然能够看到堞墙工事，所用黄土都是当年老百姓从很远的地方肩挑背驮而来。照金纪念馆副馆长宋建斌说：“那时，男人为红军修工事、运兵粮，女人在寨洞里缝衣服、照顾伤员。没有老百姓，就没有红军寨！”
在习仲勋等的努力下，北梁、陈家坡等十几个村建立了健全的党组织和群众组织。照金村村民南民政说：“听村里老人讲，红军纪律严明，从不白吃白拿，还经常下山给老百姓干农活。”
习仲勋在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任政委时，对20多支游击队进行政治、组织上的彻底整治，他的优良作风感染了很多干部群众。
刘志丹说：“你做得好，有你这样的作风，咱们就会立于不败之地。”时任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团长的王世泰也高度评价习仲勋的工作：“凡熟悉这段历史的同志，都为习仲勋同志扎实的工作作风、任劳任怨的品格、身先士卒的精神所感动。”
1933年春夏之际，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在山下亭子沟口建立起集贸市场，“招百商而不纳税，不设关卡不盘查”，边区后勤干部在集市上坚持公买公卖、群众优先的原则，每天开市先让群众购买，快收摊时才收购所余粮食蔬菜。
“一棵大杨树下，马灯亮了一整夜，陈家坡会议的讨论也进行了一整夜”
照金纪念馆中，有一件展品引得众人驻足围观，几颗手榴弹由一根粗大的麻绳串起，这便是“麻辫手榴弹”。
“这是照金军民发明的独特武器，它们由收缴来的麻钱铸成，系上麻绳，通过抡甩可以让手榴弹飞得更远。”宋建斌介绍。
“榆木大炮”是刘志丹发明的。为了震慑敌人，他带人砍下山中高大的榆木，做成火炮的形状，用锅灰和桐油漆好，行军时由骡子驮着，外面盖上红布。
红军战士们吃的是只磨不筛的麦子面饼和苞谷糁粥，最好的武器是缴获来的“万国造”。虽吃不饱穿不暖，武器简陋，却战得豪情万丈、山河震动。
女游击队员同凤云的儿媳翟爱英回忆：“婆婆在薛家寨照顾过红军伤员，有时候一件血衣要换好几盆水才能洗干净。”
“一棵大杨树下，马灯亮了一整夜，陈家坡会议的讨论也进行了一整夜。”陈家坡会议旧址讲解员杜天祥介绍。
在陈家坡会议上，一系列问题得到彻底解决，会议制定了各方力量一致行动，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深入开展群众工作的战略方针，为革命指明了方向。
1933年10月，国民党反动派再次重兵围攻薛家寨，据点被敌人攻破后，数名女战士被逼到了石崖断壁上，在打光所有子弹后，纵身跳下悬崖。
同凤云被山腰的树枝挂住幸存了下来。她的儿子高安平回忆起母亲时几度落泪：“娘是个刚强的女人，由于摔伤，她的腰直不起来，走路只能侧身挪。但她说，为了革命，值！”
照金苏区失陷后，革命的火种并未就此熄灭。刘志丹、习仲勋领导陕甘红军继续在外线作战，将根据地中心转移至南梁，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后与陕北革命根据地合并为西北革命根据地。
1934年，红军重新打回照金，全面恢复和巩固了照金苏区，照金也一度成为抗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前沿阵地，直至1949年耀县全境解放。
【感悟初心】从历史中学习 向先辈们致敬
一到陈家坡会议旧址，就听见杜天祥的快板响了起来。他是这里颇有名气的讲解员。10年来，他每次讲解都充满激情，“党让我过上了好生活，我必须得给大伙讲好咱陈家坡的故事！”
陈家坡会议旧址在陕西铜川市耀州区照金镇北梁村，每次来这里都能带给我精神洗礼和新的思考。作为一名党史工作者，我认识到：陈家坡会议所体现的精神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1933年8月，陕甘边革命斗争连续遭受严重挫折。同时，陕甘边革命队伍中出现不少消极认识，有的主张分散活动，有的主张停止武装斗争去做秘密工作……
在这时，召开了陈家坡会议。会议加强了对根据地各路革命武装的领导，确定了继续坚持并巩固、扩大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为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
坚定信念、忠诚担当是根本。严峻的形势和生死考验面前，以习仲勋等为代表的陕甘边党和红军领导人，主动承担起应对危机、摆脱困境、复兴陕甘边革命的重任，作出了一系列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重大决策。
实事求是、独立自主是关键。陈家坡会议是在同上级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召开的，陕甘边共产党人坚持把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同具体实际相结合，正确评估客观实际，独立处理重大问题，表现出政治上的成熟和独创。
坚持民主集中制是保证。陈家坡会议后，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在保留自己意见的同时执行了会议决议，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重要实践。历史证明，只有坚持民主集中制，我们党才有凝聚力、战斗力，才能变得更加坚强。
坚持党指挥枪是原则。陈家坡会议是在中共陕甘边特委的领导下进行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证了红军游击队能打仗、打胜仗。
一部照金革命史如金子般珍贵。我们要从历史中学习，向先辈们致敬，发扬他们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弘扬他们一切从实际出发、密切联系群众的精神。
【党旗飘扬】传承红色基因 树立文明新风
驻村6年，靳康鹏换来一个“绰号”——玉米书记。“我们这儿的玉米，黏度好、味道香，质地细腻。”走进陕西省铜川市宜君县哭泉村，第一书记靳康鹏说起话来，“玉米”二字不离口。
该村地处渭北，土地贫瘠，长期以来，当地村民主要种植玉米。“要致富，就得优化产业，做强深加工。”一番调研后，靳康鹏下定决心，成立加工厂、生产玉米糁、酿制玉米酒……经过几年努力，村里玉米“就地消化”，大幅提升了附加值。与此同时，村里核桃、中药材等产业也逐步壮大。
靳康鹏的付出，村民看在眼里。和大伙儿同吃同住，“玉米书记”即便韧带拉伤也驻村，春节过年还驻村……“这后生，真不错！”村里老人齐点赞。
2020年12月，靳康鹏获评全国“最美公务员”。“我长在革命老区，红色故事从小听到大。”靳康鹏说，“我时时提醒自己，要牢记老区精神。群众过得好、脸上有笑容，我的付出才有价值。”
深受老区精神滋养的，并非只有靳康鹏。走进铜川，在红色精神鼓舞下，大伙儿干劲十足。老百姓腰包鼓了，笑容多了，生活也更加文明和谐。
在耀州区王家砭村，村子里到处是“崇德向善”的暖心故事。2013年，一辆货车在铜川黄堡收费站附近发生侧翻，几十吨橘子散落一地。听闻消息，王家砭村40多名村民自发赶到现场。
“大伙儿和交警一起帮忙，把橘子全部装回到车上。”王家砭村党委书记王科说，村子离高速很近，每次遇到货车有困难，村民都会赶到现场帮忙。“我们注重通过身边小事引导大家做向善之举。‘好媳妇’‘好婆婆’‘五好文明家庭’等评比，也让全村形成了文明风气。”
眼下，王家砭村是远近闻名的富裕村。全村党员中，近六成是致富带头人。在王科看来，“村里努力搞好发展，大家吃饱、穿暖，就愿意多帮人、做好事。”近些年，王家砭村先后获评“全国文明村”“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等。
“十三五”期间，铜川的扶贫产业基地从58个增加到934个；在贫困村建立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达2686个，老区绝对贫困问题得到解决。如今，这座红色之城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已连续4年获得“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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