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地处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腹地，河流密布，湖泊沼泽众多，雪山冰川广布，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万里黄河从这里开启它的浩荡征程。这里是青海省果洛州玛多县，青藏高原的重要生态屏障，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就坐落于此。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考察时强调，“必须担负起保护三江源、保护‘中华水塔’的重大责任”，“搞好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加强环青海湖地区生态保护”，“确保‘一江清水向东流’”，为园区干部群众指明了奋斗方向。
自成立以来，黄河源园区国家公园管委会党委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心怀“国之大者”，狠抓生态环境保护，以党建成效提升生态保护效能，团结带领园区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扎实推进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统筹推进生态保护、民生改善、绿色发展、社会稳定各项工作，在地球第三极和世界屋脊筑起了华夏大地生态安全屏障。
主动担当作为
全力推进国家公园体制试点
星罗棋布的湖泊犹如一块块碧蓝的宝石，镶嵌在辽阔的高原之上，赋予了玛多“千湖之县”的美名，最多时，玛多县拥有大大小小的湖泊4000多个。 然而，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由于过度放牧等原因导致草场沙化、鼠害肆虐、湖泊锐减，最低谷时，玛多县的湖泊数量减少到1000多个，黄河源头一度出现断流。
玛多之痛，唤起国家对三江源生态保护的决心。2015年底，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中国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这是我国第一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
根据方案，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黄河源园区管委会组建。玛多县原林业、国土、环保、水利等部门的生态保护管理职责，整合为管委会下的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管理局，同时将县森林公安、国土执法、环境执法、草原监理、渔政执法等机构，整合成管委会下的资源环境执法局。
“原来是‘九龙治水’各管一摊，政出多门、职能交叉、职责分割和执法碎片化，严重影响生态保护成效，带来了很多历史遗留和现实问题。改革后，通过部门整合，形成了‘山水林草湖’一体化的管理体制，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些问题。”黄河源园区管委会党委书记何海燕说。
体制试点，有千钧重担，却无前车之鉴，一切都靠自己摸索。自2016年挂牌成立以来，黄河源园区管委会党委探索实现管委会范围内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两个统一行使”，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青海特点的自然资源管理和经营权分离、经营项目实施特许经营的新体制，实现了我国国家公园建设的历史性突破，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弥足珍贵的“青海经验”。
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是高质量完成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使命担当。从成立之日起，黄河源园区管委会党委就将“生态保护第一”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实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以大工程、大修复促进大保护。
统筹实施湿地草地保护、湖泊群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历史遗留环境综合整治等重点项目，完成黑土滩治理40万亩，退化草原生态修复16万亩，封沙育草21.4万亩，湿地保护10万亩，草原有害生物防控850万亩……成绩的背后，是一支实干担当的党员干部队伍。
平均海拔4500米，高寒缺氧，环境严酷，含氧量仅为海平面的59%，是国内人类生存环境最恶劣的地区之一。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黄河源园区管委会的干部职工用执着和生命守护着黄河源头。
2019年春节前，三江源地区遭受严重雪灾，积雪覆盖了大面积的草原，野生动物觅食困难。零下二十多度的严寒中，黄河源园区管委会的干部们连续奋战四十多天，和群众一起用肩上扛、背上背、双手抬的方式，将320吨草料及时投放到野生动物活动区域，没有出现一只野生动物因这场雪灾而死亡。
看着一双双满是冻疮的手，黄河源园区管委会党委专职副书记、专职副主任甘学斌感慨万千：“尽管年龄不同、身份不同、文化程度不同、工作分工不同，但大家都有一份履行好保护生态的重大责任，为党守绿、为国护绿、为民增绿的赤子之心。”
调动群众力量
从草原利用者到生态保护者
驱车行驶在广袤的黄河源园区，不时能看见身穿冲锋衣、佩戴袖章的牧民们，他们或开着皮卡车或骑着摩托车，在高原上来往巡护。“这就是我们的生态管护员队伍，他们都是当地牧民。”同行的黄河乡党委书记多太介绍。
地域面积2.53万平方公里，上上下下的公职人员编制仅700多个，地广人稀、交通不便、点多线长、管理服务难度大，是黄河源园区在生态保护等方面面临的实际困难。如何打破“干部干、群众看”的状态，引导禁牧减畜后的牧民参与国家公园保护与管理，激发保护生态的内生动力？
黄河源园区管委会党委按照“山水林草湖”一体化管护的要求，在全县设置生态管护员公益岗位，3042名牧民持证上岗，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940户，园区内实现了生态管护员“一户一岗”全覆盖。同时，实行乡镇、行政村、村民小组三级网格化管理，乡镇党委书记、村党支部书记等分别担任网格长，把生态管护员队伍组织起来。
“以前全靠干部们管护，难免存在很多空白点，现在有了更多群众加入，生态管护的触角延伸到了每个家庭。”何海燕说，传统的草原利用者开始转变为草原保护者，积极参与到国家公园建设之中。
33岁的索索在扎陵湖畔长大，从出生开始，他的生活就没有离开过草原和牛羊。几年前，他放下牧鞭，从一名放牧人成为一名生态管护员，定期开展生态巡护、监测记录野生动物、跋山涉水捡拾垃圾等。
“一户一岗”制度，不仅让这些牧民实现了投身建设国家公园的愿望，每人每月1800元的管护员收入也让他们切实享受到了生态“红利”。“每个月都有固定收入，再加上草原禁牧奖补资金收入等，生活就小康了，心里也踏实了。”索索高兴地说。
生态管护员有一套严格的考核奖惩和教育培训机制，他们的业绩与收入挂钩，并通过培训，正变得越来越专业。每名生态管护员手机上都安装了智能巡护终端，只要打开这个软件，就会显示定位，在巡护当中发现的生态问题，都可以第一时间拍照上传，后台会立刻知道现场情况，让开展生态保护的效率更高。
结合藏区维护稳定，黄河源园区管委会党委还探索建立“六位一体”网格化管理新机制，实行一岗多责、一职多能，赋予生态管护员生态管护、基层党建、精准扶贫、维护稳定、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精神文明建设六项职能，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模式，促进生态保护、群众增收与创新社会治理同步共进。
身兼多职的生态管护员们成为黄河源园区生态保护和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他们用双脚丈量着河源大地，用敬畏之心守护着这里的湖泊、湿地、牧野、生灵。在黄河乡沿路的电线杆上，生态管护员们自发搭的鸟窝成为大鵟绝佳的栖息地。“别看这是个小小的举动，大鵟多起来了，草原上的老鼠就少了，草就能长得茂盛。”多太说。
今年17岁的桑彩经常趁学校放假间隙，替父亲履行草原管护的职责。和大人们一起风里来雨里去，切身体会到守护家乡的成就感和自豪感，桑彩丝毫不觉得辛苦。“以前这里还是大片大片的黑土滩，现在草都长回来了，真好！”
在大家的共同守护下，草原恢复了曾经的绿意，很多草原上曾经消失的动物又回来了，湿地面积、湖泊数量逐年增加，玛多县又开始呈现出湖泊星罗棋布、波光粼粼的千湖美景。牧民生态保护意识也明显增强，主动减少牲畜量，封育草场，越来越多人愿意为绿水青山出一份力。
坚持生态惠民
端“生态碗”，吃“绿色饭”
在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中，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使群众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才能得到他们的衷心拥护、主动参与和大力支持，才能走出一条生态良好、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的国家公园建设新路。
随着试点不断推进，黄河源园区管委会党委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推动生态修复与兼顾牧民生存发展不应是一道单选题。
从过去一穷二白，到如今村集体账上已有36万元资产，黄河乡热曲村集体经济的“破零”，归功于江日尕玛生态养殖扶贫专业合作社的成立。“合作社现在养了1900多只羊，五六百头牛，还能生产风干牛羊肉，一年能收入12万多元。”村支部书记巴达高兴地说。
过去草场退化，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一户一片草场无序放牧。如今在黄河源园区，几乎每个村都成立了养殖专业合作社，发展“党支部+合作社+牧户”的生态畜牧业。村集体整合各类专项资金购买牛羊，牧民以牛羊和草场入股。合作社进行整合后，牛羊可以在草被质量好的区域集中放牧，其他地方就可以禁牧，对草场恢复和生态保护大有好处。
加入合作社，不仅让牧民解放了劳动力，能够当起生态管护员或者外出打工，年底还能通过合作社分红提升收入。“还是共产党的政策好！”牧民们连连赞叹。
为了让牧民们端上“生态碗”，吃上“绿色饭”，黄河源园区管委会党委开展特许经营，按照绿色、低碳、循环的理念，探索推出了“合作社+市场+政府”的生态体验模式。
在这里，访客们能够开展黄河探源和自然生态体验，饱览高原千湖景观，近距离观览野生动物，追寻黄河文化和藏民族历史文化，体验藏族风情。
“不同于传统的生态旅游，我们对园区实行每年3000人次的严格限流，并让当地牧民直接参与其中，将绝大多数收益装进老百姓的口袋。”甘学斌介绍。
扎陵湖乡的才扎是一名老党员，脑子活、会开车，在他的带动下，去年5月，全乡20多户牧民联合成立了越野车队。客人来了，车队统一派车，吃饭、住宿也都在牧民家里，客人们体验了原生态的藏族生活，牧民们赚到了钱。“客人越来越多，车队的车已经不够用了，马上还有三四十辆车要加入。”才扎兴奋地说。
牧民守护草原，草原反哺牧民。截至目前，黄河源园区共接待生态体验活动7批，访客79人次，采购社区服务26.83万元，牧民群众参与提供服务167人次，人均获利1607元。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国家公园建设的根本。”甘学斌说，黄河源园区管委会党委正在加大对牧民的培训，让他们能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黄河源头生态的变迁、生活的变化，深度参与到生态体验模式中来，让生态与民生开出更加绚烂的并蒂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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