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藏在纪晓岚故居里的红色谍报故事

　　院门口矗立着一块大理石石碑，上面镌刻着“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纪晓岚故居”字样。石碑右侧有一个青铜色老者雕像，翘腿端坐但神情肃穆，手持一杆大烟袋，不用多问那便是纪晓岚。在其右后方，一块红底黄字的石碑格外引人注目，写有“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纪念地——中共地下党秘密联络站遗址”字样。纪晓岚故居是如何成为中共地下党秘密联络站的？

　　纪晓岚故居位于北京南城虎坊桥东路北，是闹市中一座保存较好的四合院，也是大名鼎鼎的阅微草堂所在地。

　　据纪氏后人纪清远先生记述，故居原为岳钟琪故宅。纪氏于11岁至39岁和48岁至82岁两度在此居住（中间谪新疆）。纪晓岚去世后，其后人将宅子售出。20世纪20年代北洋政府议员刘少白曾居住该处，时称“刘公馆”。

　　刘少白1883年出生于山西省兴县黑峪口村，青年时期入山西大学堂攻读法律。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刘少白在革命新潮的冲击下，开始接触马列主义。

　　1928年，刘少白应老同学温寿泉之邀，担任河北省建设厅秘书主任。当年9月，他举家迁往北平虎坊桥60号，租赁下了纪晓岚故居的第三进院，居住于此。

　　刘少白的大女儿共产党员刘亚雄，在促成刘公馆成为中共地下党秘密联络站上起了关键作用。1926年刘亚雄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从莫斯科回国后便投身到上海的革命事业中。20多岁的刘亚雄及其共产党战友，为追求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种种义举，深深地打动了原本就追求进步的刘少白。在刘亚雄等共产党人的日益熏陶下，刘少白对革命事业更为理解和支持。

　　1931年2月，中共河北省委在天津重建，刘亚雄任秘书长，其丈夫陈原道任组织部部长。为便于开展地下工作，刘亚雄建议将北平自家住所作为秘密联络点。在刘少白的同意和支持下，中共河北省委批准将刘公馆作为秘密联络站，负责接待河北省委和北平市委负责人，保存中共中央划拨给河北省委的经费，分转河北省委和中共中央之间的秘密信件。从此，刘公馆为北平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增添了一抹靓丽红色，成为中共中央和河北省委之间的“交通”枢纽。大量共产党人开始在北平侦缉大队特务们的眼皮底下秘密活动，把党的地下工作延伸到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大城市。

　　1931年4月，中共河北省委在天津召开秘密会议时，因叛徒出卖，陈原道、刘亚雄等省委负责同志被捕，刚组建的河北省委遭到重创。面对突如其来的危机，中共中央决定在北平再组河北省委，继续把刘公馆作为秘密联络地点，并请刘少白帮忙营救。得知陈原道、刘亚雄等共产党员被捕后，刘少白立即筹集了2000块大洋前往天津，并同中共中央先后指派在北方开展情报工作的胡鄂公、杨献珍等人设法取得联系，共同实施营救。

　　不幸的是，1931年6月，在北平成立不久的中共河北省委又一次受到重创，省委多名负责同志被捕，叛徒很快供出刘公馆这个秘密联络站。最终这次营救活动失败了，陈原道、刘亚雄等人没能获救。

　　敌人还布下便衣宪兵“蹲坑”，准备“扩大战果”。杨献珍因不知秘密联络站已暴露，着急去刘公馆寻找刘少白之时被特务蹲点逮捕。刘少白二女儿刘竞雄趁宪兵不备，从墙上撕下一张纸，偷偷写上“家中出事，千万勿回”几个字，乘厨师送晚饭的机会，转给刘少白的朋友、邻居王子才。王家连夜派人将消息送到天津国民饭店，交给了刘少白。刘少白见到纸条，久等不见杨献珍前来接头，便立即离开天津，前往大连，后来辗转到山西大同。此后，刘公馆作为中共北平地下党秘密联络站的使命就告一段落了。

刘公馆（纪晓岚故居）内景

　　刘少白与中国共产党的缘分，并没有因为刘公馆不再是秘密联络站而结束。后来在党组织的积极营救下，1932年陈原道、刘亚雄等人获救出狱，1936年杨献珍也被释放。

　　抗日战争爆发后，与王若飞等共产党人共事多年的刘少白，更加坚信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唯一希望，于是，他郑重地向党组织提出了入党要求。1937年8月初，由王若飞和安子文介绍，刘少白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便于工作，经刘少奇批准，刘少白为秘密党员，组织关系直接与王若飞联系。

　　1938年6月，为接上党的关系，刘少白第一次到革命圣地延安，并见到了敬仰的毛泽东。

　　新中国成立初期，刘少白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山西省政协副主席。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有篇写于1948年的《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的文章。文章提到两位开明绅士，一位是陕甘宁边区的李鼎铭，另一位就是晋绥边区的刘少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