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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内,有这样一面旗,白布正中上写着一个苍劲有力的“死”字,左右两行则写着这样的几行小字:

  右边:“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分上尽忠。”

  左边:“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分。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

  这面“死字旗”是何人所写?它的主人是谁?背后又凸显了怎样的家国情怀?

  1937年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设立总指挥部,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

  红军改编,意味着从此要跟昔日的敌人成为友军,穿一样的军服,戴一样的军帽,举一样的军旗,与国民党军队一同抵抗外敌。

  刘志青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从武器装备上来讲,八路军在当时的中国军队中装备不是最好的,人数应该说也不是最多的,但是部队战斗力是最强的。为什么?因为它是红军的主力部队改编来的,部队的战斗精神是最顽强的,部队的作战意志是最顽强的,部队的组织领导是最有力量的。

  中国共产党的民族义举和全国军民的抗日浪潮,汇成推动国民党走向抗日的历史洪流。面对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国民党终于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由妥协转趋强硬,决意共同抗战。

  这面“死”字旗的主人是一位名叫王建堂的川军士兵。全国抗战爆发后,王建堂的父亲亲笔书写下此旗,愿其 “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以死志送别爱子,鼓励他为国尽忠,奋勇杀敌。

  像王建堂一样的爱国将士还有很多,此时,中华民族已经团结起来,全国各地也掀起了空前规模的反日浪潮。

  学生、工人及全国各界愤然而起,纷纷组建抗日救亡团体进行抗日鼓动宣传、发动群众支援前线。

  海外华侨第一时间在世界各地组织起华侨筹赈会,向国内捐款捐物。

  各地青年侨胞组建起战地服务团决死队、救护队,不畏牺牲,跨海归国,奔赴战场。

  也是在8月22日这一天,中共中央在洛川冯家村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

  洛川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明确指出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在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抗战。

  洛川会议结束后,八路军各部分别举行出师抗日誓师大会。华北战局危急之时,八路军不待改编全部就绪,即东渡黄河,挺进抗日前线。 

  而就在此时,日军的铁蹄已经踏上晋北。

  9月20日,板垣征四郎率领号称“钢军”的日军第5师团一部向平型关进发。为配合国民党军作战,八路军第115师主力向平型关急进,准备予进犯之敌以打击,以稳定华北战局。

  刘志青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第115师的装备主要是步枪、手榴弹,机枪都很少,而且子弹又很少。那么这样的劣势装备要对付日军,必须要选择优势地理地形,打日军一个伏击,打它一个措手不及。

  9月24日夜里,八路军战士们冒雨设伏于平型关东北公路两侧山地。25日清晨7时,敌军全部进入伏击圈,战斗正式打响。

  八路军利用有利地形对日军发起猛烈攻击,当日军陷入混乱之际,八路军迅速将敌军包围割裂,与敌展开白刃格斗。战场上,第115师的战士们,前仆后继,奋勇杀敌,直至胜利。

  根据洛川会议的决定,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着重向敌后实施战略展开,发动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开辟抗日根据地。根据地的人民群众抗日热情高涨,积极支援前线,救治伤员、掩护部队,成为人民军队抗日的坚强后盾。

  岳思平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从1938年10月就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后,一直到1943年的夏秋之交,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抗击着关内日军的58%至75%和90%以上的伪军,逐步成为全国抗战的主力军。

  随着抗战形势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逐渐成为抗击侵华日军的主战场,同时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亚洲主战场的中坚力量。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广大军民,成为坚持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在艰苦的斗争中积蓄力量,完成了最后的全面反攻。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终于取得全民族抗战的最终胜利。

  如今,战火中被损毁的宛平城墙已经得到修缮,但日军留下的墙痕弹孔却被特意保留了下来,八十多年后依然清晰可见。这些战争留下的疤痕,无言地诉说着那段伤痛的民族记忆。

  从七七事变肇始,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从那时起,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冒着敌人的炮火共赴国难,千千万万爱国将士浴血奋战、视死如归,各界民众万众一心、同仇敌忾,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首感天动地的反抗外来侵略的壮丽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