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解读十八大党章修改

 　　反腐倡廉要解决党内的消极腐败问题，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网友】：请问石老师，十八大报告提及了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这“四大危险”，对此你是怎么看的？在党章上有没有更加明确“反腐”的重要性？

　　【石仲泉】：四大危险，这是去年的七一讲话首次提出来的，应该说这是正视现实，一方面我们要充分的看到，党的建设在这些年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阶段性的成果，也非常的显著，很多贪腐案件，都解决了。这是我们要看到的。 但是，只看到这一面是不够的，还要看到，的确，大案要案这样的高发势头还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老百姓对于防腐倡廉还有很高的期望值，对反腐败的斗争也希望取得更大的成果，所以和期望值比较，和老百姓的期待比较，还是有相当距离的。我觉得这次十八大报告直面了这个问题。一方面对主要成就充分肯定，另外一方面对存在的问题也不回避。所以，这样一个四大危险，还是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提出来的。 在党章修改里头，也把防腐倡廉的问题，也写得比较充分。今天习近平讲话的表态，也讲了一段，这是老百姓很重要的期待，你要解决防腐倡廉的问题，大家存在的一些问题，这是历史的重托。所以，这方面我想中央对这个问题是非常的重视，十八大报告对这个问题也讲得是非常充分的，党章修改对这个问题也是很充分的。这里面特别突出了坚持种族主义特色的反腐道路，我觉得这一点也很好。据说我们的腐败问题，要继续的坚持下去。各国的国情不一样，有不少同志提出来，是不是要照搬西方的模式来搞防腐倡廉，西方有西方的特点，有西方的国情，我们国家有我们国家的国情，恐怕跟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一样，也要开拓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反腐道路，这样才能真正的解决问题。因为，毕竟是13亿人口，毕竟是有8200多万党员的这么一个大党，这个国情一定要充分重视。结合这样的国情、这样的党情，从这样的实际出发，我们的反复倡廉才能取得有效的成就。一方面把党内的消极腐败问题解决，另一方面，又能够真正使我们党保持它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这是一个问题两个方面。这方面对它的重要性，报告是讲得很透的。但是，这个问题不是一个说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怎样实践、怎样贯彻落实的问题。归根到底还是一个制度建设的问题，一定要加强这方面的制度建设。才能使我们期待的反腐斗争取得更大的成果，人们才能得到更加满意。我相信新的一代领导人，他们没有多少牵挂，没有多少连累，会作出表率的，会在这方面加大力度，会给老百姓满意的答卷。

　　【网友】：请问石老师，你怎么看待理论创新这回事？每一代领导集体都要创造或总结一种新的理论，是否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还需要继续完善？

　　【石仲泉】：这个问题要这样来看，它没有一个现成的模式，也不是说时间不需要，人为的另要去造一个什么东西来，我觉得这样看问题不合适，还是实践在先、总结实践经验之后才能概括出理论，不是理论在先，后来去按照实践去找答案，来验证，我觉得不符合实际的发展。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来讲，都是以实践在先，有这样一个实践的需要，在理论上加以新的概括，来指导实践的发展，才能检验社会当中的问题。比如说，从十六大以来，2003年提到科学发展观，尽管有很多理论创新的东西，但是作为科学发展观这个层面、这个高度来讲的，十八大也只肯定了一个科学发展观，其他的都统筹在里面。在十八大，把科学发展观提到指导思想后，也并没有再去加一个深入贯彻落实什么，并没有根据前面一种模式，一定要造一个需要深入贯彻落实，没有呀，这说明什么？这说明经过这些年的理论创新，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来说，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它已经把目前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问题都做了明确的科学回答。目前还没有感到不够用，还没有感到这个迫切性。什么时候有了这个需要，那在什么时候再去来琢磨在理论上怎样来回答这个问题。现在没有这个需要，所以，不能预测再到十年以后，我们还要提出什么新的理论观点，我觉得这是不符合历史发展，现在无法预测。也许十年以后，会有新的理论发展。现在这些东西还继续管用，不会提出什么新的东西，要看实践发展来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因为前几年到这次十八大提出了这么多的理论创新的问题，而且提出科学发展观，因此到了什么什么时候，它一定会有一个什么新的出来，不能这样来考虑这个问题，还得从实践需要来看，实践的发展，时代的进步，科技的创新，我们目前作为指导思想这些理论创新、理论成果，管不管用，能不能回答这个问题，能回答了，不一定有新的东西出来。觉得还有很多概括不进去了，还需要一个新的东西来补充的，到那时候，我想会有这样的理论创新来回答这个问题的，那时候再与时俱进。因此，这个时候不能主观臆断。